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反映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是决定建筑形态的主要因素。我国传统四合院受儒家思想、封建礼制、伦理教化和宗法制度等影响，处处体现传统的伦理礼制，尤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

北京四合院呈院落布局和“工”字形平面，以南北各两排房屋为倒座与正房，东西各一排厢房形成围合。

北京四合院在继承元朝形制的基础上，取消“工”字形布局，以“正房为核心、外套院落”组合方式取而代之，南北中轴线布置倒座、垂花、正房和后罩房，沿轴对称排列厢房、耳房等，明确区分内外院，并由围墙、院门等限定空间。北京四合院由此形成一套成熟的规格形制。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掀起“西学东渐”洋务运动，以求改变落后与被动的政治局面，传统文明古国由此向现代化迈进，西方文化也逐渐流入中国。在不同文化理念碰撞、交融下，形成独特的“中西合璧”式文化，西方生活模式逐渐被接受，传统建筑形式已无法满足社会变化的需求，故“中西”式四合院建筑风格逐渐形成。

民国时期，驻守北京的高层官员和学者不少有留学背景，思想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在购置四合院后，从外立面到内在功能进行“西化”，被京城百姓当作范本争相模仿。改造打破传统四合院原有的等级形制及模数限制，建筑显得随意、自然。同时，在生活设施方面，增加厨房、室内卫生间，明确生活功能用房，而传统的回廊式庭院、曲径通幽、山水相依的造园手法逐渐被西式几何图案景观布置手法取代。

在此期间，战乱频繁、物资短缺，普通百姓生活水平较低，为满足生活需求开始加建并出租房屋，四合院租客越来越多，居民住房面积越来越少。20世纪30年代前后，北京房产租赁现象普遍，独门独户四合院的居住性质发生变化，在传统院落的基础上形成“多户聚居”的居住模式，更有不少专靠租房营生的人，被称“吃瓦片”。由于人口数量增长，家庭结构变化，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交融，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升，从而使其在物质上对居住功能需求产生极大变化，在精神需求上倾向于向西方文化学习，故新的建筑形态逐步形成（见表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人口增长明显，大量农村新工人“农转非”进入城市，发生人口迁移。人口压力攀升导致住房面积的需求大幅上升。由于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集体观念，提倡艰苦朴素，并未引起私搭乱建现象。随着新政策出台，旧政权时期的大量房产被没收，四合院住宅“由私改公”，实行“以租养房”和“充分利用”的方针。

1966年，我国社会陷入混乱，建设停滞。该时期的中国，无论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受到重创，四合院住宅院落的垂花门、游廊、檐廊等被改建或拆除，内部除狭隘的交通空间外，几乎被搭建和加建的建筑占满，建筑模式面目全非，传统建筑空间形式难现。1976年，唐山大地震震惊中外，大量受灾群众涌入北京，人口数量急剧膨胀至历史最高点，中央号召“全民抗灾、救灾”，大量临时性“抗震棚”应运而生。同时，为解决住房紧缺问题，在民众中掀起私搭乱建的“自建房”热潮，某些临时建筑演变为“永久”性质。此类建筑造型简陋、无章无序、拥挤混乱、无政府统一规划设计，严重破坏四合院传统建筑形态和院落规模形制。以南锣鼓巷福祥胡同15号院为例，据当地居民述说，福祥胡同9-17号院曾是连通大院，居民称为“金王家府”，为清朝时期朝廷掌管的金库。其中15号院1949年后曾被文工团所用，在20世纪60年代受损严重，出现多处私搭乱建，至今仍有不少加建之处（见图1）。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口数量与居住面积比例严重失衡，传统居住环境难以满足现代生活需求。由于居住面积过小，居民私有观念增强，前期的集体观念被取代，渴求更多私人空间，故不断加建扩建占据更多的四合院庭院。政府为应对人口膨胀，缓解“房荒”现象，推广“接、推、扩”的应急措施，允许四合院内住宅接长一点、推出一点、扩大一点。

1978年以后，随着社会发展，经济迅速增长，北京四合院呈现极端的2种现象：(1)人口置换有经济实力的住户开始外迁，留下无力外迁的低收入人群，此时的四合院沦为低收入人群聚居地；(2)重新翻建部分在改革开放中先富之人购买旧四合院，怀着对传统文化的追求，重新翻建。新旧结合的建筑形式满足新时代新需求，呈现出与杂乱无章的北京四合院截然不同的建筑形式。

以福祥胡同23号院与13号院为例，在改革开放前后，与23号院连通的外部曾改造为厂房和办公楼，而23号院内部为原厂长居住，随着家庭人口增多，生活需求增长，不断改建和加建，并出租部分房屋增加日常收入。与此不同，13号院于20世纪90年代形成二进四合院格局，后被现在的业主购买，由专业设计师进行设计改造，融合现代与传统建筑元素，呈现新旧融合的建筑形态（见图2,3）。

北京四合院建筑形态的发展与变化是历史进程的证明，随着社会环境变迁，人们生活需求、文化审美意识的变化，四合院建筑更新改造也从未停止，四合院衰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传统空间形态与不断变化的居住生活模式、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旧的空间形态不再适应新的生活需求。在社会变迁下，我们应尊重历史客观发展规律，遵循社会需求变化，以重构“社会结构—空间结构”之间的平衡，满足居住主体的生活需求变化为原则，尝试引导和辅助居民自发性修建，从而达到规划与保护的目的，使北京四合院建筑形式得以延续。以南锣鼓巷福祥胡同的四合院建筑为例，基于社会变迁、居民群体结构变化以及生活需求变化等内因，反映北京四合院建筑形态的发展过程，以期为未来北京传统四合院的规划保护与文化传承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