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后，我国经济仅次于美国跃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国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可支配收入越来越高，但城乡差距并未缩小^[1]。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城乡居民收入快速增加，但城镇与农村的人均收入差距不断增长。如表1所示，2011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21810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是6977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14833元。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拉大且增长速度也存在差距。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1980年的478元增长到2011年的21810元，增长近45倍，年均增长率约19.58%。同时，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从191元增长到6977元，增长近36倍，年均增长率为17.35%。显然，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快。

2011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14833元，而苏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16017元，两者差1184元。但到2018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24634元，而苏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31061元，两者差值增长到6427元。仅过7年，2018年的差值约达到2011年差值的5.4倍（见表1,2）。

收入水平直接影响消费水平，而持续增长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间接引发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不断增长。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呈长期增长趋势。1980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差距是318元，而到2012年，差距增长到10766元。

2013年前，苏州地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几乎都比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小，然而自2014年，这一状况扭转，苏州地区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超过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且两者差值越来越大（见表3,4）。

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二元化问题由来已久。相较农村居民，城市居民享有种类更多且品质更高的公共服务^[2]。在义务教育方面，我国财政教育资金在城乡分配极不均衡，农村教育经费远少于城市。我国农村中小学生的数量是城市的好几倍，而其教育经费占比却仅有38%。在医疗卫生方面，据卫生部基层卫生和妇幼保健司的有关资料统计，仅有20%的卫生资源用于农村地区。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化明显。以乡村养老保险制度为例，近年来，尽管大多数农户被纳入保障体制内，但农村基础养老金的每月发放金额非常少，农村养老保障问题仍未得到根治。统筹城乡发展以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虽已逐步建立，但其供给水平远低于城镇。

国家高度重视城乡非均衡发展对经济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自“十六大”以来，先后制订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改变此局面^[3]。从历年政策演变看出，工作重点从突破城乡二元结构至推动城乡一体化进而到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方向和实现途径越来越明朗。

苏州早期靠自发的乡镇民营企业发展成为全国经济重镇，其城乡差距是全国最低之一。随着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外部资本不断涌入，相较乡村，城市开始逐渐吸纳更多生产要素，苏州城乡差距在外资经济的发力下逐渐拉大^[4]。1992—2002年，苏州城乡居民收入的比值从1.3上升到约1.8，自2007年开始，两者之比长期在2.0左右徘徊。此外，城乡差距在环境恶化、增量空间受限、产业结构转型等问题影响下加剧。

城市化看似是城市吸纳周边村镇人口和非农产业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教育设施（中小学）、医疗卫生设施（医院、卫生所）、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集聚城市的过程。承载各类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的公共资源是城市与乡村差别最大之处。基础设施与市政设施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明显落后于城市，公共服务的配置以城市为核心而远离乡村。农户更愿把孩子送往县城甚至大城市的学校，更愿带老人去大城市的医院看病，希望享受大城市的各种便利。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与乡村重视经济发展，依托自身自然资源或良好的区位条件，但实际上，多是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故环境恶化问题屡见不鲜。当意识到要治理环境时，也是从更先进的城市开始，乡村环境问题反而被忽视。苏州乡村在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层面明显落后于城市，常能看到被乡镇企业及农业养殖污染的河流水塘。水体污染直接导致耕地污染，可耕种面积减少；空气质量下降，灰霾天气占比明显上升。此外，化肥和农药使用不当造成的环境污染也不容忽视。

农民并不能自由地将以土地为代表的产权带入市场流转。农业要素向城市流转的不通畅性阻碍了城市化发展，同时也间接损害农民权益，目前，虽能将宅基地住房、集体资产的所有权转化为工商企业的股份合理运转，但此部分股权的运作、变现、分红仍处于起步阶段，工商企业因逐利性而将风险转嫁给农民从而使农民无法及时获得足额流转费用、资产分红或收回土地。

重点打造以苏州主城为依托，周边县市和乡村建设协调发展、产业和乡村融合发展的格局，构建优势突出、合理分工、功能互补的和谐城乡体系^[5]。如：处于核心位置的姑苏区特点是毗邻古城，连接新城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布局上应注重保护传统风貌，疏解非核心功能，梳理交通，构建历史风貌展示区；老城西侧的高新区特点是青山入城、临河新市，布局上突出其山水特色，串联各功能片区；老城东侧的工业园区是现代新苏州城市风貌及特色鲜明的滨湖空间，其布局主打生态低碳、功能整合；老城北侧的相城区是河网密布的生态休闲宜居城市，其布局策略是构建明确的产、城、人融合核心，梳理水网，打造国家高铁枢纽门户；吴中区的自然山水格局鲜明且水乡宜居特色突出，其布局策略是加强生态治理、显山透水并积极融入、服务古城；吴江区是河湖密布、苏城南部的门户之城，布局策略是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优势以保护湖荡、打造太湖新城；周边县市乡镇融合江南水乡镇村风貌、自然人文景观与传统建筑技艺，布局策略是依托良好江南水乡自然生态基底与民营经济的坚实基础，延续历史文脉、保护传统风貌、彰显地域特色。

自2003年，苏州GDP一直位列全国前十，2019年，苏州GDP总量攀升至1.95万亿，位居全国第七，是前十名中唯一的地级市。基于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结合苏州历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走向，苏州开始由工业化中期向成熟期转变。国际经验表明，后工业化城市由于自身资源瓶颈的约束与国外市场容量的限制，传统发展模式面临土地、空间、能源等方面的局限而无以为继，推动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和转型已迫在眉睫，城市急需转向强调发展质量和效率的内涵型发展模式。

经济强盛的核心是产业强盛，增强产业“造血”功能以推进产业发展融合进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6]。

1）苏州主城着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提高并改进目前的优势传统产业，培育企业创新能力，推动技术驱动发展模式并且扎实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尤其针对苏州本地乡镇民营企业；发展以纳米技术、生物医药和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优化苏州“两轴三带”产业布局，凭借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及建设通苏嘉甬铁路和沪苏湖铁路等重大项目机遇，加快完善苏州轨道交通网络并打通与沪浙交接的断头路，以在更高层次对接上海与长三角腹地。同时借助沿江沿湖优势，以商务会议、文化休闲、创意独家为重点，外迁高排放高污染的制造业。

2）周边村镇依托主城辐射带动作用和自身禀赋推进产业发展(1)调整产业布局构建将城市生产要素向乡村流转的体制机制，以城市产业反哺农村产业，在农村广大腹地布局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导向型产业，从而活用农村本地资源和人口红利，既将非科技研发的中下游产业从城市疏解至乡村以解放城市，又降低生产成本，提供更多岗位，给农民创收增收；(2)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农业发展方式由原来的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充分发挥农民的能动性，全方位提升农民自主性、创新性，走高质量发展的道路；(3)促进三产融合发展将多种产业与农业融合从而延伸产业链及价值链，如精加工业、物流业要与农业融合，教育业、康养业、娱乐业要与农业融合，吃透“两山理论”精髓，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充分依托环境发展经济，而非在发展经济的前提下保护环境，将新型技术与农业高度融合，培育“互联网+”时代下的智慧、创新农业^[7]。

在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推进公共服务融合，激发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综合布设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涵盖居住、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全面支撑增长人口的服务需求：(1)住房方面加快推进旧房改造，鼓励建设各类公共租赁住房及保障性住房，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弟享受城市住房保障制度的优惠；(2)教育方面按照住区及人口规模充分配置教育资源，重视学校选址，重点解决务工人员子女的就学难题；(3)医疗方面提升公共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水平，优化布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让务工子弟均能被城镇医保覆盖；(4)社保方面加强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务工子弟享受企业职工社保，合理布局并建设基层社会福利、救助、养老设施。

衡量城乡居民生产和生活环境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故苏州要加大农村基建支出：(1)构建交通体系加快推进“国省干线”“镇镇有干线”公路和交通枢纽场站的建设，改善县城和乡村交通条件，大力推进乡镇公路改造，增设公交客运站点，以实现城市与乡村的交通设施无缝衔接；(2)完善生活设施加强供水设施、雨污水设施建设，落实垃圾分类与回收利用，加强垃圾处理厂建设；(3)发展智慧乡镇将物联网、互联网与乡镇结合，使最新的技术信息最快到达全村每户，同步推进扶农助农电子商务建设，在村镇当地设点办公，促进城市技术、资金流入乡村，乡村产品流入城市。

苏州切实统筹三生布局以推进村镇生态文明建设：(1)构建融合互补的城乡生态治理体系不断调整公共政策着力点，推动生态资源在城乡间合理配置，促使城乡居民便捷使用公共产品；(2)推进城乡环境共治平衡配置城乡之间的生态、环保资源，加强治理乡村污染的责任感和自主性。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城乡关系必须由城乡一体化迈向城乡融合发展。苏州作为长三角面向世界的重要城市，需直面当前城乡融合发展中的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公共资源供给不平衡、农村环境质量下降等棘手问题，站在城市反哺农村，带动农村、城乡两者融合互补的角度，从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入手，开展全方位深入调整与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