当前，我国城镇化进入品质优先发展阶段，城市发展着力提升城市环境质量，追求城市发展品质。城市发展品质应侧重于居民日常生活中精神层面的文化功能需求，营造良好的家园氛围，即社区文化建设。而文化功能与氛围的塑造需长期积淀与培育空间韵味。城市老旧社区物质文化内涵丰富，地方性特征明显，是社会网络的集聚地，因此，基于地方资源禀赋的社区文化建设对社区自身资产价值的提升实施性较强。以桂林市八角塘片区城市设计为例，通过对其现状资产分析与设计语言转译，寻求社区文化功能建构的路径与方法。

学术界当前对“社区资产”无统一界定，通常认为社区资产是从社区本身出发，包括可利用的有形物质资产，如自然资源、人工设施等；可利用的无形资产，如社会资源、社会网络关系和社区成员能力等。

根据城市社区资产特征，可将社区资产分为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有形资产即物质资产，包括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如街道、建筑与建筑组合空间、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自然山水及其结构关系等，其具备独特与不可移动性，是社区资产物化、显化载体，其功能结构与关系梳理是社区生长与发展的基础资产。无形资产包含个体资产、社会资产、文化资产3种类型：(1)个体资产指社区成员的个体能力，如技能、天赋、身份、价值观念等；(2)社会资产指社区成员关系与社区组织、网络关系；(3)文化资产指社区的文化载体、文化事件与记忆、社区意向等。

城市社区具有地方特有的物质空间形态，凝聚着集体生活方式与人文特质，对凝聚社区情感、体现地方性与城市发展历史有着重要作用。

1）物质层面城市社区仍延续传统街巷空间肌理、历史建筑、自然环境等，虽在城市快速发展中很多片区功能已碎片化、低质化、低效化，产生大量闲置与消极空间，但仍与居民生活密切关联。

2）精神文化层面城市社区经历时间的洗礼后，空间构成物是人非，但历史中文化故事、传奇人物、美食习俗等仍在延续。历史、山水文化与人文气息在各自社区空间上构成了社区独特气质。

3）行为制度层面城市社区的居民多为当地年龄较长的群体，他们是地方集体生活方式的典型代表，也是地方风俗习惯的传承者，有鲜活的时代烙印。

社区文化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与社会历史条件下，社区成员在社区社会实践中共同创造的具有自身社区特色的精神财富及其物质形态。社区文化本质上是家园文化，是群体组织文化之一，具有社会性、开放性和群众性的特点，是社区内物质、制度及心理文化的统称。

就社区文化建设的对象而言，社区文化应涵盖所有社区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与功能文化，从而拓展到邻里关系、文化认同、社区精神、社区意象等领域。行为文化是通过居民生活与聚集方式、社区团体组织与其活动、邻里关系等形式展现；制度文化是通过社区规范与规章制度体系表现出来的文化形式；环境文化是通过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文化，由社区感知的有形物质实体组成；功能文化是社区各类文化设施，如图书馆、展览馆、生活剧场、文化活动中心等有文化活动氛围的配套设施。

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传统的睦邻文化逐渐消失，社区逐渐进入“陌生人时代”。在过去几十年，社区文化建设主要依托政府部门，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机制来开展，因住区开发建设与社区管理机构的营利性、市场导向性，使社区功能文化配套不足、制度文化缺乏互动性、居民缺乏参与主动性，故环境文化地域性与空间品质性特征不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凸显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1993年，John Kretzmann和John L.McKnigh提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资产为本的社区更新理念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推广和运用。2006年6月约翰·弗里德曼在第3届世界城市论坛上提出基于城市资产内生性发展是城市发展可持续模式。2008年文军等提出资产为本的社区发展模式在加强社区融合与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方面均有成效。张杰提出文化复兴不应只是高雅文化，还应关注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的文化，应转向日常生活。1994年我国台湾地区依托“人、文、地、产、景”的社区资源共同体，使各地方社区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化特色。赵静通过对上海、青岛、济南三地已建成的社区文化中心资产分析，挖掘社区资产为社区文化发展提供新的路径。黄瓴遵循“资产为本”的理念，从空间文化路线建构和治理2个层面探究社区资产激活和社区力量培育的微更新路径。

社区资产是社区存在的基础，大多社区资产基于社区与城市层面未呈现出其效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居民迫切希望提高居住环境质量，但对老区寄托情感而不忍搬家。据调查，其矛盾在城市老城区社区居民中更加显著。故基于社区资产集体效益的发挥，“资产为本”的社区文化功能建构是因地制宜的城市更新路径。

“资产为本”理念下社区文化建构的核心为挖掘社区资产价值，激活社区资产，并将其有效转化为社区文化功能。需深度调查社区，挖掘与梳理社区有形与无形资产，通过合理的规划设计方法进行策划，转化为社区各类文化功能，激活资产，带动社区持续发展。

掌握社区不同的个体能力、资源优势与多种组织，依托社区各类资产，定期举办不同类型的社区活动，推动社区居民建立良好关系，提高社区凝聚力与居民主动参与度，共同参与社区治理，形成邻里守望的氛围。如基于兴趣爱好形成的社区组织，个人才能建立的教习小社团，可增加居民交往的机会，使其在娱乐氛围中通力协作。

由社区更新的经验得知，仅依靠政府、第三方等外力作用，社区更新难以形成持续动力，社区最基本的运转和发展动力应是其自身的行动力，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社区更新缺乏公众参与自发性和对社区资产价值的肯定，无法独立推动社区更新与持续性发展。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仍需借助外部力量推动与帮助，政府、社区、居民和第三方合作共建，发挥各自作用（见图1）。政府各部门和街道基层应充分履行服务职能，积极扶持具有历史文化与资产价值的社区，除建立有效政策与制度外，还应打造多元资助体系，如慈善机构设立基金、营利性企业入驻等资金扶持方式激活社区有偿服务功能；为社区更新提供持续的资金支持，如设计院、高校研究所等机构公益性专业技术力量资助等方式，以此通过外部多元主体合作扩大并带动社区资产价值的发挥，激活社区内在动力，构建“资产为本”的社区可持续发展规划方案与管理机制。

2017年桂林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成为国家“城市双修”试点城市之一，政府成立“城市双修”工作小组，深入实施“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掘桂林文化的价值”，为城市老城区社区更新提供良好的政策背景。八角塘片区位于桂林市核心片区北部，处于叠彩区的伏波山、叠彩山与独秀峰之间，西临桂湖，北抵木龙湖，东达漓江，南达靖江王府，有着优越的交通区位条件与丰富自然的环境资源（见图2）。八角塘历史可追溯到宋代，曾于宋代兴建了桂林最早的官修综合人工园林八桂堂，是商贾、文人雅士云集之处，也是林半觉、郁钧剑等名人居住之处。明代之后，八桂堂已不存在。进入民国后，八桂堂水体逐渐被蚕食，如今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周边乱搭乱建现象严重，空间品质低，八角塘片区正面临城市转型发展与更新的机遇。因其区位与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等优势，桂林市规划局委托桂林理工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小组展开八角塘片区综合工作，该项目运用“资产为本”的社区更新理念，梳理社区资产，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建构社区文化功能，有很强的适宜性。

目前八角塘片区周边旅游资源丰富，是靖江王府历史风貌区文化旅游延展区域，除妇幼保健医院、军事用地、周边少量的办公用地、商业用地外，基本为居住功能所覆盖。社区内部资产丰富，但功能效用和社区关系较弱，空间低质化、碎片化较严重，内部资产综合效用低，各功能区与周边区域之间缺乏有机联系。

“资产为本”理念的核心目的与更新方法是为社区资产赋能。基于城市历史文化功能彰显与特色塑造，社区赋能重在社区文化功能建构与重组上。如八角塘片区八路军办事处，原是“万祥·坊”，后由中央南方局租用，在抗日战争期间发挥过重要作用，现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实际运营上未发挥效用，开馆时间有限，到访者极少，且完全孤立于社区之外。社区另一角，伫立着李忠仁原配夫人李秀文故居，是座带庭院的2层外廊式砖木结构建筑，青砖外墙，传统坡屋顶覆盖着小青瓦，凝结着许多故事，具有文化意义，是桂林市文化保护单位，当前完全孤立于社区中，全年呈封闭状态，无法发挥效用。再如社区中部的八角塘，经历千年历史长河，曾是官府驿站、商贾、文人雅士集聚之地，虽现已沦为臭水塘，但其历史文化价值仍留存于桂林人心中，郁钧剑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到想要回到八角塘重建故居。项目通过重置必要历史建筑资产功能、修复环境精细化设计及八角塘生态环境与打造空间文化主题，赋值具体设计手法与文化功能，疏通街巷空间，串联社区内外必要资产空间，从而达到资产的价值再现与资产空间的有机关联，提升社区资产的文化功能性、氛围感、集约性和绩效，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彰显地域特色，具有极高实践价值（见表1）。

在社区更新过程中，除对物质与文化资产挖掘与激活外，需依托政府、社区、第三方设计机构引导与培育，通过多种形式，鼓励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提高公众关注度与凝聚力，形成持续性社区治理组织模式。在八角塘片区更新实践中，政府与街道主动联合大学研究团队，与街区居民、组织团体、产业代表沟通协作，各方作用均得到体现。

社区更新与文化复兴是当前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相较城市宏观政策与前期粗放式发展，切实回归人本，满足各阶层群体的需求，让居民感到体面与满足。“资产为本”的社区文化功能建构采用因地制宜的方法，理清社区资产，重组社区资产价值，适应现代城市与居民日常生活发展需求。在其过程中，政府机构作为社区更新的发动者，调动市场与社会资源搭建协同平台，依托社区资产禀赋，制定更新策略与文化功能建构方法，同时依靠社区各类组织、社团与治理政策，形成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途径，进而探索城市社区可持续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