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随着城市化发展，儿童接触自然的机会越来越少，“去自然化”的生活影响人们对周围真实物理环境信息的接收。城市化扩展与高密度建设使人们与自然的接触机会越来越少。针对城市居民出现的“自然缺失症”，自然教育逐渐走入公众视野。

城市绿地的出现为人们提供接触自然的机会，从城市公园提供的有限度教育功能，到结合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开展多样化的自然教育课程体验，再到结合社区周边绿地更新的自然教育实践，我国自然教育呈井喷式发展态势，人们逐渐找到适合自然教育与城市绿地发展的实践方式。

自然教育指在自然环境中，通过参与认识自然、感知自然、探索自然、学习自然等活动，体验学习自然现象、事务与过程，形成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形态^[1]。自然教育具有以下特点。

1）内涵自然教育的本质是教育，强调利用自然媒介实现与人的天性发展相一致。

2）教育环境教育活动主要在户外开展，强调亲身体验的真实感。

3）目的通过认识、了解自然，使人们对生命具有系统认识，培养保护自然、敬畏自然的意识。

4）内容教育内容涉及自然界中的事物、现象与过程，通过接触或体验方式获得认知。

自然教育通过亲子自然体验活动、户外环境课程、自然专题研学等方式开展，近年来，我国自然教育活动一般由相关教育机构组织开展。自然教育机构可根据运营方式分为自然学校类、生态保育类、自然观察类、户外旅游类、农牧场类、博物场馆类、公园游客中心与保护区类等；也可根据运营主体分为个人运作、私企自营、事业单位管理与非营利组织运作等^[2]。本文根据产生目的将这些机构大致分为3类：出于市场需求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自然学校、由共同兴趣或利益自发组织而成的民间团体协会及某种政策推动下出现的教育基地自然中心。虽然其产生的目的不同，但都将自然教育作为核心发展目标与宗旨。

城市绿地是指在城市行政区域内，以自然植被和人工植被为主要存在形态的用地。其包含2个层次的内容：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用于绿化的土地；城市建设用地之外，对生态、景观和居民休闲生活具有积极作用、绿化环境较好的区域^[3]。

按我国CJJ/T 85—2017《城市绿地分类标准》，城市绿地分为5类：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附属绿地与区域绿地，其中区域绿地位于城市建设用地之外。

随着自然教育理念在我国的发展与传播，公众对自然教育的重视不断提高。社会对自然教育的需求促使自然教育机构成为提供体验式教育服务的重要支点。各种大中小型体验活动课程在自然教育场地中开展。如上海四叶草堂基于儿童自然教育方式，利用城市隙地，组织社区儿童与家长共同参与创智农园建设，通过实践认知自然^[4]；深圳莲花山公园以公园自然教育嘉年华的形式，与30余家深圳本地、粤港澳大湾区及全国的自然教育机构共同为深圳市民提供各种自然游戏、自然手工的体验机会。我国台北关渡自然公园设立“听湿地在说话”声景体验教学工坊，吸引对自然教育充满兴趣的公众参与。人们在湿地中倾听湿地的声音，在线制作声音地图，完成声音地图创意彩绘^[5]。目前，在城市绿地中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的记录文献虽多，但分析自然教育与城市绿地间关系及实践形式的论述较少。

1949年以来，公众及专业人士对城市绿地教育功能的认识渐进而缓慢。当城市公园绿地为市民提供多样功能与活动时，人们也意识到城市绿地作为公益性文化场所的重要性。在公园绿地中出现自然科普与体验的专题园、专类园，或在原城市公园基础上通过划分新的功能区增设“农业园”“园中园”。此类公园绿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城市生活带来的与自然接触的缺失。人们能在长期“水泥森林”枯燥生活中找到亲近自然的时光。基于此类城市绿地开展的自然教育兼具科普性及有限度的参与性，发挥了基础自然教育功能。

1）植物专类与动物专类公园是较早具有自然教育功能的代表，建园初衷即满足城市大众对动植物知识的科普教育。以北京植物园为例，植物园内部主要采取非人工解说的牌示系统，包括植物名牌、科普标牌、说明标牌等；解说系统、科普展馆和温室等场馆设施作为环境教育的重要载体^[6]。这类人工与非人工解说系统相结合的教育方式随时代发展而更新迭代，从单纯文字与图表方式发展到结合广播语音与电子宣传屏再到4D科教体验厅等，还衍生出通过扫码方式获取植物知识等多媒体方式。此类城市公园主要保障公众基础性的自然教育，满足某种硬性指标要求。

2）专题公园其教育性质与专类公园相似，由于主题类型多样，既有人文类，又有自然环境类专题公园，与自然教育相关的专题包括地质、海洋、矿山等。以四川成都活水公园为例，作为世界上首座以水为主题的城市生态环保公园，采用先进的“人工湿地污水处理系统”，其中包括对各年龄人群进行水利用教育，且设立自然水净化系统与环境教育中心。活水公园的教育功能主要通过园内科普栏、展示牌等展示，体现自然知识的科普宣传。相较于有国家支持的专类公园，专题公园以营利为主，自然教育知识内容与科普技术相对新颖，但商业性较强，表现出较强的物化自然。

3）“农趣园”与“生态园”在某一城市公园划分出新的功能区，以“园中园”的形式存在。广州流花湖公园于2000年在西北部新增1个提供农事体验的农趣园，通过农事活动相关人物、工具、作物的雕塑向游客科普农事知识，使城市儿童体验农事活动乐趣^[7]。这种“园中园”提供的自然教育知识较破碎、缺乏系统，展现方式也相对简单。由于靠近城区，某种程度上能满足大量城市居民短暂的自然体验。

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自然教育主要基于公园绿地中具有教育功能的城市公园开展，一般通过景观塑造、人工与非人工解说系统方式作为教育手段，发展到后期则采用设立教育基地或中心的方式与地方中小学合作，共同开展自然教育活动。城市公园因地理位置较近，使公众参与教育的机会较多，但此类绿地主要通过人工化程度较高的规划设计手段实现，发挥的教育功能带有宣传与科普性质，甚至某些公园因满足指标或硬性需求才具备相关教育功能，在此类城市公园开展的自然教育活动仅提供接近自然的机会，并非真正的自然教育。

2010—2016年，我国自然教育呈井喷式发展，自然教育机构由5所增至60余所。2017年12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第一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的教育基地和教育营地名单，进一步丰富且规范我国自然教育的发展。近年来，学界出现有关国家公园体系建设与自然保护地体系关系的讨论，体现我国将区域绿地建设上升为关系全民福祉、生态安全及国家形象的重要国家战略^[8]。随着“绿色发展”“保护环境”等公民意识的提高及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性的重视，我国民间自然教育机构短时间内呈爆发式增长。这些以营利为目的自然学校基于区域绿地中的森林公园、郊野公园、湿地等开展自然教育课程，以亲近原生态与乡土性的自然环境作为卖点吸引大量参与者。

森林公园、郊野公园开展的自然教育具有重要特点，始于某个场馆中心，规划不同的主题游览路径，向参与者传达自然资源、环保等知识。以北京八达岭国家森林公园与香港郊野公园为例，在自然教育模式上皆采取相似的“互联网+森林体验”模式，即基于地域良好的森林自然资源开展在地体验，并通过互联网传播拓宽用户群^[9]（见图1）。由于绿地规模较大，一般优先以建成的室内馆作为教育中心，定期开展自然教育活动，参与者可通过选择适合的游径完成自然教育学习体验。不同于规模较大的森林公园与郊野公园，湿地公园多开展湿地生态链自然教育，在解说系统支持下，每个分区通过串联游径，形成完整的湿地自然体验。某些湿地靠近城区甚至位于城区内，如广州海珠湿地与周边中小学生或社区居民紧密联系，开展活动^[10]。湿地众多的城市甚至可建立专门的湿地教育体系，如苏州湿地公园自然教育，将湿地公园打造为完整的湿地学校，使湿地不仅在生态上产生联系，在社会与经济上也产生相互关联^[11]。

森林公园、郊野公园、湿地公园等原生态、自然氛围、郊野气息浓郁的城市绿地能让参与者全身心投入自然场景中，真正感受接触自然的乐趣。这种建立在区域绿地上的自然教育，学校是沟通参与者与自然环境的重要媒介。选择在合适自然教育场所独立或与公园特设的教育基地合作，设计自然教育课程，通过徒步、观察、记录等体验方式与举办主题教育课程实现教学推进。虽然在此类城市绿地开展的自然教育能将人们对大自然原生态、乡土性的向往与接触自然的需求相融合，但位置偏远、尺度较大等客观因素及自然学校机构组织水平参差不齐等主观因素影响参与者的实际体验。

自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来，“公众参与”“社区参与”的行动在大城市中逐渐兴起。社区花园通过组织社区民众共同参与的方式，在实现城市隙地更新的同时，使民众在实操过程中掌握自然知识，参与自然教育体验中。在社区花园开展沙龙主题活动既可拉近社区邻里关系，也能分享自然知识。社区花园形式的自然教育体现出较强的实操性与便捷性，对社区开展自然教育具有潜在价值。

以上海2个社区花园为例，探析社区花园城市绿地发挥教育功能的应用价值。

上海火车花园于2 0 1 4年完成，面积仅700m²，更新前作为防护绿地，长期处于无人管理状态。四叶草堂组织家长与儿童通过场地整理、植被修复、农作物种植、蚯蚓塔等生态措施改造，使其成为兼具观赏与蔬菜种植功能的社区花园^[12]。完成后，上班白领可通过认领方式收获果蔬，儿童可根据四季变化绘制不同植物的生长形态，在墙上绘画植物，让儿童更能接触和了解植物的四季生长。火车花园建成后成为周边社区与学校集体举办自然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

创智农园于2016年建设完成，前身为闲置的公园绿地^[13]。基于共享共建理念，四叶草堂以社区活动的形式，招募家长与儿童参与布局、制作、描绘及种植养护。完成后，作为服务基点，定期开展自然教育课程。以社区花园本身为教室，邀请自然课程老师举办讲座课程或自然教育沙龙。

始于社区微更新的社区花园无论建设还是运维过程皆展现出与自然教育理念的高度契合。儿童与家长通过亲手操作，体验自然乐趣，学习自然知识。周边社区民众及学校能利用城市绿地定期组织社区性自然科普活动，个人也能通过对植物的培育与观察接触自然。此类发挥自然教育作用的社区花园多属于公园绿地范畴，也有部分小型社区花园利用附属绿地进行建设甚至是防护绿地，虽然这些绿地暂时荒废，但其存量大、邻近人居环境、成本投资小、实现技术简单易行，如果社区民众能在NGO等的社会组织帮助下共同克服困难，则此类城市绿地以社区花园的形式更新能发挥较强的自然教育价值。

我国自然教育融入城市绿地的实践主要有3种形式（见表1）。第1种兼顾科普与有限度的参与性出现，出现时间较早，主要为城市绿地发挥一定的教育功能，但此类自然教育形式主要在实际自然环境中以灌输自然知识信息的方式开展，存在被动性，只能将知识传授的地点转移到户外，即“将课堂搬到户外”；第2种重视原生态与乡土性的教育形式，能提供原生态自然环境，让人们沉浸在自然中，满足与大自然互动的渴望，但自然学校这类自然教育机构主要出于市场营利目的，参差不齐的组织水平、偏远的地理位置、缺少统一的价格标准等因素影响公众的选择与实际参与体验；第3种体现实操与便捷的自然教育形式，作为新兴事物处于萌芽阶段，在组织自然教育行动中能体现较高的实操优势。方便组织、成本较低及邻近住所等因素预示其潜在的自然教育价值。但这种与社区空间更新及社区自治高度相关的形式在发展自然教育上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后2种教育形式不仅是教室处在户外，而且以真正亲近自然的方式让人们获得知识，更能体现“户外的课堂”内涵。

我国自然教育实践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城市绿地的发展与自然教育手段的认识皆受时代影响。未来自然教育的倡导者应理性看待每种自然教育形式的优势，在充分掌握自然教育理念下，寻找3种形式的平衡点，以系统方式构建自然教育平台，创造符合自然教育参与者需求及适合城市绿地发展的自然教育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