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当代建筑设计的领军人物之一, 崔愷院士 (见图1) 将自己多年来的实践成果及经验归纳梳理后提出个人的建筑价值观——本土设计思想。本土设计以自然和人文环境资源的沃土为本, 强调以土为本的理性主义设计原则 (Land-based Rationalism) 。它既是一种立场, 坚定地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建筑;也是一种策略, 立足本土的建筑创作将以其特色重新奠定中国建筑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更是一种文化价值观, 是“和谐”这一中国社会核心的文化理念在建筑中的具体体现。本土设计思想是以行为、环境、文化为思考基础的核心价值体系, 它需要一种本土文化自觉, 反对全球化导致的文化特色缺失和民族精神衰落;它提倡回归理性的思考, 反对浮夸、以吸引眼球为目的的形式主义和时尚追风;它承担了对人居环境的长久责任, 反对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商业主义;它主张立足本土文化创新, 反对保守、倒退, 希望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 积极地面向未来;它追求的是保持和延续不同地域环境的建筑特色, 反对千篇一律的模仿及平庸。

本土设计思想被提出后, 字面上与“地域主义”“文脉主义”“民族形式”“乡土建筑”等概念存在一定关联性, 受到曲解。实际上“本土设计”与上述概念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区别, 其容括度和深度更宽广且深远。“地域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本土设计思想一致, 但由于全球化经济与技术的发展, 国际建筑主流仍然延续着风格化、品牌化或时尚化路径, 地域主义的发展一直处于边缘状态, 对城市特色的保持与发展影响有限。另外, 由于缺乏对相关理论的认知, 许多人认为地域主义的实践范围只局限于偏远乡村, 而中心大城市则不必考虑地域问题。在此, 本土设计思想可以理解为对地域主义的补充, 以土为本的理性主义设计中的“土”既包括一般意义的“乡土”, 也包括更广泛意义的城市环境。“文脉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 它强调建筑与城市建成环境形式上的关联性, 而本土设计的内涵却远超形式的命题。“民族形式”或“民族风格”泛指一个民族建筑的共同特色, 而民族传统建筑的形式或空间特色只是本土设计所关注的文化范畴的一部分, 其作品不拘泥于与传统建筑形式上的相似性。“乡土建筑”指民间、地方、手工艺、非专业的营造活动, 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应予以保留延续, 但“乡土建筑”的操作方式不适合城市大规模建设活动, 本土设计思想的出发点却恰在于此。

从伦理意义上讲, 本土设计理论的提出源于本土建筑师对近代历史动荡发展造成的中国当代建筑理论空白的危机感。近代中国社会动荡使建筑师无暇思考建筑, 疯狂建设年代更多追求效率, 而对于西方国家的先进文化也普遍停留于表象化的模仿。我们虽曾听到闪烁着理性主义光芒的呐喊, 但都被效率至上的社会发展浪潮湮灭。同时, 本土设计的提出还源于建筑师在开放的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对逐渐潮流化、商标化的解构主义、非线性设计等消费主义倾向的警觉。多元化的设计氛围本是益事, 但如果盲从潮流而忽略对行为、环境、文化等建筑本质问题的思考, 那么无论以何种方法进行诠释都失去意义。

本土设计理论的出现是一种历史必然, 它集中反映了建筑师对建筑行业伦理价值迷失的担忧。长期的世界和平让人类社会得到空前快速发展, 建筑意义已从战后的救世哲学逐渐演变为艺术追求或技术载体。物质的丰富、彰显财富与权利的诉求使众多建筑沦为商业洪流的囚奴, 为了成为“标志”“不朽”, 不惜成倍增加环境与经济负担, 无情地撕裂城市文脉, 建筑本身的意义消失殆尽。面对如此建筑我们不禁发问, 建筑是要成为刺激眼球的消费品、浓妆艳抹的“丰碑”, 还是要成为历史文化的载体、自然环境的有机组成及舒适人性的庇护之所?从该意义上说, 本土设计理论为我国建筑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思路, 将建筑的意义回归原点, 拨正建筑在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的序位, 并为建筑师树立了客观理性的伦理价值观。

在具体操作层面, 崔愷院士将其本土设计思想划分为“本体论”“文化论”“环境伦”“社会论”“技术论”“方法论”等层面。

1) 本体论可以理解为崔愷院士对于建筑师价值观的讨论。崔愷认为, 虽然当代中国建筑师的价值取向较多元, 但建筑师仍需坚守某些价值底线, 而这些底线往往体现出伦理特征。如建筑对在地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尊重, 建筑对人们具体行为的关注, 建筑应具有城市立场并承担一定社会职能, 建筑师应具有职业道德并兼有维护社会公平公正的职责等。

2) 文化论建筑对当地文化的回应是建筑创作的基本立场, 对当地文化传统的尊重和继承关乎建筑伦理。在处理建筑与文化关系的方法上, 崔愷强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应从“形式语言”和“行为空间”两方面入手。前者主要从当地建筑的传统形式中提取符号语汇, 结合新建筑创作加以简化、变形和重组, 使新建筑与旧建筑建立一定的视觉联系;后者注重从传统建筑的空间构成中发掘形成这种空间的行为原由, 而以这种特定的行为模式为基点, 寻求新的空间形态, 使新旧建筑、建筑与环境之间达到某种空间意义上的默契。在实际操作中, 这两方面应互为补充及依托。如拉萨火车站设计中, 崔愷从藏族建筑中提取斜墙、窄窗、列柱, 将色彩和材料肌理等传统要素应用到车站空间和造型的设计中, 还研制预制混凝土墙板技术和太阳能地板辐射采暖系统以适应高原环境, 提高了建筑品质 (见图2) ;首都博物馆设计中, 崔愷汲取古都灰墙、木作、青铜器和园林等传统要素, 将其与现代博物馆理念及空间紧密结合, 首都博物馆也因此被誉为“北京的文化客厅” (见图3) ;在北京德胜尚城办公楼设计中, 北京古城以街道、胡同、四合院组成的空间结构要素被应用于建筑布局中, 保留的古树、原址复建的建筑片段, 以及建立与古城楼的对景关系, 赋予这组现代办公楼以老北京的城市韵味, 德胜尚城因此成为城市有机更新的范例, 受到业界广泛赞誉 (见图4) 。

3) 环境论“关注环境, 形式是从环境分析而来, 是从环境空间而来, 是从环境创意而来, 而绝不是浮躁的自我表现、晦涩的牵强杜撰和时髦建筑语汇的大杂烩。”崔愷院士概括了本土设计思想中“环境论”的内容。在崔愷的认识中, “环境”涵盖多方面、多层次内容:城区或郊区、传统与现代、文化氛围及地方性材料所赋予的建筑特质等, 通过对各种制约因素的整合考量, 建筑形式从萌芽到最终完成, 就是一个具体、生动并且有严密逻辑的过程。这种“形式追随环境”的设计着重强调建筑与环境要素的联系, 符合建筑伦理的广义内涵。在四川凉山彝族文化中心设计中, 崔愷将建筑设计与景观设计相融合, 建筑栖伏于大地上, 屋顶绿化与景观环境融为一体, 以彝族特色图形和色彩构建遮阳花墙, 创造了极富地方特色的文化长廊 (见图5) ;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设计中, 崔愷借鉴当地生土建筑传统, 将建筑全部埋入地下, 仅用青铜、纹饰和甲骨文来适度地传达遗址的历史信息, 以最小干预度来保护历史遗址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以谦卑和恭敬的态度与古人对话 (见图6) ;崔愷院士的早期作品——北京外研社办公楼, 设计时出于对建筑场地多重视点的考虑 (三环路高架桥上驾车者及桥下步行路人的视角) , 将门廊降低以适应街道的尺度, 并将内部的视觉中心上移, 通过3层以上跌落的平台和桥廊构成的巨大洞口吸引桥上人们的视线, 使建筑无论从桥上还是桥下看都有较舒适的比例和尺度 (见图7) 。

4) 社会论意在指出建筑设计应面向现实生活, 解决实际问题, 体现时代精神, 表现出一种关注建筑社会职能的伦理立场。在物质层面, 崔愷强调建筑应持有城市立场, 在可能的情况下, 建筑应具有向城市开放的部分, 建筑界面不应成为将建筑与城市隔绝的绝对屏障, 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应在更广泛层面进行交融与互动。如在北京西山创意产业基地艺术家工坊设计中, 崔愷工作室研究了艺术家这一创意群体的行为方式, 将创作空间和休闲交往空间相叠合, 营造独特的合院空间 (见图8) 。设计采取“隔而不绝”的方式处理建筑与城市的关系, 建筑内部庭院与艺术家居住单元之间形成“曲径通幽”的廊道向城市开放, 对艺术有兴趣的人会被若隐若现的空间线条吸引而进入其中, 偶遇和交流的机会由此产生。在精神层面, 崔愷院士认为建筑应具有一定社会职能, 其职能大小及表现方式根据建筑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文化类建筑的社会职能自不必多说, 而如居住、办公、商业建筑等功能性较强的建筑类型应在不同程度上体现批判性。如老龄化社会逼近造成中国城市人口居住模式的改变, 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现代办公模式改变及办公空间形制调整, 长期以来商业与文化二元对立是否存在调和的可能等问题值得新思考。实例方面, 崔愷工作室及中国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先后以减免设计费的方式为河北后城小学和新北川震后重建设计了食堂和文化中心 (见图9) , 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借鉴当地传统, 采用低技术生态策略, 创作出有特色的地域建筑, 体现出对弱势群体居住问题的人道主义关怀。在大连软件园软件工程师公寓设计中, 崔愷在狭小的用地空间中引入中庭, 并在其中建立交流平台, 再用开放楼梯将上下平台联系。上下班时, 这些平台成为人们相遇的场所, 记忆中福利分房时代的邻里关系在此得以重现 (见图10) 。

5) 技术论涉及现代技术和传统技术。对于现代技术, 崔愷院士对其始终保持欢迎而又谨慎的态度。随着崔愷工作室不断壮大, 近年来新引进的人才多掌握先进的设计技术, 崔愷的建筑实践中也逐渐出现诸如利用参数化手段进行的非线性设计。但崔愷院士却始终将这些新鲜事物视为工具和手段, 在价值立场保持不变的基础上, 探讨其辅助设计的方式, 以便通过全新方式表达建筑对环境、文化、行为的回应。对于传统地方建造技术, 崔愷院士热衷于将其与现代建造技术相结合, 以当代建筑为媒介和载体, 使这些乡土技术得以延续, 如青海玉树康巴艺术中心 (见图11) 。

6) 方法论“在我看来, 所谓设计从某种意义来说就是自问自答的游戏。”这便是崔愷院士本土设计“方法论”的形象描述。崔愷认为, “每块用地都是有灵魂的, 在建筑师尚未领悟之前, 最适应的建造方式已经存在于那里, 我们不断地修改方案, 不过是在努力地接近最终的结果而已”。设计过程是不断提问和作答的过程, 设计水平的高低体现于发现问题的深度和解决问题的巧妙程度, 建筑师的主观因素则体现于此, 这亦是建筑设计的魅力所在。在未能把握设计的基本问题之前就一味地追求形式, 产生的作品必然会流于一般, 徒有其表。对于相同问题, 出于惯性思维的解答并非理所当然, 全新而合理的解答方式将使建筑与众不同。崔愷认为建筑绝不是主观的凭空想象, 而是统筹考虑各种制约因素的结果, 建筑设计的任务本质上是处理好建筑与各方因素的关系, 其设计思想中的伦理立场清晰可见。

以上内容简要概括了崔愷院士的本土设计思想及在此指导下产生的建筑实践。除坚持通过实践不断深化自身对建筑的理解, 多年来, 崔愷院士还在建筑实践的同时涉足教育, 将自己的工作室作为教育基地, 致力于“产学研”结合。学生在大量实际项目设计实践及与大师的交流中, 逐步理解崔愷基于在地环境的理性主义设计思想 (本土设计) 。学生通过直接面对当前建筑市场, 引发深入思考与研究, 并在崔愷院士所强调的不回避、不卖弄、直奔主题的学术态度指引下, 完成了大量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学术论文。

崔愷院士的本土设计思想是一种基于在地自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的理性主义创作价值观, 表达了对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尊重及对地域性与场所精神的追求, 反映现状、满足功能, 其态度是从容且客观的。内容上, 本土设计应包含对自然及城市环境等预设条件的充分尊重和理性分析, 根植于地域文化之中的人文思考, 以及对使用者行为习惯的人情关怀等。从兼容性上看, 虽然本土设计思想在价值取向上的态度明确而坚定, 认为建筑设计应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种种绝对范畴内的决策或判断, 但在建筑语汇和表现技法上却是开放的系统。在理性主义考量基础上, 本土设计思想对不同设计语言持中性的接受态度, 无论是隐喻的建筑文化符号, 还是简洁的几何形体拼接, 亦或表现主义倾向的非线性, 在崔愷院士的建筑设计实践中都有所涉猎, 其姿态轻松且自由。崔愷认为本土设计理论框架好比一棵大树, 它通过理性主义设计的主干, 生发出多元化的建筑现象:可以是地域建筑、文脉建筑, 也可以是生土建筑、生态建筑, 还可以是地景建筑。本土设计绝不局限于形式和风格, 鼓励从多元方向创作与本土环境息息相关的建筑。这源于崔愷院士对于当前建筑设计潮流的清醒认识, 对时髦的设计方法和绚丽的建筑形式既不排斥也不迷信, 始终将其归为方法和手段的范畴, 视其为实现自己建筑价值主张的工具。

从更本质意义上讲, 崔愷院士关注的重点在于建筑与社会元素之间的关系, 这些社会元素包括文化、环境、技术、体制、价值观等诸多范畴。崔愷院士认为, 当代中国建筑的意义或使命就在于厘清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 从而获得自身应有的定位, 其成果或可体现于城市建成环境的普遍理性及中国建筑师建筑伦理立场的确立, 而这种普遍联系的观察视角与实践方式正是崔愷院士本土设计思想的伦理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