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市位于江西省中部、赣江中游, 古称庐陵、吉州, 是江西建制最早的古郡之一。近代以来, 吉安的古城门、古城墙被拆除, 城市总体结构发生了改变。然而, 在保留原始空间结构方面, 吉安大桥西岸老城区的主要布局自唐朝就确定了下来。比较可惜的是, 由于对城市空间的历史价值认识不足, 导致今天吉安大桥西岸沿江路等地拥堵破落, 甚至到了不得不进行全面拆除和整改的地步, 可谓古城之殇。本文梳理了历史上的吉安城市空间演变, 目的在于唤起吉安人对古城的记忆与情感, 正视历史上吉安城的变迁与兴衰, 以探讨未来吉安的城市发展和文化保护。

吉安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秦, 秦时设庐陵县。有明确记载的县治始于汉高帝时设立的今泰和县西三里的西昌, 东汉改县为郡, 郡治迁石阳 (今吉水县东北二十里) 。吉安的治所首次迁往今吉安市中心城区是在西晋年间, 据史料载是太守孔伦所为。几经变迁, 孔伦所筑晋城已废, 但在今天的吉安留下了“孔家湾路” (原名“孔家湾巷”) , 位于人民广场北面, 连接井冈山大道和文山步行街。隋朝改庐陵郡为吉州, 改石阳为庐陵, 移于今天吉安吉福路与吉州大道交汇处赵公塘一带。

晋城、隋城今天都已经消失, 并未对今天的吉安城市空间造成长远影响。根据人口发展情况来看, 晋至初唐, 吉安地区的人口都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 (见表1) , 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御, 运输以步行和马车为主, 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城市规模相对较小, 影响力弱, 呈点状封闭状态。

吉安城市的大发展, 得益于隋京杭大运河的开挖, 江西成为了闽、粤、桂、湘通达余杭运河河道的要道, 赣江的水运地位大大提升。唐永淳元年 (公元682年) , 州治迁往今天的吉安北门街一带, 濒临赣江, 并从此便稳定下来。今天的吉安城区之基础, 便始于唐城。

隋唐时期的城市采取里坊制, 坊市分离。当时的吉州城内主要是行政管理和教育机构, 工商业则越出城墙, 向西、南方向延伸, 沿着赣江边和后河两岸形成了商业区^[1]。这种城市空间布局延续至今。如位于北门街和沿江路之间的道署坪路, 便是唐至清朝的府衙所在地, 与今天的吉安市委大院所在几乎重合 (2013年吉安市政府迁往城南新行政大楼, 原市委大院地块划归吉安师范附属小学) 。城外西街 (今文山路) 和南街 (又称大街, 今永叔路) 分别位于后河下游西岸和东岸, 工商业聚集于此, 永叔路又紧邻赣江, 沿江码头密布, 商船往来, 形成了古吉安内外层级分布的商贸格局。今吉安大桥西岸地带便成为了构成吉安城内城外沟通的南关, 也是吉安与外界的沟通节点。吉州作为赣江中上游的重要水路枢纽, 城市迅速扩大, 天宝元年 (742年) , 人口已增长到33万人之多。清同治《庐陵县志》载, “天佑元年甲子 (公元904年) 刺史彭千广城池, 周九里九十一步 (4.6km) , 东凭赣江, 西、南、北浚濠……”反映了吉安人口增加、城市面积扩大、城区建设日趋成熟。

北宋开宝八年 (975) , 置吉州庐陵郡兼军事。北宋时, 政局较平稳, 所造之船主要为漕船, 以便于南粮北调。宋政府分配给全国各造船厂的数字中, 吉州以525艘位列全国第二^[2]。凭借水运和造船业, 吉州商税亦位列江西第二 (《宋会要辑稿>食货十六至十二) ^[3]。北宋大文豪苏东坡 (公元1037-1101年) 有诗云:“巍巍城郭阔, 庐陵半苏州。”吉州之富庶可见一斑。作为上永叔路和中永叔路分界点的下田侯路, 以前叫半苏巷, 原为一条2m宽的小巷, 便是由此得名。宋淳熙十一年 (公元1184年) , 城周扩大到二十里二百五十步 (《吉安地区志》) , 约合10.3km, 是唐城的两倍有余, 以四边形计, 面积能达到唐城的4倍。旧志对吉安城修葺加固的记载较多, 却几乎没对城池改建、扩建的记载^[4], 据此推测此次扩城是往西、南商市方向扩建罗城, 不影响城市基本格局。宋城与唐城的不同, 在于商业街取代了坊市分立的格局, 被纳入到整个城市系统之中;城市行政、商业和住区功能混杂, 加之人口膨胀, 呈现出熙熙攘攘、欣欣向荣的面貌。吉安大桥西岸地带在宋时, 已是吉安商贸繁荣之最。

在元朝, 吉州军被改为吉安路, 吉安之名始于此。元朝统治者维护封建地主经济, 使农业生产逐渐恢复, 由于对外贸易发达, 商业和手工业也空前地繁荣, 南方许多城市保持了原来的繁荣^[5]。可惜到了元末, 战乱频繁, 吉安古城几被战火所毁。

明初, 吉安在废墟之上重建。清同治《庐陵县志》“城池篇”载:“明太祖元年戊申 (公元1368年) 都督朱政创辟城池, 仍故址, 更定新制, 城围九里, 高二丈五尺, 厚一丈二尺, 城上置戍舍。为门五:南曰兴贤 (今鹭州东路与沿江路交汇口北, 嘉靖六年改称魁聚门) , 西曰永丰 (今马铺前路近米西大厦, 原为吉安通往外地的“官道”, 道旁设有马铺驿站, 故得名^[6]) , 东曰迎恩 (今吉安一中与吉安宾馆之间) , 曰广丰 (又名仓库, 也名小东门, 离迎恩门很近, 雍正七年封闭, 另开南门焕文门, 近金牛泉) , 北曰嘉禾 (今北门路北端) 。门各有楼城有戍舍。”这种城市格局一直维持到了清朝, 从万历吉安府志的郡境图和嘉靖吉安府志的街市图以及《吉安地区志》的描述, 可知清朝的吉安城市范围和城市结构与明朝相比几乎没有变化。城墙所圈定的明城恢复到了唐城的大小, 城内城外再度被隔开。城市的空间结构从开放再度走向封闭。

以往的吉安城市叙事中, 往往以江右商帮的发达为例证, 认为明清时期吉安工商业发达, 城市兴旺。但从人口上的巨大波动看来, 吉安城已经在明时走了下坡路, 至清朝更是无可避免地步入衰败。明初江西的人口密度一直位列全国前列。海瑞的《兴国县八议》说:“吉安、南昌等府之民, 肩摩踵接。”又说, 由于“地不能使之尽农, 贸易不能使之尽商”, 因此“比比游食他省”^[7]。巨大的人口压力带来的是民生的困苦, 从商是无奈的选择。明末清初的一系列战争与动乱, 对吉安的城市发展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伤害———明末清初的吉安人口数量竟然降低至唐朝时期水平, 接着伴随着清政府休养生息政策和诸如番薯玉米等外来粮食作物的引进, 导致全国人口大爆炸, 吉安人口暴增8倍达到封建历史上的最高点。在地区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 城市规模却没有扩大———城市化的进程停滞了, 反映出本地商品经济的迅速下滑和人民的普遍贫困。鸦片战争之后, 以传统手工业为依托的江右商帮受到外国资本和战争的冲击, 最终走向了衰弱^[8]。明清吉安城市空间的封闭与城市整体的衰败互为因果, 互为印证。

吉安古城封闭的空间结构在近代以后因战争、政治变迁、经济格局变动、城市扩张等被打破。今天, 吉安古城墙不见踪影, 许多地名也在慢慢消失, 吉安大桥的建设更彻底扭转了过去吉安南北连亘的城市布局, 首次打通了东西脉络。在回顾了吉安古城的空间历史变革之后, 我们应该意识到, 吉安古城正是在开放中才获得生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发展的步履从未停下, 城市的扩张和更新总是伴随着矛盾和冲突、舍弃和阵痛, 但只有不断地开拓和革新, 才有可能创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