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城市化速度的放缓, 城市规划关注的主题从增量规划转向存量规划。党的“十九大”指出, 我国社会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城市社区作为人们生活的主要场所, 这种矛盾尤为突出。社区营造契合了当前城市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 为解决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新思维和新机遇。

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城市化中, 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的疏离感越来越强, 居民甚至无法察觉自己身边发生的事。社区营造是为了在目前冷漠与疏离的邻里中恢复或重建“社区感”, 而进行持续社区培力的过程。社区营造的目的是营造美好家园和实现社区永续发展, 其最终目标是营造“新社会、新文化、新人”。

“社区”最早出现在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的代表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一书中, 指通过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建立起来的人群组合, 即聚居在一定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夏铸九教授认为, 拥有社区意识的人才是社区的主体, 没有这样的主体, 就不会有社区存在。即拥有意识的人, 才是社区的主体。

各个学者对社区营造的概念定义各不相同。社区发展问题既是社会领域的问题, 同时又离不开空间组织及物质设施环境。相应地, 社区营造通常包括社群和社区2个层面的内容, 一个侧重于居住在同一地区人们之间的关系和情感联系, 另一个侧重于人们与生活环境之间形成的社会与心理联系。

在“社群”层面, 赵民 (2017) 、张天洁 (2017) 等着重强调社区营造是自组织的过程, 主要探讨社区营造中不涉及立法、制度的一种居民自组织过程;而张婷婷 (2015) 、莫筱筱 (2017) 等学者既强调人与人关系的营造, 也重视法律、规则等制度的确立。

在“社区”层面, 黄瑞茂 (2013) 侧重将社区营造落实到真实空间中的方法, 即通过空间设计的手段带来生活上的改变;赵容慧 (2016) 、刘雨菡 (2017) 等重点关注艺术介入社区营造物质空间过程。

在众多学者的社区营造概念中, 可以辨析出2个层面的内容, 即构建人与人之间、人与地之间关系的内容。从“社区营造”对应的英语表述来看, 前者对应于“Community Empowerment” (社区培力) , 后者对应于“Community Building”或“Community Development” (社区发展与建构) 。

综合以上观点, 本文认为可以将“社区营造”概括为:依托社区物质与非物质环境改善行动、提升社区的社会资本及实现社区培力、社区自组织和自治理的过程。

西方国家的社区营造, 是根植于西方近代城市发展的世界性运动。社区营造最早出现于英国, 七橡树小镇为社区文化营造典型代表, 小镇进行了多层次的文化营造, 以自然课堂和运动教育重塑自然文化环境, 并设定多样的节日, 传承小镇文化。

日本的社区营造产生于20世纪60～70年代, 即所谓的“造町”。日本社区营造的涵盖面十分广阔, 千叶大学教授宫崎清将其分为“人”“文”“地”“产”“景”五大类。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 日本通过了《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促进法》。这项法律进一步促进了以民间特定非营利活动法人 (简称NPO) 为组织形式的社区建设, 使公众参与与社区营造更制度化、合法化和常态化。

20世纪90年代, 我国台湾地区将日本社区营造概念引入, 目标是振兴本土文化, 对生活区尤其是乡村社区提出本土化的建设方针进行社区总体营造, 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我国台湾为了改变自上而下、政府全面主导的传统规划模式, 在社区营造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强调公众参与方式, 形成政府、非营利组织和社区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合作伙伴关系, 建立公私协力的NGO机制。台湾的社区营造已经进行了20多年, 并使得社区营造从一个模糊的概念逐渐变成了台湾学界与社群的共识。

其他亚洲城市在社区营造方面也进行了一定的实践, 韩国社区营造萌芽于20世纪90年代, 它取代了由国家及政府主导的常规性城市规划方法, 让社区居民主动关心自己生活的空间, 积极发现需要改善的各种社区问题, 并利用地区固有的特色和资源直接参与到环境改造活动中。

我国大陆地区在社区营造方面已经开展了很多实践, 例如北京地区的“清河实验”、北京大栅栏地区对老旧街区的社区建设研究的实践等。以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赵幸等代表在北京东四南历史街区开展的社区营造实践, 史家胡同的社区营造聚焦于胡同风貌环境改善和社区精神凝聚:调动当地居民参与其中, 为共同家园的营造贡献自身力量。重庆大学黄瓴等在重庆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社区更新研究与实践, 着力于修补规划及社区营造方面的实践。广州以李郇、邓昭华、叶敏等学者为代表, 对于社区营造进行了一定的实践探索。例如, 中山大学李郇以“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为主题, 近8年来在云浮、厦门等地发动群众共同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增强认同感、归属感;广州竹丝岗社区在学者叶敏、何志森的带领下积极通过艺术介入社区及工作坊等形式培育“社区感”。上海以学者李彦伯为代表, 在“邨坊里弄”开展社区营造项目, 激发社区营造新活力, 完善社区治理新体系。成都市社治委正着力推动成立社区基金会, 并已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的实施意见》。

我国社区营造的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 有关社区营造的实践成功案例还不多。目前, 社区营造的实践集中在一线城市, 对乡村社区和新城镇问题关注不足。同时社区营造相对缺乏本土地区的独创性, 基本沿袭台湾的成功模式, 缺少对社区营造的内在动力和外在约束条件的研究。在营造的工作内容上, 主要聚焦于物质环境改造, 对制度创新和社会资本培育尝试较少。

目前, 国内围绕社区营造的研究主要在社区营造的基础理论、行动模式和具体方法3个领域展开。

唐杰 (2017) 通过对社区资本概念的引入, 阐述了社区营造的关键在于社会资本的积累。研究提出, 社会资本主导重建将是未来社区的发展趋势, 以南京景明佳园社区营造案例, 说明在培育社区资本的过程中构建第三方平台的重要性。张婷婷 (2015) 指出, 居民的责任感和认同感来自政府主体培养, 研究从台湾社区营造演变出发, 指出成功的主要方面:积极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公众参与, 多方协作形成合力机制。其本质是让人民当家做主, 实现社区赋权、人民赋权的过程。

社区营造的基础理论主要来自社会资本和公众参与2个领域。社会资本与自组织理论的研究, 采取偏于宏观和社会的视角, 更强调自上而下的治理手段, 通过政策或制度设计培育社区资本, 改善社区生活。公众参与规划设计, 偏向微观和行动, 借助环境塑造或社区活动, 调动居民参与社区生活的积极性。

在社区营造的原生理论探索方面, 较为突出的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家德创办的国内第一个专注于“社区营造”的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社科学院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2011年, 介绍台湾社区营造实践与研究成果, 组织编写“社区营造书系”, 以推广社区营造的理念。

在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众多的社区营造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中, 可以辨析出4种类型的社区营造行动模式。

1) 社区生活介入类型台湾学者黄瑞茂 (2013) 认为, 社区营造是一种社会运动和共同的社会经验。这种社区生活介入的社区营造帮助规划、设计、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员, 在许多真实的规划场所中逐渐认识到社会结构性问题, 感受社会环境变动下的社区培力与实践的可能性, 继而主张有效地以专业技能与认知介入社区环境改造工作。

2) 艺术介入类型赵容慧 (2016) 从艺术介入的背景出发, 搭建艺术介入新农村社区营造的框架, 并剖析台湾台南市土沟社区营造实践的经验, 以艺术介入的方式进行社区营造, 一般是从文化历史重建与文化艺术的角度介入社区发展, 强调社区参与, 整合地方文化、社会与经济等资源, 解决整体环境所面临的问题。

3) 灾后重建类型梁艳 (2015) , 研究指出灾后社区营造不仅仅是满足短期的生活需求的营造, 更应以人为本, 重视乡村居民的精神文明建设, 使人的生活生产方式与社区的形式建设同步进行, 本质是充分利用社区各种资源, 使社区主体充分参与社区发展过程。重建时, 不仅仅要考虑地域、风貌、文化、产业等方面的差异, 还要考虑村民、援建者、政府等不同主体对于重建思路以及发展诉求的差别。

4) 历史古迹保护类型魏成 (2010) 强调地区民众是古迹保护的主体, 指出90年代以来的社区总体营造和文化政策转变, 对台湾地区估计保护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扭转了过去相对保守与静态的旧有保护观念, 为古迹保护注入了新的活力。此类型的社区营造将为历史古迹的可持续保护提供支持。

以上社区营造的4种行动模式类型代表了目前绝大多数的社区营造行动的方向。4种模式虽各不相同, 但其目的却有一致性:改善社区中人与人的关系, 协调社区中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通过这些行动, 积累社区营造的影响力,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社区营造中来;另一方面, 通过这些方式为社区营造注入更加丰富的内涵。

无论是政府部门, 还是外来社会组织, 在进入一个社区进行社区营造时均需要一定的步骤与方法。喻肇青 (2014) 在《落地生根:台湾社区营造的理论与实践》中将社区行动的内容分6个部分:启动阶段、酝酿阶段、发掘阶段、憧憬阶段、计划阶段、执行阶段。罗家德 (2017) 在《社区营造的理论、流程与案例》中指出社区营造实务工作的5大流程是:社区资源与需求调查、社区营造培训、微公益创投、培育社区自组织、组织评估。

不同学者提出的社区营造流程都包含几个关键步骤: (1) 需要对现有的社区资源进行整体的评价和梳理; (2) 培养社区营造专业人才, 引领社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3) 选择社区发展的切入点是从培育人开始, 进而改变环境或从改善环境开始, 培育社会资本。其中关键的是启动阶段, 明确的动机是社区动员的必备要素。

各地社区营造较多采用了参与式社区工作坊的形式, 从内容看可明显分2类。 (1) 以社区软体营造为主体, 工作坊的主要内容有发行社区刊物、社区读书会、撰写社区历史、社区艺术展览等。梁艳 (2015) 在台中埔里镇桃米社区的案例研究中, 通过推行环保运动、开发社区研习班的方式来进行社区营造, “清溪活动”组织居民对拥堵的溪水进行清理, 恢复本来的生态面貌, 激发居民的自我意识觉醒。 (2) 以社区硬件营造为主体, 通过改造物质环境的方法, 对居民的活动、行为产生积极的影响, 比如社区的美化绿化、社区地图等。赵容慧 (2016) 在台湾土沟社区的改造中, 针对现状条件进行了物质空间的改造, 包含道路景观改善、家户空间艺术改造和既有营造点艺术改造等。

社区营造除参与式社区工作坊的形式外, 还有政府与社区组织共同主导下的社区营造。魏寒宾 (2015) 基于政府引导与政民合作的韩国社区营造, 以首尔市社区共同体营造为实证, 研究由政府帮扶、居民自发确立规划提议并予以实施的社区营造;社区内部主体主导下的持续营建也是社区营造的另一种形式。西村幸夫 (2007) 在《再造魅力故乡》一书中以小樽社区营造为例, 研究以市民运动为核心, 自下而上整合自身资源且扩大影响力的社区营造方式。

对于社区营造流程、方法的研究, 呈现出社区营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社区营造面对的是千变万化、各具特色的社区, 在实际操作中需要参与者不断地进行思考, 将工作流程和方法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 在把握主要原则的基础上, 实现社区活力的再生和社区资本的积累。

国内的社区营造实践与研究还刚刚起步, 在社区营造方面的探索和思考尝试结合本土特性, 体现了创新与探索精神。但是现有的文献资料也显现了普遍性的问题, 各地区的社区营造实践仍处于实践过程的初步总结阶段, 对于本土化的社区营造应该如何去做、社区营造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各个利益团体的相互博弈过程及不同地区社区营造的约束条件尚缺乏清晰和系统的研究。在对社区营造历史发展的研究和认识中, 文化价值、空间形态、街区经营是推动社区永续经营的重要要素, 需要充分挖掘以实现社区集体记忆、都市纹理的重新塑造。目前, 研究缺乏对于这些方面的深入挖掘, 对于不同地区的文化趋向也甚少论述, 这应成为未来社区营造理论的重要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