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基础单元及居民最主要的生活场所，当前社区中存在社会阶层多极分化现象，引发社会问题和矛盾，因此，社区治理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以已有社区治理政策及实施效果为前提，论述城市社区治理对我国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基于社区治理理论与实践基础，提出新社区建设与治理的着力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将“社区治理”概念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2]。社区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工作开展的基础，社区治理的完善程度关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是否可实现现代化目标，因此应关注社区问题并及时提出解决策略。

社区治理是最基本、最贴近民生的社会治理环节，社区治理不仅需政府宏观层面指导，还需社区具有完善的自治机构。为满足居民的综合需求，维护居民在社区中享有的权益，应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并对治理方法进行有效监督。

社区治理是政府管理、自治组织及企事业单位的多元管理模式，易出现权力重叠或无人管理的管辖漏洞。社区治理体制机制的构建可明确管理部门职责及各主体间的关系，使社区各项工作落实到具体管理单位，为科学化的社区治理提供帮助。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日常生活的综合性需求不断提高，传统社区管理服务对社区群众的综合需求相对缺失，如社区医院、适老化设施、便捷性、安全性等方面。基于此，为使居民在社区中感受社会进步的福利，现阶段必须提升社区整体管理与服务水平。

随着我国社区建设的发展，建立健全良好的社区民主自治制度有利于推进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管理、决策与监督的主动性，保证居民权利。社区民主自治制度的优化对我国社区民主政治建设尤为重要^[3]。

社区治理现阶段的目标是提高治理体系的创新性、现代化水平，提升社区居民福祉与构建和谐社会。应借鉴各地城市社区建设与治理经验，选择合适的方法，创新社区治理策略，推进社区治理改革。

社区结构已由旧有的单位制逐渐变为以社区为主体的形式，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结构体制逐渐瓦解。目前，社会各界更关注城市社区建设和治理，城市社区数量不断增加，地域面积不断扩大。社区建设内容多样化推动了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增优提质及社区服务平台的构建，提高城市社区的治理及服务水平。

自2006年社区服务体系建设首次提出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国发[2006]14号）《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0]27号）《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发[2017]13号)等文件，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4]。同时，制定针对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应规划，保障政策与行动双向实施，将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内容落实、落地、落细。当前，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社区居民获得社区参与的体验感及社会融合的幸福感。

近年来，我国出台诸多保障老年人、未成年人等群体的法律法规，在社区层面还需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下各类社会群体的利益需求。为优化城市社区公共服务平台，政府鼓励社会群体融入社区建设，并在社区医疗、社区商业、社区技能培训等方面出台鼓励政策。政府高度重视社区治理制度建设，有助于推进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制度体系的完善，增进社区群体间的认同感、社区服务的体验感和参与社区的获得感。

为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体要求及新形势新任务，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出现新的问题^[5]。《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社区居民自治及社区服务功能的完善，提供居民参与民主自治的多样化活动与形式，完善社区居民参与机制，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及第三方力量，弥补社区居民组织参与渠道缺失等现实问题^[6]。

纵观社区整体层面，城乡社区在治理与发展层面凸显不平衡现象，当前社区治理尚无法满足社区居民需求。根据前期调研及相关文献分析，城市居民对社区治理与服务的满意度较低。原因包括：既有社区现有服务无法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对社区居民需求不能及时回应和解决，导致社区居民参与度不高、行动力不足等问题；社区内部治理失衡。随着城市社区类型不断增加，城市社区治理层级与治理难度不一，需体现层次性。

居住区是城市居民的生活共同体,随着城市社区空间的加大，居民内部流动性增加，影响社区居民间彼此的认同度及归属度，责任感下降，导致城市社区文化在精神层面相对缺乏。如何构建城市社区文化及满足居民精神需求，使社区真正成为居民理想生活家园、休闲之所，是目前居民关于社区治理的新期待^[7]。

社区治理融入信息化技术手段管理社区事务，通过构建多样化信息平台，建设智慧社区，提高社区管理科学性与便利性，但当前已建设施尚无法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在社区治理过程中仅采用某类治理手段和方法，易导致社区治理出现问题，造成社区治理技术和文化不协调。

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可归纳为带有一定熟人属性的社区，社区治理与单位治理密切相关，社区所属单位负责对应社区的治理。当前，社区类型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城市社区，由于社区内部流动性较强、居民异质性较高、社区整体稳定性较弱，因此，城市社区呈现带有陌生人属性的典型特质。针对陌生人社区特性，城市社区治理应转变以往的治理思维、策略与方式，促进居民互动交流。

目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仍面临多层面的现实困境，如社区治理能力较弱与社区治理结构混乱。解决当前社区治理困境需构建与城市社区社会性质相同的现代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城市社区治理首先需解决居民需求，始终围绕以人为本，以社区居民为核心，促进社区居民进行广泛交流与深度连接，提高居民的社会关联度。

建立合理的共建共享共治机制，有效推进社区融合发展。积极推进城市社区的公共属性，健全信息公开共享的保障机制，依靠互联网媒介，通过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可在社区共治共享机制中取得创新性发展。同时，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推动市场与社会共建共享信息的进程，使智慧化信息平台能在社区治理中发挥最大作用。社区治理除依靠政府外，应重视社区社会组织，团结社会力量，以社会组织为主体共建社区美好生活。因此，政府应加大对于社区社会组织的实质性帮助，从社区治理资金、政策、税收、人才等方面入手，积极倡导服务型社会组织的发展，着力增强社区治理能力。

现代化社区治理能力的提高需依靠传统文化与先进技术的双重结合。先进技术可弥补传统社区治理中的不足，还可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的科学性与智能化。因此，运用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有助于推进社区治理的科学性与智慧社区建设。在社区治理的整体框架下，由传统粗放式管理模式转向以提升社区内部精细化治理模式，建立合理的多主体社区治理机制，使政府、民间企业、个体组织及社区居民实现多方共赢。

社区应满足多元背景下的居民需求，逐步由物质层面转为精神层面，并将其与新时代城镇化特征有机联系，深挖本土文化的深层次内涵，注重人文精神的延续性，通过完善文化软硬件设施，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共建，建设特色鲜明的社区文化宣传阵地，形成“社区文化”品牌效应，在社区治理中充分发挥文化精神和地域特色，不仅能陶冶社区内居民的文化修养，也借此唤醒居民对乡土文化的依恋，引导居民融入社区多样化的社会关系，加快居民对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建立，弥合社会空间分异现象。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方向，时刻考虑人民群众需求，才能有效缓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共同发展。因此，新时代的社区建设不仅应注重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应扩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推进社区人居环境水平，推动多主体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提高公民参与社区建设的主动性，加强社区居民的归属感，构建现代化社区治理体系。

综合运用经济、法律、道德、技术等方式加强和创新社区治理，如搭建智慧社区服务管理平台，加大社区治理的信息化与智能化，不仅能提高管理部门行政效率，而且能简化居民的办事流程。未来,我国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将稳步提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提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