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宗寺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城北部，是清代皇家寺院，始建于1691年（康熙三十年），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2001年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康熙于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视察汇宗寺时，向章嘉呼图克图宣布：“黄教之事，由藏向东均归尔一人掌管”，从此汇宗寺成为内蒙古藏传佛教中心寺庙。

汇宗寺建筑群现存古建筑有敕建庙的山门、天王殿、后殿及较完整的章嘉活佛仓院落。其中章嘉活佛仓又称“珠轮寺”，位于汇宗寺敕建庙西侧，共有三进院落，规模与汇宗寺的敕建庙不相上下，是汇宗寺初创阶段住持章嘉活佛的住所。章嘉活佛仓内保存大量地方彩画，具有官式彩画所不具备的地域文化及艺术价值。

章嘉活佛仓内现存建筑彩画主要分布于山门、天王殿与大雄宝殿中。因有关汇宗寺建筑彩画修缮资料记载匮乏，无法准确判断建筑彩画的修缮时间。通过对寺庙僧人及近期参与寺庙修缮彩画的工匠进行访谈，了解到这些彩画近年来未曾修缮，留存时间较久远。汇宗寺曾于1856年（咸丰六年）遭火灾，其后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进行重修，而章嘉活佛仓院落的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内檐梁枋上彩画中破栀花盒子、梵纹方心等纹饰恰在该时期彩画中普遍绘制，因此推测这些彩画应为此时重修所绘制。

3座建筑的外檐彩画均破损严重，而内檐彩画保存较完整。内檐彩画主要分布在梁、檩、枋、垫板上。它们形式特征相似，具有箍头、盒子、找头、方心等清官式彩画的结构，且绘有大量旋子、栀花等清官式旋子彩画常见的纹饰，可见其与清官式旋子彩画关联较大，但在搭配组合及画法上有明显区别。本文主要选取汇宗寺章嘉活佛仓的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3座建筑内檐梁、檩、枋、垫板上的彩画进行研究，对其彩画的构图、纹饰、色彩等特征进行研究分析，并与清晚期官式旋子彩画进行比较研究，进而归纳总结其地域文化与艺术价值。

章嘉活佛仓建筑内檐彩画构图灵活多样，根据结构特征可细分为6种构图方式。其中4种彩画构图方式受清官式彩画的影响较大，具有相似形式。1种彩画与清官式“方心式旋子彩画”的构图相似，可按“找头—方心—找头”方式，分为三停式，但比例不同，前者方心约占彩画长度1/4～1/2，而后者方心约占彩画长度1/3，根据特征将这种构图方式称作“单方心式”。另外3种彩画构图以“单方心式”为母体演化而来，在彩画构图方式上拥有极为类似的骨架结构，是三停式结构“单方心式”构图的叠加形式，主要通过增加方心的数量调整构图，这3种构图方式分别称作“双方心式”“三方心式”与“四方心式”。“双方心式”是找头居中、三找头两方心的五停式结构，方心与两侧的纹饰呈对称分布；“三方心式”是方心居中、四找头三方心的七停式结构，其彩画方向尺度略有区别，部分彩画3个方心尺度相同，部分彩画中间方心尺度较大，两侧方心尺度较小；“四方心式”是找头居中、五找头四方心的七停式结构，方心与两侧的纹饰呈对称分布。

剩余2种彩画构图，1种与清官式“搭袱子式旋子彩画”相似，是将袱子搭在方心之上，两侧对称设找头、盒子、箍头等纹饰，区别是增加了方心，苏式彩画也有类似做法，根据特征将此称作“搭袱子式”；1种是在两侧箍头间画1个长方形方心，这种构图方式较简单，根据特征将此称作“一段式”（见表1）。

通过对章嘉活佛仓内檐彩画纹饰提取、分析，可知彩画的纹饰部位与清官式旋子彩画基本相同，故下文采用清官式旋子彩画纹饰部位名称并分别介绍。

章嘉活佛仓内檐彩画仅使用死箍头，画法较为简洁、统一。其轮廓大线为墨线、拉大粉，其内只平涂颜色，较清官式旋子彩画的死箍头在中间部位少画1道黑老线。

章嘉活佛仓内檐彩画的盒子有死盒子与活盒子2种，画法不一。死盒子画法有整栀花盒子与破栀花盒子2种。

活盒子的画法按照特征大致分为2类。

1）盒子高长比约1∶1，盒子轮廓大线由椭圆形、4个曲线或8个曲线构成，盒子岔角内不绘纹饰，可看成清官式旋子彩画盒子的简化形式。

2）盒子高长比为1∶2～1∶1，此类盒子无岔角，仅设1道与楞线相仿的轮廓线，与清官式旋子彩画盒子差异较大（见表2）。盒子内纹饰题材有异兽、花卉等，与清官式题材类似，但其画法有时体现风土特征，如在某些花卉盒子中以绿色叶片替代黑叶。

清官式旋子彩画盒子设置有严格标准，在单体建筑中通常只绘制死盒子或活盒子，而章嘉活佛仓内檐彩画运用活盒子与死盒子并存设置的形式，使相邻开间、进深的同类构件及同开间相邻构件的彩画盒子不同。

章嘉活佛仓内檐彩画的找头纹饰除旋花外，还有半栀花与半拉瓢。栀花与半拉瓢纹饰画法与清官式旋子画法基本相同。找头旋花的画法稍显粗犷，旋花的旋瓣方向不统一，有的与清官式旋子彩画旋瓣方向一致，有的则相反；仅发现1处蝉状旋眼，其余均为简单的圆形或同心圆形旋眼。

章嘉活佛仓内檐彩画的找头中半栀花与半拉瓢纹饰的加入，使找头纹饰繁密化，产生更多组合变化；同时旋花本身的组合方式加以调整，增加变化，呈现多样性特征。因为“双方心式”“三方心式”与“四方心式”彩画构图，使找头不仅出现在彩画两端，而且还夹于两方心之间。

1）当找头位于两端时，找头栀花增加与清官式旋子彩画不同的形式，起始纹饰为半朵栀花，其后的旋花也因此变化，形成以两破旋花为起始的开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单路旋花、勾丝咬、喜相逢、半拉瓢或整栀花+4个1/4栀花+喜相逢+单路旋花。

2）当两端找头栀花纹饰与清官式旋子彩画形式相同时，其找头旋花的组合样式多种多样，又在一整两破基础上增加勾丝咬；或在勾丝咬与喜相逢上增加单路旋花；或勾丝咬与喜相逢结合，这种变化在其余清官式建筑彩画中极为少见（见表3）。

3）当找头夹于两方心之间时，若两破旋花居中，则在两侧增加路数或增加一整两破；若整旋花居中，则增加两破或两破+一路旋花或两破+两路旋花；若栀花居中，则增加两破、一栀花四破、两栀花八破或半拉瓢（见表4）。

汇宗寺章嘉活佛仓内檐彩画的方心头组合方式有3种：1种为直线型的方心头；另2种方心头的岔口线与方心线不同，它们的岔口线均为直线型，1种方心线为一坡二折内扣外弧式，另1种为一段外弧式，而在清晚期官式旋子彩画在方心头较为常见的是一坡二折内扣外弧式（见表5）。

方心内主题纹饰多样，有绘制精美的龙凤、梵纹、花卉、锦纹等常见的题材，但其搭配设置不似清官式彩画仅在单体建筑中绘1～2种方心。如章嘉活佛仓大雄宝殿彩画中含有梵纹方心、龙方心、凤方心、锦纹方心、花方心、夔龙方心、夔凤方心7种方心并进行搭配设置。由于“三方心”与“四方心”彩画出现，部分构件彩画还出现各方心纹饰题材不同的特征。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章嘉活佛仓内檐彩画纹饰与清官式旋子彩画纹饰相比，画法有部分差异，主题纹饰差异较小，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搭配设置上。

汇宗寺章嘉活佛仓内檐彩画主要设色以青、绿两色为主，与清代官式旋子彩画相同，按照施金可纳入墨线小点金类。对于清官式旋子彩画，行业中曾编有设色口诀：“青箍头青枙花青楞线”“绿箍头绿枙花绿楞线”“青箍头绿（三绿）岔角（指活盒子）”“绿箍头青（三青）岔角（指活盒子）”，而章嘉活佛仓内檐彩画并不严格按照上述色彩规律，其在方心或盒子内使用一些暖色，其中山门与天王殿彩画增加丹色与橙色，大雄宝殿彩画还增加黄色；部分活盒子底色增加白色；旋花靠近旋眼的花瓣及栀花的花瓣配用丹色，做退晕处理；不同颜色进行色彩交替的“跳色”处理，相当于宋代“间色”与清代“串色”。以大雄宝殿内檐某随梁枋彩画为例，其为“青箍头红栀花绿楞线”（见图1）。

古建筑彩画的艺术价值通过彩画的构图、纹饰、色彩等方面呈现。章嘉活佛仓内檐彩画是汉族文化与藏族、蒙古族文化相互碰撞的产物，其构图、纹饰、色彩等特征体现了中原人文与地域民族风情，具有宝贵的文化与艺术价值。

章嘉活佛仓是标准的汉式建筑，其彩画整体布局受清官式彩画影响较大，整体进行统一规划，形成对称式、以中为贵的构图组织。以章嘉活佛仓山门内檐彩画为例，仅在明间脊檩绘制“搭袱子式”构图的彩画，该设计突出明间与其他开间不同，体现彩画构图与建筑空间属性相适应的调整，而其他开间彩画呈左右对称，这是清官式彩画构图的一般规律，体现简洁、严谨特征。

藏式建筑彩画艺术与蒙古族装饰艺术对章嘉活佛仓内檐彩画构图产生重要影响。在藏式建筑中，梁是彩画重要的施绘部位，梁上彩画多见用岔角分隔成池子（或几个池子），岔角常为珠宝吉祥草纹样，或将梁表面划分成大小等同的长方格，池子或方格内为梵文、卷草纹、龙纹等纹饰。蒙古族图案花纹为观者所传递出最直观的感受是节奏与韵律，蒙古族人喜在绘有纹饰的服饰、地毯、蒙古包等物件上使用大量连续纹样，如蒙古包的围毡常用连续回纹、云纹等纹饰组成二方连续图案环绕一周。蒙古族人拥有豪爽不羁、粗旷、不拘小节的性格，地方彩画艺人也拥有自己的审美与创造性，他们将规整、统一的清官式彩画与藏式建筑彩画及蒙古族图案纹饰的造型特征进行融合（见图2）。调整后的彩画构图体现在单一构件上更为灵活自由，除创造出“多方心式”的彩画构图，还通过调整端部纹饰与方心尺寸，以及增加方心数量来凸显构图的变化，使相同尺寸构件可采用完全不同的构图方式。如汇宗寺章嘉活佛仓天王殿内檐的檩、枋彩画，檩上彩画构图方式为“方心式”，而其下的枋上彩画构图方式为“三方心式”（见图3）。

有序的整体组织与灵活的彩画构图，可避免各相邻构件构图样式重复，使相同构件上所绘的彩画构图方式相呼应，复杂且有条理。

受多种文化影响，章嘉活佛仓内檐彩画纹饰具有丰富题材。彩画主要受藏传佛教与汉族文化影响，既有梵文、金刚杵、西番莲等与藏传佛教相关的内容题材，还有清官式旋子彩画常用的各种花卉、龙、凤、锦纹等题材。除此之外，其还涉及道教因素，章嘉活佛仓山门明间脊檩上的彩画绘制了卦象符号，卦象符号是道教最重要的标识之一，且只在居中、最重要的明间脊檩构件上绘制，与众不同（见图4）。敕建庙山门同样位置也绘制卦象符号（见图5）。一些道教纹饰早在吐蕃时期就在部分寺庙中出现，根据文献记载，道教“阴阳五行”“九宫八卦”等主要哲学思想在吐蕃时期被藏传佛教密宗所吸收，甚至后来有“道士教即苯教之起源者”的观点；在多伦诺尔经商的汉人曾出资修建不少道教庙宇，推测道教卦象符号的出现或与此2种因素有关。

丰富的纹饰题材能呈现多种艺术内涵：(1)雅俗共赏在题材中有龙、凤、牡丹等纹饰，还出现“胡萝卜”这种充满生活田园气息的纹饰；(2)抽象与具象相结合既有写实逼真的花卉、龙、凤等图案，又有用卷草纹等抽象纹样表示的花卉、龙、凤等图案；(3)多种题材组合作为内蒙古地方彩画，必然融入蒙古族人所喜爱的纹饰，如在彩画方心出现了1种组合纹饰，主体纹饰是具有蒙、满特色的三宝珠吉祥草，形体却模仿藏传佛教法器金刚杵，两端绘制汉文化寓意“福”意的蝙蝠纹饰（见图6）。

汉族、蒙古族及藏传佛教文化中虽对色彩赋予不同寓意，但藏式彩画、清官式彩画的颜色恰与内蒙古草原人民尊崇和喜欢的颜色不谋而合。

1）在西藏、青海、甘肃等地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所使用的色彩深受宗教观念影响，彩画用色较浓郁，以红色为主，蓝、绿、紫、黄各色皆有，呈艳丽堂皇的特点。

2）清式各类彩画均以青绿二色设色为主，呈清冷淡雅的特点。

3）蒙古族人相沿至今就尊崇基本色彩中的白、蓝(青)、红3种颜色，对黄色也十分喜爱，他们认为黄色是黄金宝贝的颜色，蒙古族人将这些颜色融入艺术作品中，如蒙古包的用色常使用上述颜色，呈干净整洁的特点（见图7）。

汇宗寺章嘉活佛仓内檐彩画主色保持清官式彩画的青绿色为基调，大胆加入黄色、红色、橙色这样的暖色调。暖色施色面积虽不大，但这种在青绿主色中兼施暖色的做法，能丰富色彩层次，形成温暖又柔和的色彩效果，与素雅的清官式旋子彩画形成鲜明对比。

通过对汇宗寺章嘉活佛仓内檐彩画的分析，可看出其在汉族、蒙古族和藏传佛教文化影响下，对清代官式旋子彩画进行解构，融入地域艺术并进行重组，形成更丰富的变化。彩画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升华：构图上增加样式；纹样上融合且多样化；色彩上增加色彩种类。此类彩画风土特征与官式特征并存，虽不比官式旋子彩画的做法严谨，规律明确，但善于打破程式化规则，具有丰富的创造性，是清代官式建筑彩画与地域文化结合的完美体现。

（本文图、表均为作者自摄、自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