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城市化发展也应具有中国特色。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经历了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差异、城乡一体化等多种发展模式，具有阶段性特征。严格来说，我国尚未建立自己独立的规划理论体系，但如果将各时期对于规划的理解当作指导，也可梳理出其规划理论的演进之路。规划理论对规划实践有指导作用，良好而适合的规划理论对于城市和乡村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建立和谐平等的城乡关系。

1949年，我国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较落后。为了解决工业化所需的财政问题，我国制定了“农村支持城市、农业养育工业”的方针政策。自改革开放至2003年，虽然国家对国民收入分配和农业投入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总体政策框架并没有根本改变。与此同时，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促进工业化发展。这种工业化体系将城市与农村分离，并将其分为2个部门。在城乡分割的体制下，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通，城乡关系变得扭曲。

这种快速工业化并未使我国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相反，工业与农业发展和城乡发展之间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农业始终没有脱离传统的生产方式和半自给自足状态，仍然是整个国民经济中最落后的部门。

在这种生产和发展模式下，我国的城乡关系可谓严峻、残酷，集中一切力量发展城市经济，剥夺农村和农村人的发展机会，造成农村发展要素的单方面流失，城乡发展处于不健康的状态。

面对计划经济实施中的严重问题，国家于1978年底启动了市场化改革。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势”的重要结论，即“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概况，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产业、工业是一个大趋势，但工业化达到一定程度后，产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工农业和城乡协调发展也是一种趋势”。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作出了判断，即我国已进入农业产业支持和城乡支持的阶段。由此，我国的城乡关系政策已经开始转向城市支持农村和产业支持农业。

农村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城乡稳定，对城市产生了巨大影响，迫使城市进行适应农村改革的改革。首先，城市拥有更多、更高水平的资源，能够产生更大的经济规模和市场效益，这就表示城市可以为改革提供更大的回报；其次，其符合“先富一部分，再带动一部分”的发展逻辑。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现在面临的任务是继续搞好农村改革”“坚决、系统地以城市为重点，贯彻落实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是当务之急。从那时起，我国城市开展了各项改革。

在这一时期，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是推动城乡关系进步的主要内在动力。它在农村开辟了广阔的生产渠道，扩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途径，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作为植根于农村的非农产业，为我国的工业化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但即使乡镇企业带动了一部分农村的发展，这一时期城市仍是发展的重点，发展速度和水平明显高于农村。鉴于城乡分治的概念，城乡关系又重新趋于分离，从而又造成了一系列不平等、不平衡发展而导致的各种问题。

面对城乡关系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和不平衡状况，依靠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国家开始对城乡关系的变化提出一系列新的理论并做出新的判断，理论和实践都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

1）“两个趋势”论证为新的城乡关系奠定了基调在实践中，支持农业的力度大大增加。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产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一种普遍趋势；但工业化后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城乡之间平衡发展也是一种普遍的趋势，“两个趋势”的提议为处理我国城乡关系奠定了基础，为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实际上也标志着城乡关系转折点的到来。

2）“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理论及其实践改革促使城乡差距缩小“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通过产业促进农业，形成城乡经济一体化新格局的长效机制”。在发展理论和一系列改革的推动下，我国城乡差距开始缩小。

在城乡关系方面，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和新的战略，由于以往一味地发展城市或乡村而出现各种弊端，只有城市与乡村协调平衡发展、互促互进，才是良好的发展模式。

至此，城乡关系的转型也全面开始。为了促进城乡关系的转型，建立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的和谐社会，我国做出了很多努力。城乡一体化、城乡融合发展不只是一个美好的向往，经过多年的实践与发展，最终意识到单方面地牺牲某一方不是良好的发展模式，城乡一体化作为国家新战略开始实践，城乡关系开始转型。

由此可见，我国的城乡关系已经逐渐趋好，不再是单方向的元素流失，而是城市与乡村双向互动，发展要素流通积极良好。

1949年后，我国快速引入了西方城市规划相关理论成果，苏联模式对于我国工业化模式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并广泛应用于我国城市规划的实践中。1949年之初的规划理论就是建立在苏联模式基础之上，主要特点是生产型发展，重视经济的快速发展，提倡工业化模式，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忽略了由此造成的生态污染、城乡分离、发展不平衡等各种矛盾和问题。

在这一时期，我国的城乡关系极度不平衡，城市保护模式使乡村的生产和发展要素始终处于流向城市的状态，城市源源不断地向农村汲取发展所需要素，包括劳动力、生产原料等。

在工业化基础初步建立之后，本应该由工业自身发展壮大来带动乡村和农民的发展，以产业反哺农业、惠及全体人民，但由于我国特殊的计划经济体制，工业发展和城市的生产效率低下，以及实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过度依赖“三农”的支撑发展，结果反而使城市及工业发展越来越扩大化，农业和农民的压力越来越大。二元体制初衷是好的，结果却成为固定的体制，使城乡关系恶化、差别扩大。

虽然有部分农村进行改革，在规划中也有意识地将发展战略定为积极发展中小城镇，抑制大城市的无限扩张，但由于一开始的工业化战略，城市发展势头强劲，再加上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的发展压力越来越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农村土地压力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持续增长的农村人口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农业和农村都难以支持工业和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2）“三农”支持工业和城市的负担重在农业生产率很低和剩余产品很少的情况下，国家通过农业税和统购统销政策，以无偿和较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高比例征购余粮和其他农产品，有时农民甚至连自身的口粮也难以保证。

3）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负担越来越重国家投资和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工业和城市发展，用于农业和农村地区的非常有限。

1949年以来，长期的城乡分治政策导致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系。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城乡规划中已经有意识努力着手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城市和乡村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所以，重中之重是很好地平衡和协作城乡关系，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开启转型发展。城乡一体化理论是实践的基础，从各城市群以城带乡的一体化模式，到以小城镇建设为载体的一体化发展模式，我国已经将发展重点从城市转为城乡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所以在规划时，我们需要认清当前城乡发展的阶段，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以真正实现城乡的协调平衡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首次将“城乡融合发展”写入党的文献，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也表明城乡融合发展是新时代推进现代化的根本要求。乡村振兴战略旨在促进城乡平衡发展，使乡村和城市能够各司其职，解决以往发展不平衡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而城乡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推动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乡村的良好发展可以与城市发展相辅相成、互促互进。

过去的几十年，我国城乡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目前，城乡二元体制尚有遗留，要想消除这种体制下出现的问题，还需要继续努力，要始终把城乡协调发展作为目标，使城市和乡村各司其职、互帮互助，形成和谐的城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