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国城市居住区形态发展来看，由传统里坊制的封闭到街巷制的开放，再从新中国成立后单位大院至“社区制”的封闭，这一系列历史变革体现了我国城市居住区形态的复杂性。在2016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实施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到加强街区规划和建设，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2018年12月1日起实施的GB 50180—2018《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明确规定建设以居住街坊为基本生活单元，同时限定居住街坊规模和尺度，外围是城市道路，对接“小街区、密路网”，落实“开放街区”和“路网密度”。《标准》的出台进一步落实了《意见》的实施，为开放街区式住区的建设提供具体的指标依据。《意见》与《标准》的出台，表明政府对推广开放街区的态度和立场。开放街区作为新型社区形态，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热点。与封闭社区相比，开放街区在激活小区内部交往活力、缓解城市交通压力、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等方面具有一定助力，同时发挥共享集约功能，激发街区活力，建设环境优美、以人为本、高效便利的街区，进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空间品质。

封闭社区的发展具有历史延承性，且能满足居民对安全性、私密性及社会心理的需求。居民对开放街区相关规划的接受度如何，政策推动下的开放街区建设是否符合居民利益，如何在政府规划与居民等利益相关者之间取得平衡，进而提升开放街区建设的可行性，并如何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均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开放街区规划理念的不断完善与落地，尤其是2016年相关政策出台后，关于开放街区的研究在我国呈逐渐增长的趋势。在相关研究中，开放街区对城市规划与管理的意义得到充分研究论证。杨保军^[1]提出开放街区具有规模较小、街道功能相对综合、交通组织较开放的特点，体现出经济、社会及环境三方面的意义，并对我国街区的发展脉络及应对开放街区的举措进行梳理，指出开放街区的实质是把街区尺度变“小”，街区变小将给城市带来深刻、系统的影响，对城市面貌、城市体验等带来很大改观。

大量学者对开放街区的可行性进行研究论证。针对建设开放街区现存问题，如“大地块、宽马路”的路网体系、“推光式”的改造模式等，部分学者从道路交通、住宅建设、资源共享等角度出发，提出相关建议与可行路径^[2,3,4]。也有学者通过总结开放街区理念的设计和特点，认为灵活的街区模式更适应未来的都市生活，虽然这一理念是一种有益尝试，但把西方开放街区理论简单引入我国，忽略本国国情的城市规划与社区发展并不可取，我国街区到底应该开放抑或封闭，其规划离不开公众参与和公共利益^[5,6]。

从现有研究来看，“开放街区”建设具有一定可行性，对居住区规划建设也具有现实意义。但在封闭社区的解构与空间、心理的双重建构过程中，面临新的问题，其中包括政策发布与实施困境、居民诉求未得到重视与解决，与此同时，政府规划与居民利益之间也存在一定矛盾。针对规划面临的新问题，从居民角度进行的研究较少。居民作为街区的核心参与主体，对街区到底开放或封闭具有较大话语权，而基于“居民态度”“居民接受度”的角度出发对开放街区的研究并不多见。

居民更倾向开放街区还是封闭社区，可归结为其认为何种社区形态更宜居。为讨论社区环境对居民感知的影响，在借鉴可防卫空间理论及国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设计出居民对社区评价的基本要素。可防卫空间理论的核心议题是通过环境设计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可总结为安全感、私密感和领域感，这是居民对社区宜居的基本要求^[7]。侯利文^[8]认为邻里、不同社区间的居民社会距离具有讨论价值，社会距离作为社会心理层面的1个变量也被纳入讨论。杨春等^[9]在对我国开放街区的研究中提到街区制的经济效益问题，在实践调研中发现社区商业活动对居民有一定影响，因此将商业机会纳入考量。因此，本研究从安全感、私密感、领域感、社会距离、商业机会等5个要素讨论居民对社区的评价。

1）居民对开放街区很大的顾虑在于安全问题。大部分居民认为，当社区围墙被拆除后会削弱对外界不安定因素的防卫，安全感的匮乏成为接受开放街区的阻碍。居民对社区的安全感越高，越有可能接受开放街区，因此作出如下假设：H1居民安全感与开放街区的接受度呈正相关。

2）社区开放的另一个问题是居民隐私问题，在封闭社区中，楼栋所在位置、楼层高低等对居民的私密感有不同影响。靠近街道的楼栋、较低楼层的居民私密感较低，这部分居民对社区开放的意愿也较低，因此作出如下假设：H2居民私密感与开放街区的接受度呈正相关。

3）领域感指居民对社区空间的占有感、归属感，社区环境、内部资源的对外开放程度是重要因素。当社区开放程度提高，社区内的领域会逐步转变为公共资源并削弱居民的领域感。领域感越高的居民越抗拒社区的开放，因此作出如下假设：H3居民对社区的领域感与开放街区的接受度呈负相关。

4）社会距离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频率、质量等影响，封闭社区的社会交往仅限于社区内部，而开放的街道更利于街区人群的交流和组织，因此与邻里交往和睦的人群更容易接受开放街区，因此作出如下假设：H4居民社会距离与开放街区的接受度呈负相关。

5）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社区商业为居民就业、创业创造机会，在为居民增加收入来源、提供生活服务、提高生活质量方面起到较大作用。开放街区的商业机会一般大于封闭社区，在商业机会较多的社区，居民受惠于开放的程度更大，因此作出如下假设：H5社区商业机会与开放街区的接受度呈正相关。

此次研究的调查样本来自广州市泛六运小区内的居民，泛六运小区指现在的六运小区、体育东小区、体育西小区和育蕾小区所组成的开放街区（见图1）。泛六运小区现有167栋楼，总户数4393户，绿化率30%,4个小区在地理位置上集中连片，组成天河体育中心的南部居住区。这4个小区原是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举办之际修建的“运动员村”，存在高度共性，与开放街区特征吻合。从泛六运小区发展历程看，其边界的开放很大程度上受区位条件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天河南商业街的发展消解了小区边界，住改商的普遍发展与商圈形成业态与优势互补，使部分居民享受商业机会带来的收益，但其数量占少数，多数居民的居住品质受到门禁开放与商业活动的负面影响^[10]。因此，探索如今泛六运小区居民对开放街区的态度具有一定合理性。

此次研究采用实地观察法与问卷调查法调研泛六运小区的居民对开放街区的态度并进行资料收集，在正式调研阶段，通过实地配额抽样共派发600份纸质问卷，剔除部分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570份，有效回收率为95.0%，其中男女比例为44.9∶55.1，样本来自六运小区、体育东小区、体育西小区和育蕾小区的比例分别为29.8%,28.1%,24.9%,17.2%。

本研究将泛六运小区居民对开放街区的态度分为个人心理和社会层面2个维度，在对可防卫空间等相关理论进行修正后，划分出安全感、私密感、领域感、社会距离及商业机会5个二级指标，通过实地观察将二级指标细化出对应的三级指标（见表1）。

此次研究采用哥特曼量表与李克特五级量表，其中李克特量表从1～5中选择对应数字进行打分。调查问卷回收后按照事先设定的编码录入Excel2016，并使用SPSS23.0对正式调研得到的570份样本进行描述统计，使用AMOS23.0进行模型构建及假设检验。

通过SPSS23.0得到Alpha信度系数为0.832，说明量表的信度可以接受；得到结构效度为0.830，说明结构效度高，此外全部量表指标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00，说明测量模型满足标准要求。

根据哥特曼量表计分规则，该量表的得分区间为0～15分，有效得分为0,1,3,6,10,15。筛选出误差项目216个，再现系数R为0.924>0.900，认为该哥特曼量表具有信度，因此通过检验。

由表2可知，居民对开放街区接受度的态度得分中值为3，说明整体呈现较低的接受度。众数为0，得分为0的样本占比23.7%，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对开放社区的接受度极低，倾向于实施严格的门禁制度。从其他数据看，得0～3分的样本占58.6%，超过半数居民对开放街区呈低接受度，仅允许特殊外人出入，不允许外部人员随意进出。得分为6可视为一个分界，“允许任何外部人员自由进出”意味着有较大接受度，其样本占比20.5%，说明部分居民对开放社区的接受度到达对外开放层次。得分超过6分的比例只有20.9%，说明小部分居民有较高接受度，允许外部人员与车辆自由进出。而得满分15分的样本即完全的开放街区接受者仅有5%。居民对开放街区接受度的态度得分累计堆图如图2所示，以接受度得分为纵坐标、累计百分比为横坐标画出态度累计堆图，越往左越倾向于封闭式社区，越往右越倾向于开放街区。依据收集到的资料，结合实地调查，允许外部人员随意进出是对开放街区接受度的重要体现，因此以“接受度得分=6”为界，其下方可认为对开放街区的低接受度，其上方可认为对开放街区的高接受度。由图2可知，近79.1%的居民呈现较低接受度；仅有20.9%的居民呈现较高接受度。

从数据分析及分布趋势可知，居民对开放社区的接受度整体偏低，更倾向于封闭或半封闭社区。居民出于安全感、私密感、领域感等社会心理因素考量，对居住小区逐渐开放的意愿并不高。因此泛六运小区作为开放社区，居民对其感知评价值需进一步分析讨论。

根据提出的假设H1～H5，分别与细化的指标和问卷量表建立对应关系，并构建泛六运小区中居民对开放街区态度的理论模型（见图3）。

将检验后的数据导入AMOS23.0中，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对理论模型进行模型拟合，并对初步构建的理论模型进行修正，在删除“人身威胁事件”“住址等私密信息”2个指标及增加残差值之间的相关路径后得到最终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的整体拟合效果如表3所示，从拟合优度指标来看，可认为修正后的模型拟合度较好。

根据修正后输出的结构方程模型所得到的路径系数P值，得到如表4所示的标准化路径系数相关结果。

由表4可知，安全感、私密感及商业机会对居民开放街区的接受度呈显著正影响，可验证研究假设H1、H2及H5；领域感及社会距离对居民开放街区的接受度有显著负影响，可验证研究假设H3、H4。通过对测量模型路径系数进行分析，所有量表和因子之间的负载系数在0.01的显著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说明测量模型有效。

由表4可知，商业机会对居民开放街区的接受度呈显著正影响，路径系数为0.408，即街区商业机会每提高1个单位，居民对开放街区的接受度提高0.408个单位，与安全感、私密感、领域感及社会距离相比，街区的商业机会更能影响居民对开放街区的接受度。

开放街区具有经济意义，商业机会则是其经济意义的体现。一方面，街区拥有的商家数量、商业用地面积、居民从事商业活动的机会均影响开放街区的商业机会，商家数量越多、商业用地面积越大，更有利于街区商业的开发，从而为街区吸引更多客流；另一方面，开放街区的窄街道、密路网能巧妙地延长消费者在街区的逗留时间，提高消费者在街区中的可逛性、消费诱导性。以六运小区为例，其边界的打开也是从天河南一路店铺发展开始，市场经济与商业活动的发展是促使其边界开放的直接动力。商业机会的提升可为街区甚至居民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是提高开放街区接受度最直接的因素。

安全感与私密感对居民开放街区的接受度均有显著正影响，路径系数分别为0.252,0.209，即居民安全感每提高1个单位，居民对开放街区的接受度提高0.252个单位；住宅私密感每提高1个单位，居民对开放街区的接受度提高0.209个单位。

居民安全感与住宅私密感是居民的基本宜居需求，小区的安全性与私密性很大程度上受围墙与门禁的影响。理论上开放街区对小区安全性的提高是有效的：开放街区将街区与街道紧密联系，在“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转化过程中，居民的活动空间扩大，在居民活动积极性提高的过程中，自然监视及“社区眼”对街区的监视范围也随之扩大，可有效预防不安全事件的滋生。但实际是否真正可减少不安全性事件尚未有相关研究证据。

从本研究统计数据上看，安全感与私密感的路径系数均为正数，说明二者的提升对居民接受开放街区有正面影响。在封闭社区发展历程中，“空间私有化”的思想在居民心中根深蒂固，“开放了我就没隐私了”是居民较担心的问题。保证居民隐私不被侵犯、住宅不被陌生人打扰是接受街区开放的前提条件之一；设置更安全智能的门禁系统，使居住楼栋与陌生事物形成一定程度的隔离，从而打造更安全的商住一体楼。

领域感对居民开放街区接受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路径系数为-0.337，即居民对街区的领域感每降低1个单位，居民对开放街区的接受度提高0.337个单位；同理，社会距离对居民开放街区接受度的路径系数为-0.230，即社会距离每降低1个单位，居民对开放街区的接受度提高0.230个单位。

领域感是居民对所在社区的归属感、占有感，而对所在社区的高领域感意味着对社区外领域的排斥，是城市社会空间组织方式私有化与封闭化的体现。领域感与安全感和私密感不同，并非基础性的居住需求。这并不否认归属与团结对社区发展的作用，而是承认居民对社区的领域感与对家庭的归属感相较更微弱，尽管社区边界开放，但家庭归属感却不受影响，而安全感与私密感不同，其与社区的安保系统显示出更强烈的联系。本研究所得到的领域感路径系数为负，也说明消减居民对社区的领域感、增加其对社区周边更大范围的领域感有助于其接受开放街区。

提高居民对街区的领域感有助于推动其走向公共空间，减小社区内外居民的社会距离，这对其融入更大的社会空间有促进作用。在封闭社区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公共空间”向“私人空间”的单向转化难以逆转：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的隔离使社会距离扩大化。从社会距离的路径系数看，缩短社会距离，加强居民与外界他人、社会的联系能促进其融入开放街区，提升其对开放街区的接受度。

空间手段上的“打破围墙”并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要提高居民对开放街区的接受度，降低居民领域感与社会距离是关键一步，构建共享的公共空间，让居民走出私人领域，积极参与公共空间话题，自主、自愿地共享街区环境与资源，与邻里和社会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消除封闭社区空间意义上对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的割裂，以及心理意义、文化意义上的私有化与符号化竞争，塑造更宜居的社区环境。

通过测量居民对开放街区接受度可知，开放街区居民对开放街区的接受度整体偏低，从结构方程模型结果可看出，居民对城市社区的传统需求，安全感、私密感始终是居民宜居的基本需要；同时，尽管商业活动对部分居民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但数据显示这并不影响商业机会对居民的吸引力；居民对城市公共空间的领域感需要与便利的社会交往是其支持开放街区的重要因素。街区的开放为其带来经济及社会活力，技术性手段带来的空间建构加大了居民对配套公共设施等的可选择性，但面对管理社区公共资源及外来文化社会化时，为避免陷入“公地悲剧”与促进社会融合消耗的城市管理成本，传统的竞争性消费影响“开放”功能的心理建构。

在开放街区发展过程中，仅实现了推倒围墙这一空间意义上的开放，“私人空间”的解构到“公共空间”的建构仍处于较缓慢的转化状态，人们尚未完全从碎片化的个体融入组织。因此，开放街区若存在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完成空间建构是形成开放属性的前提，在空间建构过程中，一方面要保证居民的安全感与住宅的私密感；另一方面要在开发商业街区为街区本身带来经济效益的基础上，让经济效益更普遍地惠及小区居民，以弥补商业活动及边界开放对居民生活的负面影响。在后续心理建构过程中，仍需因地制宜地对居民开放街区态度进行评估，充分考虑居民态度与意愿，有序地营造开放空间，在潜移默化过程中让居民逐渐走出私人领域，通过微循环系统激发街区活力，提高居民归属感与参与感，进而使居民自愿共享街区环境与资源，积极主动地与邻里、社会形成良好互动，为开放街区的推广扩大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