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春，新冠病毒在世界范围内蔓延，给全人类带来无以计量的损失和悲剧。城市作为当代人类聚居的主要形式，再一次经受着考验。居民日常居住和工作的社区，可以被认为是城市中的基本细胞。事实上，健康社区、健康建筑在当代建筑学理论和实践中，一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社区规划中的效率与安全、封闭与开放、流通和管控的博弈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事实上，本文所探讨的“防疫社区规划”并不是一个崭新的议题，甚至可以说流行病塑造着整个规划史和建筑史。

防疫社区规划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通过社区规划和建筑设计的改良，预防流行病的大面积流行，实现“平非结合”。本文试图提供一条思路来回答这个问题（图1）——把问题分解为五个环节：1）从历史的角度，流行病如何影响城市和建筑形态；2）在当代，除了引起广泛关注的重大传染病，还有哪些疾病与社区和建筑空间相关，空间引发或者助推居民患病的机制是什么；3）面对这些疾病，我们如何通过调研和数据研查社区空间，发现其中的问题和隐患；4）在规划阶段，如何通过前置的健康影响评估规避可能的防疫漏洞；5）在设计和改造的过程中，有哪些已有的防疫策略。

健康是宜居的基础，流行病作为人类社会最严峻的生存问题之一，早于城市规划，甚至早于医学存在。城市从诞生开始就与居民的健康息息相关，这种关系既可以是正面的健康促进，也可以是负面的导致和传播疾病。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的流行病疫情，都带来了建筑学的反思和发展，城市规划更是流行病肆虐后催生的学科。可以说，包含了传染病和慢性病在内的各种流行病，构成了一部社区规划的反思发展史。

居住建筑和社区环境中的防疫策略可以追溯到建筑出现的初期。《圣经：利未记》中记载了一段住宅防疫措施。以色列人如果家中有麻风病患，牧师会带人来检查，一旦发现墙壁上有绿色或红色的痕迹就封锁这间房子，7日不得进入。如果红绿色区域扩大蔓延，就需要及时将房屋拆毁。同时，拆毁房屋的石料不得被用于建造新的房屋。墙上这些红绿色斑点被认为是引起麻风和其他疾病的不洁物，现代医学中推测是霉菌等致病病原。这些有着霉菌斑点的房屋也许可以被认为是最早的“致病住宅（Sick House）”^[1]。在我国，传统的房屋“风水”理论虽然并不受到现代建筑学的推崇，却也表达了古代建筑选址和设计中对健康的追求和疾病的防治。用防病的视角审视合院建筑，可以发现内院和天井的设计具有“空气质量优良、温度湿度适宜、自然采光良好、噪声控制有效^[2]”等空间品质方面的特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后的大城市中，由于拥挤和城市基础设施的缺乏，曾经出现了传染病肆虐（如霍乱、肺结核）和城市灾害（如火灾）频发的情况。当时的公共卫生专家和建筑师通力合作，出台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防疫空间整治手段。许多我们今天熟知的措施和策略，包括基础设施规划、城市分区规划、城市公共空间和绿地的设置、住宅采光间距、通风设计、消防规范、城市卫生法等，都开始于对当年传染病疫情的应对。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出台改善了当时的城市空间状况，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疫情的传播。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建筑学历史上重要的“现代主义建筑”思潮与疾病防疫也密不可分。勒·柯布西耶在他的名著《明日之城》中写道：“卫生（Hygiene）和道德健康（Moral Health）决定于城市的规划排布。缺乏卫生和道德健康，社会细胞将走向萎缩^[3]。”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与“结核病（Tuberculosis）”的治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链霉素等药物被发现后，一系列研究证明，预防和治疗早期结核病的最简单方式是“新鲜空气”“安静休息”和“充足阳光”。这些诉求被转化为建筑语言，最早应用在疗养院设计中，并逐步发展成了一种全民生活方式和时尚。在现代主义建筑的元素中，平屋顶、阳台/露台、躺椅这三要素都起源于肺结核的防治^[4]。截至19世纪40年代，霍乱、肺结核等曾经严重威胁城市居民健康的传染病通过针对社区空间“脏乱差”的整治得到了遏制。这些防疫举措成就了公共卫生与建筑学学科的第一次结合，更成为了现代意义上城市规划学科和现代建筑的起源之一（图2）。

19世纪40年代开始，人类疾病谱开始逆转，虽然传染病的问题依然存在，但“慢性病非传染性疾病”开始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疾病。同时，城市无序扩张、郊区化等新议题开始出现，引起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开始，公共卫生和建筑学的第二次结合到来了。慢性病的病因除基因外，还与“行为”和“环境”有着密切联系。近40年来，城市生活的变化产生了新的日常行为模式，居民的不良生活习惯是慢性病形成的主因。城市空间作为“病因”的一种，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了某些慢性疾病的流行。2000年之后，公共卫生学科中关于肥胖症的病因研究纷纷指向社区空间。应对肥胖症的环境行为研究日益增加，而专门针对这一问题的“活跃设计（Active Design）”开始成为健康建筑的主攻方向。社区被认为是影响居民健康环境和行为的重要空间单元，“健康社区（Healthy Community）”的相关设计理论和实践不断更新^[5]。近20年，健康社区的理念开始从“空间康复”转变为“空间预防（Prevention）”和“健康促进（Health-oriented）”，从预防和健康促进的角度优化设计或改良社区空间，以预防相关疾病的发生，提升居民的健康水平。

可以说，19世纪传染病的肆虐带来了针对居住空间“脏乱差”的整治，让人们开始关注基础设施，为社区规划划定了基线。近40年慢性病的流行引发了对社区空间的再反思，让人们开始关注日常行为，使社区防疫设计迈向健康促进。而2003年的SARS疫情和2020年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又一次敲响了警钟，提示我们严重传染病的爆发依然是不可忽视的问题。那么，从社区规划设计的角度做到平时的慢性病预防和突发情况下传染病的防治，即“平非结合”的健康社区规划，应当是健康社区研究和实践的重点。

正如上文所述，某些城市和建筑空间对于人群健康可能存在着负面作用，甚至会导致某些疾病。2007年，英国学者马拉（Mala Rao）等从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三个方向总结了与城市建筑空间相关的若干疾病、不适和健康威胁因素，较为系统地归纳了当前公共卫生研究中发现的“城市建筑空间相关病症”^[6]。在此基础上，笔者荟萃分析了近20年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照国际疾病伤害及死因分类标准ICD-10列出了与社区空间相关的疾病，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类型^[7]（图3）。

(1）肥胖症及其引发的相关慢性非传染性疾病。肥胖症的大量流行不仅导致了患者的行动生活不便，还会引发心血管病、高血压、糖尿病、结肠癌、中风等严重的慢性病。这一类疾病往往与缺乏体育锻炼和营养代谢问题相关，多由社区规划引发的久坐不站、饮食高热、机动车出行以及室内娱乐的“不良生活方式”导致。

(2）心理疾病，如抑郁、焦虑、压力过大、自我否定、缺乏动力、心理疲劳以及在大型疫情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心理疾病除个人生理和遗传因素外，往往与某些刺激源有关。而城市建筑空间设计中的某些不良因素既可以是直接的心理刺激源，如噪声、拥挤等，也可以间接影响心理健康，如符号暗示、社交影响等。

(3）呼吸和过敏疾病，包括新冠病毒引起的肺炎等传染病，也包括哮喘、失眠迟滞症、眼鼻喉刺激、病态建筑综合症（SBS）等。这一类疾病往往由社区和建筑中的某些不良因素直接导致，例如不良建材、通风传染、景观过敏源等。

在摸清致病机制的基础上，防疫设计的首要步骤是“研查和发现”社区中容易导致疾病的空间位置、分布和致病因素。相关数据的收集、监控和分析是完成这一工作的基础。“空间—健康”数据库的丰富和重建需要多学科和多部门联动。主要思路包括以下几点：

(1）“空间—健康”数据库概念重建。“空间—健康”数据库这一概念其实并不陌生。19世纪针对传染病的数据研究对于现代的城市面貌和建筑空间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第一次合作之后，大部分传染病的数据收集已经成为常态，官方建立了健全的数据统计和监察机制。然而，在呼吸系统传染病继续影响着居民健康的同时，更多的营养代谢、精神心理和中毒过敏等慢性病成为了与社区居住空间相关的新的疾病类型，“空间—健康”数据库急需丰富和重建。

(2）已有“空间—健康”数据的丰富。从全球来看，针对传染病防控的数据相对完善和成熟，针对肥胖症和心理疾病等空间相关的慢性病数据在北美、欧洲等地的某些大城市已经覆盖，但仍亟需补充和完善。在我国，宏观尺度上的数据可用于粗略评估城市级别的居民健康影响，但社区级别的数据统计尚未完成。在研究社区甚至建筑尺度的防疫设计问题时，则需要专门机构更加精细和片段化的调查和研究。城市规划建设部门已经掌握了用地功能、权属边界、人口分布、建筑位置、使用功能、高度与层数、容积率等大量空间和地理信息。随着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普及和医学地理学的崛起，更多的“空间—健康”数据被发现和收集，成为研究社区空间防疫的基础。

(3）新“空间—健康”数据的创设。新的“空间—健康”综合评价数据模型的创设，有助于有针对性的社区防疫。对社区甚至住宅级别统计数据的细化，公共卫生数据和规划建设资料的结合是从规划层面研究社区防疫的重要基础。例如，朱莉安（Julian D.Marshall）等在温哥华进行了针对社区交通、空气污染和城市步行指数的综合研究。对不同社区NO和O₃浓度进行测算，并计算出各社区的步行指数WI，对NO、O₃浓度分布图和步行指数分布图叠加，发现城市中心区域普通社区的步行指数高，空气污染程度相对严重；城郊区域步行指数低，但空气污染程度也较低；步行指数高、空气质量好的社区集中在市中心的高收入住宅区，在地图上呈现绿色的“美好区域（Sweet-Pot）”；而城市近郊的贫民区区域步行指数低，空气污染程度也很严重^[8]。这一研究将“空间—健康”数据细化到社区层级，形成了步行指数WI和个人空气污染暴露程度PE的综合评价模型，反映了城市设计和社区设计对居民产生的健康影响，提出了环境“不公平”的问题，对防疫社区的设计具有指导意义（图4）。

(4）灵活运用有限“空间—健康”数据。学科交叉平台的不健全和某些数据的缺乏可能对防疫社区设计研究有不利影响，可以通过对有限数据的灵活运用来解决。城市空间、社区空间、建筑空间和疾病防疫的关系研究学科跨越程度较大，相关数据难以获得，这时可灵活运用为其他目的而收集的数据。例如，原本用于交通规划的出行调查数据（National Household Travel Survey）也可以用来研究步行与公共交通出行的关系，这为研究空间所致疾病，如缺乏运动所致的肥胖症等提供了基础。在防疫社区和住宅的研究中，其他学科的相关数据也可灵活运用。

(5）“空间—健康”数据的开放和呈现。疾控部门和规划建设部门分别掌握了公共卫生和城市规划方面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的开放和有效利用是城市、社区防疫设计研究的基础，有利于研究人员开展多层面的研究。同时，数据对大众的呈现应当是开放、准确和可读性强的。如Walk Score公司建立的步行评分网站，通过多种途径分析街区的步行友好情况，较好地反映某一地区的步行指数和市民的日常锻炼情况^[9]；又如通过图像方式呈现实时空气污染物地图、疫情地图等。随着居民对“空间相关疾病”预防意识的增强，呈现有帮助和指导性的数据是非常必要的，是预防和控制疾病的重要举措。

疫情的爆发再次提示我们，在社区规划的过程中，除安评和环评外，应当添加健康影响评估。健康影响评估（Health Impact Assessment，简称“HIA”）是指从居民健康影响的角度，系统地评估某个政策或者规划项目的可行性^[10]。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将HIA分为6个步骤：筛选项目—确定范围—评估—建议—报告—监测和评价^[11]。在社区设计中，健康影响评估可作为前策划后评估中的一个环节，以预测和评估设计项目可能对居民健康产生的影响，HIA在欧美已经得到普遍应用^[12]。旧金山市东部邻里社区区划健康影响评估、费城下南区复兴项目健康影响评估、亚特兰大公园链规划项目的健康影响评估是几个典型的案例。

旧金山市东部邻里社区（Eastern Neighborhoods Community）健康影响评估完成于2007年，历时18个月，其目标是分析和评估该地的规划方案对社区人群的健康影响，并提出建议。评估遵循了HIA的基本步骤，通过对目标的量化，创建了六大部分的“健康发展测度工具”，并形成了公众参与的、较为完善的评估机制。通过数据收集、分析和可视化处理，形成了针对原有规划方案的调整和社区发展策略^[13,14]。

费城下南区（Lower South District）健康影响评估完成于2012年。这一评估分析了规划中的三个主要项目对居民健康产生的影响。通过对地区主要问题——公共交通可达性和空气质量的分析，确定了以交通要素为主的包括通勤模式、就业可达性、空气质量等的评估指标并进行了量化。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地铁、慢行步道和用地性质转变可能带来的健康影响，并提出了更进一步的改善建议^[15,16]。

亚特兰大公园链（Atlanta BeltLine）项目启动于2007年，围绕22英里长的旧工业铁路建设公园、轨道交通、慢行步道、住宅区和商业区等的城市更新和设计项目。在人口构成、某些疾病的患病率等公共卫生数据、范围内包括用地面积和公园数量等规划数据、空气质量指数以及水与噪声污染等环境信息数据的基础上，该研究从空间、社会、经济等维度，针对肥胖症、心理疾病、致病病原等问题，评测了亚特兰大公园链及其周边区域的步行指数、绿地、用地混合度等空间要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综合评估和治理模型”，细分为可达性、体育运动、社会资本、安全和环境影响五个方面。针对这五个方面，亚特兰大公园链健康影响评估进行了对场地空间现状的分析，评估了项目潜在的健康影响因素，并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图5）。报告绘制了包括公园链的服务范围、健康食品、步道可达性、交通容量等的地图，得出了有效结论并提出了公园位置、设计、设施、用地等方面的健康影响改善建议，如增加用地功能混合度、加强公共交通系统建设等^[17,18]。

可以看到，健康影响评估最初由公共卫生部门主导，偏向宏观政策制定。在近15年，有越来越多规划和建筑领域的专家参与，其评估的内容和策略逐渐落实到空间层面。可喜的是，健康影响评估在我国的学术和政策制定中，也引起了重视和思考。

以已建立的“空间—健康”数据库为基础，利用健康影响评估等手段，可以确定城市防疫设计的重点区域，筛选防疫相关的影响因素，从而得出有效结论。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防疫社区规划、设计或更新，提出针对防疫的社区规划导则、建筑设计导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应对慢性病，很多国家、地区和城市都认可了“活跃设计”的理念。活跃设计主要面向肥胖症、高血压、心理疾病等空间相关疾病。2010年，纽约市出版了《纽约健康导则》，并成立了活跃设计中心（CFAD）。作为推进健康设计研究的平台，提出了包含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两个领域、23个方面的设计导则^[19]。受到纽约影响，迈阿密建筑与设计中心（ADM）于2016年推出了《活跃设计迈阿密》，提出公园和公共空间、发展模式、交通和移动性、建筑四个重点领域的69条导则^[20]。英格兰体育局（Sport England）于2015年推出了修订版《活跃设计》，在2007版可达（Accessibility）、便利（Amenity）、了解（Awareness）“3A”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活跃设计的10个原则^[21]。与之相关的，芝加哥、波士顿等城市也提出了有关社区健康的“街景和可持续设计计划”“步行波士顿”等计划。这些导则主要针对空间的活跃性，通过设置慢行步道、增加用地混合度、鼓励骑车和步行等方式，促进居民日常的交往和运动。

为应对心理疾病，大批环境心理学和建筑学的专家给出了社区空间防疫的思路。心理疾病源于种种“心理刺激源（Stressor）”。这种刺激源包括疫情等突发事件和日常生活空间长久的刺激。社区和住宅所涉及的直接心理刺激源包括声/光/热等物理条件、社区环境缺乏与自然的接触、居住空间造成的拥挤感受等。间接的刺激源则可以延伸到住区楼栋分布、住宅公共空间对社会交往可能造成的影响等^[22]。值得注意的是，社区的不良符号暗示也会对居民造成严重的心理刺激。例如在SARS和本次新冠疫情中，像淘大花园这样被划分为“疫区”的居住区甚至楼栋，对于社区的声誉有着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对于居住其中的幸存者，与疫情有关的空间和情境也容易引起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全世界敲响警钟。长久以来被忽略的重大传染病，依然是影响人类健康的可怕对手。在当代健康社区和健康建筑关注慢性病，提倡交流、活跃、便利可达的背景下，需要重新反思传染病重大疫情战时状态的特殊要求。在建筑层面，深槽通风天井的拔风作用、一梯多户共用电梯的设计问题、卫生间马桶地漏的水封问题都是值得改进的；在社区层面，开放街区、增加功能混合度等措施对应着更好的便利度，有助于提升活跃程度，预防慢性病，但需同时考虑传染病疫情等重大事件的隔离需求，需要有更细致的类似于防火分区或者公共安全分区的设计思考（图6）。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流行病被发现与人类生活的空间紧密相关。“空间相关疾病”将长期存在，其范畴也将不断变化。从19世纪的传染病到20世纪的慢性病和心理疾病，再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样的突发重大传染疾病，平非结合的思路将长期伴随着健康社区和住宅的设计，防疫设计的导则也需要不断完善。

图片来源：图4来源于文献[8]；图5来源于文献[17]；其他图片均为作者自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