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季起, 我与张守仪先生和吕俊华先生编在同一个教学小组里, 负责建筑学专业5年级城市住宅设计的教学工作。那一年, 我从广州来到清华建筑系, 是一个刚刚结束大学生生活的小助教。原先在南方学过的住宅设计, 拿到北方来, 面对着高年级学生, 又从未有过授课经验, 一时真的不知所措。幸亏张、吕两位先生, 她们从事城市住宅研究、教学多年, 学识和教学经验丰富, 手把手教我, 让我现炒现卖, 逐步了解把握北方住宅特点和相应的教学要求。

那时候的城市住宅, 完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实行六个统一 (统一规划、投资、设计、施工、分配、管理) , 每年由政府有关部门颁布几种标准设计, 每户建筑面积30～50m², 供有指标有投资的单位选用, 面积、用材、造价都有严格的规定和限制。学生的课程设计强调结合实际, 做设计方案时, 每户的面积, 真是一厘米一厘米地抠, 每平米的用材和造价, 真是一分钱一分钱地省, 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给学生出设计题目, 哪怕每户增加1m²面积, 就会给他们的设计方案带来更多的灵活性和可能性。张、吕两先生在指导学生进行课程设计时, 总显得那样胸有成竹。一种每户50多m²的方案, 采用何种平面形式, 每种形式有多少可能性, 平面安排和技术问题会出现什么绕不过去的沟沟坎坎, 学生们在学习设计过程中会出现什么疑难或束手无策, 她们都心里有数。无论学生想出多少形式、多少花样, 提出多少问题、多少难点, 都跳不出这两位“如来佛”的掌心。许多建筑教师都认为住宅设计没有多少学问, 没有什么艺术, 没有什么奔头, 都不愿意与这个研究方向沾边。面对这么严格、这么死板的学问和功课, 张、吕两先生全身心投入, 凭着她们渊博的学识、自身的生活体验和丰富的教学经验, 把枯燥的学问和条条框框, 变作科学的道理和规律, 传授给一班班尚没有完整家庭生活体验、没有工程实践经验和经济头脑的学生们。

1963年, 由张先生等编著的《城市型住宅》一书在校内出版。这是张守仪先生、李德耀先生和另外3位教师根据50年代后期在教学、科研中积累的资料和经验而写成的一部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和大学教材, 共计16万字, 另附650多幅插图。出版这样的城市住宅专著, 在我国是首次。记得当年拿到这本书时, 真是如获至宝, 那么丰富的内容, 那么多的实例, 能那样自由地翻阅, 作为城市住宅课程的一个教员, 我对本书的作者们充满着感激之情。“文革”中, 下放农场劳动前夕, 这部曾经令我心醉的教材, 连同其他书籍、资料一起, 都作为废纸, 以每斤七分钱的贱价卖掉了。这一次, 当我下决心重寻这本书找到张先生时, 张先生说, 她也没有留下 (张先生当年也下放农场劳动, 她家的书籍可能也遭遇同样的命运) 。在建筑系图书馆和清华大图书馆也没有找到这本书, 最后倒是在美术学院的美术图书馆 (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图书馆) 找到了。看看《城市型住宅》编著者的名单, 真令我吃惊不止!它亮出了5位编著者的姓名:周卜颐、张守仪、李德耀、高亦兰、何重义。

李德耀先生与城市住宅, 却有一段段曲折的历史和因缘。李先生1948年进入清华, 她是建筑系第3班学生。即使是一名学生, 她也是政治业务“双肩挑”, 一方面学习专业, 一方面做政治工作。1951年, 她还未毕业, 便在“清华、北大、燕京三校调整建设委员会”中担任基建工程方面的领导工作。当时, 周卜颐先生在委员会中任设计处处长, 张守仪先生参加了住宅设计。李德耀先生是他们的“上级”。1958年, 苏联举办莫斯科西南区九号居住街坊规划设计国际竞赛, 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和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联合组成一个规划设计小组参赛。李先生作为一名政治干部, 兼有留苏经历和对苏联住宅建设的研究, 使她成为这次参赛的领军人物。她为此又3次赴苏, 领着参赛人员亲临莫斯科西南区现场踏勘规划建设用地、考察苏联的住房构件预制工厂和住宅工业化施工现场。最后, 中国的参赛方案荣获二等奖。

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解决城市居民的住宅需求方面曾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国有土地、福利分房、工业化标准化的住房建设体系, 是苏联解决城市住宅问题的三大“法宝”。10多年前, 李先生在给我介绍苏联的情况时说到, “他们的居住条件并不阔绰。到教授家去看看, 他们也住得相当拥挤”。但苏联的住房政策、医疗制度和国民教育的普及, 对中国老百姓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我国人口多, 建设用地紧张, 各种资源和土地的消耗都潜藏着危机。李先生认为, 许多国家的住宅问题, 主要就是社会问题, 中国也是如此。在她的论著中, 在她指导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中, 可看到对这一观点的阐述。居住环境、居住空间的亲和性、私密性、领域感, 是否具有认同感、安全感、传统生活氛围, 以至已经普遍出现的住宅短缺、老年人和青年人的住房问题等, 都是十分现实、迫切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 房地产市场刚刚起步, 她便忧心忡忡地说:“房地产市场一轰而起, 如何制止?”所表现出的忧虑, 正是她多年关注住宅社会问题的必然反应。而当时, 包括笔者在内, 许多人对房地产市场的兴起, 还持有乐观、天真的幻想。

假如说, 张先生关于住宅问题的学问和创见, 更多来自她对欧美各国的观察和研究, 那么, 李先生关于住宅问题的忧患意识, 则来自她对苏联同一领域的熟识与思考。“住”和“食”, 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 都带有许多共性。“住”的合理解决, 必须依靠负责任的政府 (权力) 、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专家学者 (智慧) 和社会各单位的通力合作。把这个关于国计民生的大事交由房地产商去主导、去炒作, 是政府的失职。

3位女学者中, 吕俊华排行第三, 年龄最小。1953年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毕业, 来清华建筑系当研究生。回首往事, 她特别提起华揽洪先生, 对华先生充满敬意。华揽洪先生有一半法兰西血统, 但他对中国充满着真诚的爱。他1916年生于北京, 1928年去法国, 1942年获法国“国家建筑师”文凭, 1951年回到出生地, 热情投入社会主义建筑事业, 在建筑设计和理论方面都表现出智慧与才华。北京儿童医院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吕先生回忆说, 当年她刚开始研究生的学习, 清华学堂走廊上展出了包括她在内的新入学研究生的首个城市住宅规划设计作业。刚好华先生来建筑系讲学。梁思成先生和吴良镛先生特意请华先生参观、评价, 并希望他帮忙培养建筑系的研究生。参观过程中, 吕俊华的作业受到华先生的关注和称赞。华先生当即表示愿意让这位研究生到他设在北京院的住宅研究所当助手。过了几天, 吕俊华遵约来到华先生的工作室。华先生一见:“啊, 您原来是一位女同学呀!”但仍高兴地让吕俊华留下, 并让她立即动手完成自己刚刚开了头的一个住宅区规划设计方案。不久, 华先生接收吕俊华为自己的助手和研究生。那个最后在华先生指导下完善、完成的住宅区规划和住宅设计方案顺利投入施工, 那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北京崇文门外的幸福村。许多原来居住在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地界上的老居民, 在政府安排下, 愉快地迁居于此, 重组成一个幸福而和谐的新村。

1984年, 吕先生推出“平台花园住宅”系列设计方案, 获当年“全国多层砖混住宅新设想设计方案征集”二等奖。这种住宅5层高, 每户建筑面积50多m², 每户都附有1个10m²的平台花园, 一举打破多年来多层住宅规划设计“一抹平、一刀切、行列式、居住区面貌呆板单调千篇一律”的局面, 受到建设部门和居民们热烈欢迎的情况为多年来所仅见。几年下来, 北京、天津、烟台、淄博等10来个城市都建成了这种台阶式花园住宅。这一设计于1989年获“中国八十年代建筑艺术优秀作品”奖, 于1991年获“国家优秀工程设计”银奖。

1992年, 吕俊华已到了退休年龄, 并且刚刚做完大手术, 身体正慢慢恢复中。这时, 建筑学院领导给了她一个新的课题, 与美国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合作并获哈佛大学基金支持, 由她主持“中国现代城市住宅研究”。这是一个大题目, 从1840年起1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现代城市住宅的演进发展, 还没有被人认真审视和解读过。她带着一种平和轻松的语气回忆道:“那时, 我刚出院不久, 手术的治疗后果如何, 还不清楚, 但还是接了这个题目。当时想, 即使做不完, 死了, 也会有人继续做下去。”老天不负有心人。1997年起, 她用了3年时间, 在哈佛设计学院院长彼得·罗 (Peter G Rowe) 教授、刚从英国归来的张杰博士、多年的合作者张守仪教授以及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几位博士通力合作下, 由吕先生主笔, 完成了《中国现代城市住宅 (1840—2000) 》一书。

从1963年到2003年, 从《城市型住宅》到《中国现代城市住宅 (1840-2000) 》, 3位女学者已从年富力强的盛年而进入老年。她们是几十年来中国城市住宅发展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而她们在城市住宅问题上的洞见和贡献, 这两本书仅仅是两个标志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