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3月5日召开的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之后2017年全国两会上“工匠精神”继续成为关键热词。在这种背景下, 培育、发扬工匠精神, 形成工匠国度, 开始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建筑业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产业部门之一, 历来从业人员众多, 在就业吸纳方面长期仅次于制造业, 因此, 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工匠国度, 就必须解决建筑业的工匠精神培育问题。然而, 当前对建筑业工匠精神培育的理解往往流于表浅, 对工匠精神的认识亦止步于功利性的评价指标上, 在培养方法上过分强调借鉴欧美日等发达地区、国家的做法。这些研究在舆论动员、呼吁社会各界给予建筑业工匠精神重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工匠精神培育方面普遍较少考虑中国情境因素。这非常不利于工匠精神培育的初衷, 须知中国历史上, 尤其是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长期保有工匠精神, 是名副其实的工匠大国。因此, 考虑中国情境, 借鉴中国历史上建筑业培养工匠精神的有益做法对当前工匠精神的培育大有裨益。鉴于此, 探索中国建筑业工匠精神历史兴衰的原因就显得非常有必要, 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 从时间维度上把建筑业的发展历程分为农耕时代、快速工业化过程、后工业化时代分别进行探讨, 总结其得失原因, 为当前的工匠精神培育提供参考。

“建筑业”一词来自西方, 在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又叫营造业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也叫营造业, 改革开放后为与国际接轨改为建筑业)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建筑活动历史, 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建筑业拥有大量的工匠, 他们不仅承担工程的规划设计任务, 也承担工程营造任务, 同时还担负自我监督任务, 在工匠们技艺与经验的薪火相传中, 在各朝政府对建筑业有效的管理之下, 历史上我国建筑业长期保有工匠精神。众多保存至今的精工巧造工程, 都可充分反映农耕时代中国建筑业工匠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而究其原因, 制度上保障、文化上的滋养、工匠个人的追求等是主要的原因。

首先, 国家行政管理层面上设立专职官署对工匠和工程进行有效管理。早在商代设立工官管理营造工奴, 周朝设立司空掌管营造, 秦置将做少府、汉设将做大匠以管理土木工程建设, 及至隋唐, 农耕文明迎来全面发展的新高峰, 三省六部制形成, 设工部“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序”, 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

其次, 工程技术层面有较为具体的营造标准规范以规范化建筑工匠的培养。只有营造技术、经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 才能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通用的标准做法, 宋代的《营造法式》、明代的《营造正式》、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就属于这种规范。

再次, 严格工程质量管理以督促工匠求精。除了工匠自我约束外, 设立督造对工程质量进行严格管理, 采用“物勒工名”的办法以增强工匠的责任心和荣誉感。

最后, 官匠世袭制度对工程力量的稳定和培育发挥了重要作用。农耕时代建筑业工匠分为官匠和民匠, 役于官府的称为官匠, 在家为自己劳动的称为民匠。《周礼·考工记》曰:“知者创物, 巧者述之、守之世, 谓之工”, 说的是从事具体建造、制作的称为工 (官) 匠, 其职务和技艺是世代相传的。历代虽沿革不同, 有所演进, 但从事技术工种的匠户世袭制度却一直传承下来, 这为建造技艺的传承、经验的积累提供了良好的保证, 涌现了很多营造世家, 如清代广东雷氏家族, 前后繁荣长达300余年。而对民匠的培养, 依托行会的师徒传习是主要的形式, 即工匠师傅收徒进行传习。这些良匠精工通过父子 (师徒) 相承、言传身教的方式, 在传授技艺的同时, 也传承了专注、耐心、坚持、创新的精神特质。而这种只能依靠匠人之间“以心传心、心心相印”的情感交流、“体察领悟, 身知体会”的行为感染方式所培养的特质, 是现代建筑业大工业流水化生产所无法承载的。

中国农耕时代建筑业技术文明长期笼罩在以儒学为核心的东方文化之下, 其基本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 道德二字正是其精神之所在, 因而工匠精神对工匠来说正是这样一种道德。由于儒家秉持“性善说”, 所以“善”恰恰囊括了道德的内涵, “止于至善”、“与人为善”、“众善奉行”、“为善最乐”的善被看成是最后原则、最高德行。

这种观念对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 凝结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烙印。建筑业工匠作为社会的无权阶层, 其体知躬行的日常“训育”、“执业”过程中无不信奉和追随着“向善”这一精神主题, 始终强调“以德为先”、“德艺兼求”、“经世致用”三者的统一。因此, 农耕时代建筑业工匠的实践活动也是其道德实践, 其建筑作品也必须以至善为前提, 尽力“尚巧”、“求精”, 达到“尽善尽美”, 即所谓以“善”为价值追求, 达到善美境界, 实现“技近乎道”、“道技合一”这样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

这种“向善崇德”的文化氛围对中国农耕时代建筑业工匠精神的培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天深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的日本在工匠培养上仍秉持这种理念。比如, 秋山利辉是日本当代知名的工匠大师, 其著作《匠人精神:一流人才育成的30条法则》核心就是强调先做人、后为匠、淬炼心性, 最终成就一流匠人。

工匠精神是指具有独立人格的工匠, 注重细节, 对自己产品负责, 同时享受精益求精的成果, 体现出对产品精心打造、精工制作的理念和追求。

制度的保障、文化的滋养为独立人格工匠的培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从供求关系上看, 对民匠来说, 就是靠流通其产品追求利润以安生立命, 在工业化时代之前, 人类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农耕时代建筑业以小规模手工业生产为主, 产能较低, 属于典型的“卖方市场”, 客观上允许其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产品生产;对官匠而言, 由于其长期“在官局服役, 地位世袭、不准迁业”, 劳动产品不上市流通, 仅供统治者及官僚机构使用, 不追求利润, 相比民匠无生活与生产上的羁绊, 更能孜孜以求其产品精益求精。

改革开放以后的三十多年, 是中国快速工业化的过程, 中国建筑业也掀起了工业化大规模化生产, 流水施工等现代经营管理方法被不断引入。制度上, 嬗变于工匠世袭制的接班制被抛弃, 依托行会的师徒传习制被大学教育、职业教育完全取代, 国家对工匠的管理转变为依靠行政手段对建筑企业的资质管理, 个人的执业活动则主要由企业进行监管;思想文化上, 一段时间内人甚至被认为是会移动的机器, 具有独立人格的工匠开始让位给现代建筑产业工人。更为重要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建筑业还面临着三个非常独特的现实状况,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推动下, 中国建筑业工匠精神逐渐遗失。

只争朝夕, 速度为王, 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建筑业快速发展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如表1所示, 建筑业总增加值从1978年的138.9亿元增加到2016年49522.0亿元, 短短38年, 绝对值增加了356.53倍, 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相对值 (1978年为基准) 增加了42.17倍, 年平均增长率10.97%。建筑业总产值规模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86.93亿增至2016年的193566.78亿元, 36年产值规模扩大674.61倍, 相对值 (1980年为基准) 增加了54.71倍, 从业人数和企业数则分别扩大了8.0倍、12.57倍。这就是过去三十多年中国建筑业急速奔跑的一个缩影。

三十年间, 65家建筑企业从国际上籍籍无名开始, 挤进了ENR (Engineering News-Record) 全球承包商250强, 中国建筑业从供应短缺到产能过剩, 发展速度难以想象。这样的发展情景, 在体现中国雄心与速度的同时, 也体现出行业的浮躁, 很难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上世纪80年代末起, 国家为促进经济发展, 开始着手大规模的公路、铁路骨干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刚兴起不久, 1998年又迎来了房屋商品房化改革;房地产市场逐渐形成, 城镇化加速又开始了;大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刚开始, 2004年国家又提出建筑业“走出去”发展战略, 鼓励中国建筑业企业积极参与全球竞争;到2008年, 为应对金融危机, 政府又抛出一揽子“四万亿”刺激政策, 其中绝大部分投向以高铁、公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投资强刺激过后, 城市扩容、城市更新等问题又大量涌现, 为解决城市拥堵、内涝等“城市疾病”, 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等项目被提上建设议程;到2014年, 为配合“一带一路”战略深入推进, 解决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问题, 国务院又开始力推PPP项目。

在这样一个三十多年间就从工业1.0飞奔进入工业4.0的大时代背景下, 中国建筑业一直有新的机会, 更有价值的社会分工模式不断涌现, 而人的协作却跟不上行业的快速发展, 制度漏洞、套利机会普遍存在, 围标、串标、挂靠、非法分包等行业投机形式花样繁多、层出不穷。所以, 过去中国建筑业是投机者、冒险家的乐园, 却不是工匠的家园, 当更好的新机会不断出现的时候, 人们追逐的是新机会, 而不是固执地守在自己那个领域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中国建筑业过去三十多年快速发展的过程是中国建筑市场逐步开放的过程, 也是民营建筑企业快速崛起的过程, 由此打破了国有、集体建筑企业占主导的格局。民营建筑企业和民营资本控股的股份制企业数量从1995年的5.20%增至2015年90.95%, 市场份额从1995年3.87%增至2015年84.86%, 彻底改变了建筑业产业结构。在中国建筑业市场从封闭到逐步开放的过程中, 一部分市场和价格充分竞争, 另一部分市场和价格还处于垄断, 这个巨大的断层形成了一个历史性的制度套利机会。

中国老一代民营建筑企业家的崛起, 普遍依赖于这种制度套利。想套利, 就需要关系, 有了关系, 就需要维护关系, 因而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原罪。根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统计, 截止2017年8月, 十八大以来省部级及以上落马官员 (不含企业任职) 已达139人, 已经公诉审判77人。根据法院判决书披露的犯罪细节, 经统计56人在建筑业相关领域涉及犯罪, 占审判人数的72.73%, 犯罪主要集中在工程承揽、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等环节为民营建筑企业或个人谋取私利。甚至连民营建筑企业的标杆之一浙江广厦, 其创始人也在2014年底涉嫌违法被中纪委带走协助调查。

建筑企业是建筑业的细胞, 建筑业企业家是把各种生产要素在企业内部组合为建筑商品的人, 因此, 工匠精神首先意味着有工匠型企业家。而工匠精神代表着严谨、坚持、耐心、求精和创新, 这些既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沉淀, 更需要有一个长期确定性的未来。长期以来, 不少建筑业企业家由于先天背负的原罪, 普遍缺乏安全感, 随时担心东窗事发被清算, 根本无暇顾及这些。

经过三十多年的赶超式高速发展, 中国建筑业成就辉煌, 陆续建成了青藏铁路、鸟巢、京沪高铁等一批重大、超级工程让世界瞩目。在企业经营上, 中国建筑业同样表现不俗, 根据2016年度《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 全球共有13家建筑企业入围, 中国占居9席, 高居榜首。

今天, 中国已是全球的“建造大国”, 但离“建造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建筑业在工程质量、盈利能力、劳动生产率、技术创新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追赶空间, 承担着巨大的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压力。以工程质量为例, 衡量工程质量水平的一个维度是建筑寿命, 据中国建筑学会的统计, 中国建筑平均使用寿命为23.21年, 相比日本的38.2年, 美国的74年, 英国的132年, 中国的建筑是典型的“短命建筑”;在盈利能力上, 中国建筑业同样不容乐观, 经统计金融危机以来, 中国建筑企业行业平均利润率仅为3.54%, 而同期同台竞技的国外承包商在华平均利润率为17.11%, 几乎是中国企业的5倍。

自2014年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 中国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趋势愈发明显, 以“中国制造2025”为标志, 以创新驱动为核心,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再次成为各行各业的热点话题。同时, 针对建筑业工匠精神缺失带来的诸多工程质量问题, 2014年9月1日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决定开展“工程质量治理两年行动”, 尝试以运动式的方式短期内解决工程质量问题。目前, “行动”已取得一定成果, 但毕竟是阶段性的, 如何化“行动”为“机制”, 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在这种背影下, 建筑业工匠精神的回归和培育日益成为行业内各方的共识。

中国建筑业在过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建筑业不断的改革, 其中对建筑业发展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进入21世纪前后几年的改革, 主要包括2000年前后进行的国有骨干建筑企业的企业 (市场化) 改革、2002年新的建筑企业资质改革以及2003年新的建筑业统计核算制度改革等, 随后的建筑业改革基本上都是在这些大框架的基础上进行的补充、修改和完善。

在这种外部环境相对稳定的基础上, 现代经济学研究结论表明, 行业的发展主要依靠资本、劳动投入和科技创新。如图1所示, 2002~2014年,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的波动, 中国建筑业在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较大的波动, 但是这种增长主要是投资、劳动投入驱动的, 平均贡献率高达91.71%, 科技创新的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 李璐璐等的研究成果甚至表明2002~2011年科技创新对建筑业增长的贡献为负, 唐菁菁等人也获得了类似的研究结果;进入新常态后, 2015~2016年建筑业传统的高速增长难以为继, 资本、劳动投入也呈现大幅度的降低, 平均较高峰时段 (2009、2010年) 分别降低了62.53%和66.32%, 这种变化契合后工业化时代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趋势, 即资本、劳动从非服务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的经济学规律。

建筑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相比资本、劳动投入对行业增长的影响更大。2002年新资质改革以来, 在“两层 (作业层、管理层) 分离”的大背景下, 大量农民工开始涌入建筑业, 为建筑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普遍直接或间接地以临时工的身份为建筑企业服务。鉴于此, 国家统计局从2008年开始发布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报告当年全国农民工数量、就业、收入等生产生活状况。如图2所示, 从建筑业农民工数量变化的趋势上看, 2008-2013年建筑业每年新增就业农民工以1.4%的速度增长, 2013年达到峰值22.2%, 2014年维持在峰值水平22.3% (6109万) ;随后新增就业农民工以年均1.3%的速度快速下降, 与此同时, 制造业新增就业农民工数量以年均0.4%的速度下降, 而服务业新增就业农民工数量却以年均1.9%的速度快速上升。因此, 从农民工数量变化的视角上看, 劳动从建筑业向服务业转移的趋势更加明显, 再次凸显了建筑业传统的要素驱动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窘境。

受惠于中国工业化时间短、进程快, 中国建筑业在过去三十多年依靠“高能耗、高污染、高破坏”的粗放型生产方式获得了长期的野蛮增长, 而后工业化时代资源要素对建筑业发展的约束日益突出, 资本投入、劳动力供给等传统的增长动力已经难以为继。根据索洛余值等创新经济学理论, 如何依靠科学技术创新驱动, 实现行业转型升级和新一轮的持续性增长, 已成为行业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建筑企业急切需要转变增长方式, 寻找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创新将成为根本性的选择。而工匠精神在建筑企业如何获得创新能力方面给出了实质性的解答, 能帮助企业系统整合内外部各种创新资源。鉴于此, 重塑工匠精神将助力建筑企业由快速工业化过程中追求数量的“外延式”发展向后工业化时代追求品质、质量的“内涵式”发展转型。

长期以来因吸纳就业人数多、质量安全事故频发等行业特点, 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已成为建筑业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 也是促进中国由“建造大国”转型为“建造强国”的关键。考虑中国情境, 建筑业作为我国重要的传统产业部门之一, 探索其工匠精神兴衰的原因, 借鉴历史上培育和保持工匠精神的有益做法无疑将对当前的培育有着重要的促进意义。

农耕时代建筑业长期保有工匠精神, 主要原因是“硬”制度、“软”文化的保障支持以及拥有大量独立人格的建筑工匠。鉴古知今, 农耕时代工匠精神兴盛之因对当前工匠精神培育的借鉴更多体现在“加法”上。即以加快建筑业农民工工人化进程、建筑企业员工职业技能培训等为抓手, 完善建筑业工匠培养的制度安排;以弘扬鲁班精神、崇尚劳动和技能为突破口, 夯实工匠精神重塑的文化氛围;以妥善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建筑企业员工工资增长等现实问题, 从经济上为独立人格工匠的培养松绑, 以人为本, 力推行业执业人员负责制。

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工业化过程则是工匠精神长期缺失的过程, 除了传统的制度、文化保障快速消退、工匠让位给产业工人、农民工的原因之外, 行业发展太快、投机盛行、缺少有担当的企业家也是重要原因。因此, 立足当前, 快速工业化过程工匠精神中衰之因对当前工匠精神培育的反思更多应体现在“减法”和“加法”上。所谓的“减法”, 就是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有效预防行业围标、串标、挂靠等行业投机行为, 驱逐行业投机者;相反, “加法”就是培养有担当的工匠型企业家, 让建筑业成为精益求精之人的家园。

后工业化时代建筑业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工匠精神的培育过程中, 行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是其主要原因。所以, 面向未来, 后工业化时代工匠精神复兴之因对当前工匠精神培育的启示更多应体现在“加法”上。即主要以保护知识产权、尊重创新、开启精造发展模式、发展精益建筑等为抓手, 将工匠精神的重塑融入到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潮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