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一直以群体而居, 其社会群体的活动无法与具体的区域环境分开, 具有一定地域范围的社区就是社会群体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古代社会人们日常骑马放牧, 无固定居住场所, 从此种意义来说, 当时的部落仅为一种具有相同日常属性的聚落群体, 并不等同如今的城市社区。随着对农业生产的投入, 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开始在某一固定的区域生活聚集, 由此出现村庄这一社区类型。伴随政治、文化、经济等快速发展, 农村人口逐渐转变为城镇人口, 农村这一社区类型开始发展成为里弄、邻里和目前的城市社区。4次工业革命加快了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 使城市中的社区数量不断增加, 转变了以往社区的经济基础和功能结构, 且规模不断扩大, 出现了许多大城市和大都市社区。

近二三十年, 社区概念才逐渐被纳入国内研究视野, 故国内理论研究成果远不如国外丰富。我国最早对城市社区进行分类的是吴缚龙, 从居住与生产的不同关系出发, 将城市社区划分为4种类型。

1) 传统式街坊社区指工业化前不同阶层聚居并存续至今的社区, 生产和生活功能虽合二为一, 但居民的职业构成复杂, 且因时间因素, 居民之间形成复杂的社会纽带。

2) 单一式单位社区与传统式街坊社区相比, 单位社区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办社会的产物, 居民的生产与生活角色重合, 职业构成单一, 社区气氛淡薄。

3) 混合式综合社区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兴建的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大型居住区。

4) 演替式边缘社区位于城市建成区边缘, 正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演替。

社区间邻里交往就是发生在同社区内相邻住户间有交集的各类行为活动。不同于传统的里弄胡同类社区, 如今的社区大多是成排林立的多高层楼房, 缺少了以往相邻住户间“大门常打开”的亲密感。社区中的住户现在更愿在室内活动, 切断了与相邻住户甚至外界的联系, 邻里交往互动的机会匮乏, 关系疏离, 在社区公共生活中失去归属感。苏州华通社区属于演替式边缘社区, 也是新型组团式农民动迁社区, 位于城市边缘, 大部分居民原为农民, 如今生活在成片的小区楼房里, 缺乏归属感。本文从居民的活动类型、活动规律等方面入手, 试图重构动迁社区内部的邻里空间。

采取面对面访谈、填写问卷的形式, 发放问卷105份, 回收问卷105份, 全部为有效问卷。访谈主要内容包括居民对社区邻里环境的满意程度及其对邻里空间的具体需求等。

通过收集不同对象如外来务工人员、出租户和本地居民等的访谈问卷对不同节点的活力程度等进行系统分析。

文献研究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与前提, 通过学术期刊和相关论文充分掌握有关的理论知识, 按研究角度归类区分。

通过微信平台“城市热力”观察平时和周末不同时段的社区活跃区域, 发现华通社区的活跃区域集中于二区和四区, 并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

以华通社区二区与四区为研究对象, 按职业参数将其分为6类不同的群体, 每类群体选取10个对象, 分工作日与节假日, 对这些对象一天中不同时段进行的活动进行观察。6类不同的群体包括外来务工人员、个体户、上班族、学生、主妇和老人。

居民邻里交往活动按形式可分为2种: (1) 具有滞留特质的活动人们需停留下来, 在某点或某区域范围内活动; (2) 具有流动特质的瞬时交往活动人们在某些点之间流动、穿梭。2种形式活动的性质不同, 对空间建构的要求也不同: (1) 滞留性活动滞留的含义就是活动发生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且会持续一段时间; (2) 流动性活动大部分具有瞬时特征, 所谓瞬时即不会长时间在某点状空间范围内活动。

我国对老年人的定义是大于或等于65岁的群体, 此类人群通常已退休, 闲暇时间富余。社区内相互熟识的老人会一起散步健身, 花在运动上的时间相对较多, 开展的多为流动性活动。家庭主妇每天上午送孩子上学, 然后买菜做饭, 下午美容、打麻将, 到点再去接孩子放学, 平时活动以购物休憩为主, 包括滞留性活动和流动性活动。个体户主要停留在各自店铺, 交往活动主要是与顾客闲聊, 故活动多为滞留性。外来务工人员的交往主要限于与熟识的打工者, 邻里交往甚少, 日常活动多为流动性。

访谈发现本地人与外来人员之间互动较少, 有了新生活环境即舍弃了原来融洽的邻里互动环境, 邻里关系淡薄。

不同群体之间即便存在背景差异, 但从范围上看区域之间无明显阻隔, 仅存心理上的交往障碍。因华通社区是新型组团式农民动迁社区, 居民整体的文化素质不高, 除熟识的老邻居之间保持正常交往外, 与外来人员的交往均抱着漠不关心、不认同的态度。

动迁社区的居民有各自的安置房, 而外来务工人员因经济实力不足多租住于社区, 形成本地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之间的“房东-租户”关系。各家各户平时房门紧闭, 楼道内张贴着注意安全、谨防偷盗的告示, “我家大门常打开”景象已不复存在, 门前邻里交往难以再现。

交往空间是各类社会关系的重要载体, 邻里互动须有相应空间才能开展。相关职能机构在培育良好的邻里关系方面需做的就是提供适宜的公共交往空间, 如美国最高法院规定街道或公园须开放给民众, 让其自由发表言论, 增进各类民众交往互动的机会。调研发现, 邻里交往最可能发生的点多位于住区中心及大树下的广场, 该位置聚集大量人群的原因是开敞空间活动项目的多样化。调研的2个区域最集中的活跃点位于东边二区的中心广场, 每逢闲暇时二区和四区的居民蜂拥而至, 相比之下西边四区的中心广场则冷清许多。需求与供给不匹配导致四区居民宁愿多走一段距离也不愿在小区内停留。居民的多样需求包括散步、跳舞、购物及健身等, 配套设施不完善导致居住空间无法满足居民需求。

不同群体代表的利益不同, 故社区中常有代表不同利益的组织, 类似居民委员会的组织逐渐成为社区发展的幕后力量, 委员会参与者即居民本身可通过自我参与的方式主动投身于社区的各项建设中。委员会的代表来自居民也代表居民, 这些住户实际掌握着社区资源分配等权利。社区住户在诉求利益过程中不仅只考虑自身利益还反映其他情绪, 后期协调维护期常存在低效率无作为的问题。社区内部设施与环境维护存在管理不到位现象, 相关监督机制松懈。

如图1所示, 年龄段差异导致不同年龄儿童的活动空间类型多样。针对10岁以下儿童, 应在社区公共空间设置种类丰富、趣味性强的活动设施, 此外为了儿童安全应设置陪同家长的休息看护区, 以增进家长与孩子间的交往互动。

如图2所示, 宅前活动空间作为居民日常出行最常出现的区域, 应在现状基础上提升, 改变单一的铺地和景观, 融入多样元素, 引导居民在此区域开展滞留性活动, 增加邻里之间互动交流的机会。

如图3所示, MINI菜园作为一种可食用景观, 结合农业种植与景观设计, 使空间既具生产性又具美感与生态价值。原先为失地农民的本地居民有了耕作场地, 丰富了居民邻里之间体验的日常互动。

社区服务是我国社区建设的发端, 已从最初关照特殊、拾遗补缺阶段逐渐向体系完整、供给均衡阶段迈进。社区服务中, 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便民利民项目、与居民生活水平提升相关的益民服务项目, 如医疗、养老、教育、旅游等均有较强盈利性, 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大数据为社区建设提供了更便捷有效的管理方式。传统社区管理中, 居委会承担主要责任, 当前社区建设面临需求量大、琐事多、工作面广等困难, 技术手段创新便于收集基层居民的具体情况数据, 有利于社区内各项工作的开展。

社区内的业主、业主委员会及各类利益社团的运行均离不开相关制度支持。参考不同群体的意见来构建“贴民意、顺民心”的和谐交往公约, 此种社区居民合理自治方式不仅加强了居民与政府联系, 有效普及了政策及公约, 对社会组织水平提升也有重要意义。

邻里复兴运动起源于20世纪后期的西方国家, 美国社会学家最先提出此概念。城镇化进程加快, 人们不仅需要改善物质环境, 更需要宜人的空间尺度, 方便人与人间的交流、互动。邻里复兴是在符合人性需要和对人有善意的社区空间内实现的, 恢复或重塑环境的社会互动性是复兴的空间条件, 也是城市更新的最终目的。在社区内定期举办与你为邻、厨艺大赛、百家宴等趣味活动, 引导居民积极参与, 让住户间打破隔阂并促进彼此了解。

人们日常生活与社区联系紧密, 面对日益疏离的邻里关系, 需从规划师角度找寻构建和谐邻里关系的合理途径。本文以华通社区为例阐明大多数社区现状, 尚存研究对象上的不足, 但通过研究可了解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 对社区建设有参考价值, 对推进社区邻里空间建设发展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