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作为一种创新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的供给方式, 通过放宽市场准入, 发挥财政杠杆作用, 释放社会创新活力, 提高公共服务质量效率。目前, 虽然PPP项目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公共服务需求, 但仍存在许多问题, PPP项目提前终止事件时有发生。从国内知名PPP学者对提前终止或失败的PPP项目案例研究中可以看到, 公众反对是导致PPP项目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邻避设施类PPP项目一旦失败, 最终的恶果就是邻避设施原规划地所在的社区及至地方失去了原本合法且合规的项目, 社会资本前期的投资被浪费, 全体公众失去享受更好公共服务的机会, 而被邻避效应笼罩的公众也未必取得了更优的利益结果, 对周边环境产生负外部性, 而这种影响在信息不对称、人们的主观情绪等作用下往往会被放大。因此, 消除邻避设施类PPP项目被放大的负外部性迫在眉睫。本文首先确定邻避效应中造成放大效应的信息不对称因素, 然后针对主要因素提出改进和治理建议。

　　 由于PPP项目自身具有的生命期漫长、合同关系复杂、利益相关方多等特点, 我国PPP项目提前终止事件时有发生。

　　 通过对已往学者有关PPP项目提前终止的研究发现, 提前终止的PPP项目具有共同特征, 且集中于能源、交通、污水处理、固废处理等行业, 而这些项目中的能源与水环境治理类设施都属于“邻避设施”。邻避设施作为一类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 是城市居民生产生活所必需的, 因此大规模新建邻避设施是城市化的必然要求。学术文献与新闻报道揭示了对邻避效应的两种反应, 一种高度批判, 一种相对积极。对邻避效应的批评人士认为, 由于邻避设施的决策困境, 一些对社会和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的项目已经变得不可能出现, 因此限制、推迟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在技术上解决诸如危险废物处理等问题的可能。当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邻避效应, 但近几年我国才大范围的城镇化, 国内对邻避效应以及邻避设施的研究还有很多不足。

　　 从观察国内外对PPP项目失败原因的研究得知, 张红平采用案例分析法在失败的PPP项目中寻找规律, 发现项目的失败是由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连锁反应。王鉴认为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引发的利益冲突是邻避冲突背后的主要原因。Lober和Green认为邻避之所以被视为公众反对的来源, 主要是因为居民期望成本和收益的不平衡:“邻避”设施带来的环境价值和经济利益由全体居民和“邻避”企业享有, 它的全部负外部性却由周围居民承受, 并且信息的不对称还导致居民期望的外部性无限放大。

　　 因此本文在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 从外部性理论的角度展开, 有必要同步探讨邻避设施类PPP项目与外部性理论的关联。

　　 外部性概念的定义问题一直是一个难题, 但综合不同经济学家对外部性给出的定义, 将其归纳为: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 施加给决策者之外的其他人的成本或收益。

　　 邻避设施会对周边环境产生负外部性, 而这种影响在信息不对称、人们的主观情绪等作用下往往会被放大, 让邻避设施的真实危害变得扑朔迷离。邻避效应的负外部性包括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实质性负外部性, 而另一部分是被放大的负外部性。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在信息不对称作用下, 普通公众无法识别和了解, 造成负外部性被扭曲和放大, 煽动公众更强烈的反抗情绪, 因此对事件中捕风捉影的被放大的负外部性进行监管和治理也有待改进。

　　 针对邻避设施类PPP项目被放大的负外部性研究总结出三种研究方法, 包括系统动力学、信息沉淀法、演绎推理法。

　　 文献表明, PPP项目邻避效应是负外部性问题, 则采用系统动力学、信息沉淀法、演绎推理法等研究方法均可从不同角度寻找解决方案。而其中, 系统动力学研究方法对消除邻避设施类PPP项目被放大的负外部性最为有效, 则本研究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研究舆情传播放大邻避效应的因素和路径, 并探究消除被放大的负外部性的对策。

　　 自媒体社交网络中, 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依赖于社交网络用户之间的相互转发。从已有文献资料看, 许多学者发现了信息在社交网络中的传播与传染病的传播有一定相似性, 因此运用传染病动力学方法来研究网络舆情演化传播。其中最为经典的疾病传播模型是Kermack与Mckendrick于1927年运用微分动力学方法所建立的SIR传染病模型 (Susceptible-Infected-Removed) 。SIR模型以时间t为自变量, 将某时刻t时三类人群占社会总人数的比例分为:易感人群比例S (t) , 感染人群比例I (t) 和免疫人群比例R (t) , 根据归一化原则S (t) +I (t) +R (t) =1。其中S (t) 、I (t) 、R (t) 均是关于时间t的连续可微函数, 如图1所示。

　　 传染病模型是采用数学的方式, 具有基本特征或要素。在能决定其原因和效果各要素间相互关系的前提之下, 以较为简化的方式来模拟传染病传播的过程, 分析感染人数的变化, 预测高峰期的到来, 甚至能进一步从中找出调整预防的机制。

　　 经典的SIR传染病模型表达式如下:

　　 其中:t——某时间点;

　　 S (t) ——表示t时易被感染但尚未感染的群体比例;

　　 I (t) ——表示t时已被感染且具有一定感染力的群体比例;

　　 R (t) ——表示t时免疫的群体比例, 即不感染他人也不被感染;

　　 β——感染者在单位时间内的有效接触率;

　　 γ——感染者的恢复率。

　　 根据上述表达式可知, 当时, 传染者比例最大, 且βS (t) I (t) >γI (t) 时, 传染者比例处于上升阶段, 也就是说这时传染病的疫情扩散, 情况不容乐观;而βS (t) I (t) <γI (t) 时, 传染者比例下降, 传染病的疫情得到控制处于消退阶段。借用这一模型约束为下文探讨舆情传播过程中的舆论控制奠定基础。

　　 通过上述假设, 建立相应的邻避效应中舆情传播的SIR模型, 如图2所示。

　　 模型表达式如下:

　　 其中:x——某时间点;

　　 S (x) ——易感者在x时未接收到相关舆情信息的公众比例;

　　 I (x) ——传播者在x时接收到相关舆情信息并传播信息的公众比例;

　　 R (x) ——免疫者在x时接收到相关舆情信息但不传播信息的公众比例;

　　 β——传播率, 未知者在单位时间内的被感染的概率;

　　 γ——恢复率, 传播者将会以一定概率γ失去传播兴趣, 转变为免疫者;

　　 U——传播者在一定时间内的有效感染比例。

　　 根据传染病模型中βS (t) I (t) -γI (t) =0时传染者数量最多这一原理, 两边作变换得βS (t) =γ, 在邻避效应舆情传播SIR模型中, 引入一个重要阈值参数记为U, 表示传播者在一定时间内的有效传播比例。由上述公式可知, 当U<1时, 即βS (x) <γ, 表示事件的相关微博、帖子等不会被大规模发布与转发, 关注度会逐渐下降。当U≥1时, 事件相关微博等信息会在自媒体上被大规模发布与转发, 关注度将会逐渐上升, 最终酿成大规模舆情危机事件。因此控制参数U, 即可控制舆情传播势态。影响参数值U的三个数值分别是易感者比例S (x) 、传播率β与恢复率γ。找出影响三个数值的因素并加以控制, 即可控制参数U, 并使舆情传播过程中引起负外部性放大的原因得到消解。

　　 网络舆情传播对负外部性具有放大作用, 在传播过程中众多因素共同交织、相互作用, 最终使得邻避设施的实质负外部性被扭曲和放大。造成邻避效应中信息不对称的因素包括“塔西佗陷阱”的作用、自媒体的信息扩散作用、公众对技术风险的认知水平有限等等。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 公众倾向于接受对自己最不利的说法, 从而强化了公众的恐慌和不满。目前文献对于信息不对称导致负外部性被放大的原因分析流于表面和实践经验的简单总结, 并未对隐藏在背后的责任路径和诱发机理进行深入挖掘。本文通过系统动力学中的因果回路图将引起这一后果的产生原因通过进一步归纳梳理。进而消除邻避设施PPP项目被放大的负外部性, 帮助赢取公众的合作和认同。

　　 通过基于SIR传染病模型对网络舆情事件传播过程的进行分析, 利用Vensim软件构建因果回路图, 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看出, 图中不同的要素之间存在复杂的动态作用, 且系统的整体行为表现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图3中有九个负反馈环, 两个正反馈环。

　　 负反馈环如下:

　　 (1) 传播率β→公众对负外部性的认知放大→恢复率γ→回归理性者数量→免疫者R→失去理性者数量→初始易感者数量→易感者S→传播率β

　　 (2) 易感者S→传播率β→被感染者数量→传播者I→易感者S

　　 (3) 谣言接受度→公众对负外部性的认知放大→恢复率γ→回归理性者数量→免疫者R→传播者I→易感者S→谣言接受度

　　 随着谣言接受度的增加, 网络谣言会被扩散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 从而使得公众对邻避设施负外部性的认知被放大了, 或者说对设施风险的感知被放大了。因此理性态度的恢复率便下降, 使得回归理性者数量、免疫者的数量下降、传播者的数量增多, 易感者的数量也增多, 进而导致谣言接受度的增加。

　　 (4) 谣言接受度→公众对负外部性的认知放大→公众认知水平的下降→谣言接受度

　　 公众对负外部性的错误感知表明其认知水平的下降, 会进一步滋生和扩散网络谣言。

　　 (5) 谣言接受度→信息不对称→传播率β→公众对负外部性的认知放大→公众认知水平的下降→谣言接受度

　　 谣言在扩散中造成信息不对称, 使不实信息的传播率增加。

　　 (6) 政府公信度→传播率β→公众对负外部性的认知放大→公众认知水平的下降→谣言接受度→信息不对称→政府公信度

　　 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表明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容易使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 从而使得人们宁愿相信对与政府的声明相反的话, 因而谣言的传播率上升、公众对负外部性认知的放大、公众认知水平的下降, 并进一步催化谣言的强度和广度使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加剧, 加深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7) 谣言接受度→传播率β→公众对负外部性的认知放大→公众认知水平的下降→谣言接受度

　　 (8) 谣言接受度→信息不对称传播率β→公众对负外部性的认知放大→公众认知水平的下降→谣言接受度

　　 (9) 传播者I→信息公开→恢复率γ→回归理性者数量→免疫者R→传播者I

　　 正反馈环如下:

　　 (1) 信息公开→公众知情权→公众参与缺失→DAD模式

　　 (2) 传播者I→回归理性者数量→免疫者R→传播者I

　　 传播者数量增加时势必迫使政府和企业的信息公开力度加大, 以图传播正确信息来消除公众的恐慌感, 由此使得恢复率上升, 回归理性者的数量增多, 进而免疫者人群增加, 使得传播者下降。

　　 通过将SIR传染病模型引入舆情传播, 分析导致公众反对风险激化、公众对邻避设施的负外部性感知放大的关键参数为传播率β、恢复率γ以及初始感染者比例S (t) , 基于此分析结果, 提出被放大的负外部性的消除对策。

　　 阻断传播率β的措施主要有二:一是缩小信息不对称, 二是扼制网络谣言的滋生与传播。信息不对称因素在邻避效应的舆情传播过程中是一个复杂的动态因素, 公众参与过程的缺失使得民众知情权无法得到保障、信息不公开或有效信息的渠道不通畅等均存在信息不对称因素。

　　 (1) 培养意见领袖, 消除信息不对称

　　 培养意见领袖发声, 引领舆情演化方向是消除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手段。如引入NGO与专家的力量, 由其作为意见领袖发布正面与真实的项目信息, 引导舆论。政府也要提高公信力, 树立良好的形象, 并培养自身成为网民心目中的意见领袖。同时, 由于传播率上升期不实消息大量扩散充斥人们的视野, 使大量对真相不明不白的公众出于“首因效应”对邻避设施的真实风险感知出现偏差, 在自媒体网络上对真实情况进行解说来从信息数量上抵消信息不对称。

　　 (2) 实行网络隔离, 控制负面舆论传播

　　 第一, 必要情况下政府相关部门可以通过网络隔离、删除帖子、屏蔽等相关手段来降低网民之间的接触速率, 此种措施在非常时期有利于降低感染传播人群的数量, 但若长期采取行为, 可能会增加民怨, 降低政府本身的公信力。

　　 第二, 政府应该雇佣一批专业技术人才专门从事网络舆情事件的识别、引导和控制, 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系统, 实现事前防范。

　　 第三, 当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发生时, 要迅速启动应急处理机制, 把事态的可能影响降到最小, 使初始无知者和初始免疫者网民数在增加的同时让初始传播网民数降低, 进而使舆情事件在发生时就得到有效控制。

　　 第四, 政府、企业及有关部门也可以提前与一些规模较大的网络社区提前制定关于负面信息传播的相关协议, 在用户上传信息环节进行严格的内容审查, 一旦发现不实消息即拒绝其上传, 从源头上切断谣言的滋生。必要时给予用户奖励或指定惩罚, 减少其传播的机会。

　　 (1) 及时发布信息, 实现项目全过程信息公开

　　 信息公开的途径包括了召开宣讲会、讲座、规划说明会, 利用电视、报纸等媒体, 利用户外招牌、公交车站宣传栏等户外宣传介质。信息公开不是一个意向的过程, 应该引入公众参与确保公众对邻避设施规划意见得到表达, 创造一个双向的、具有反馈机制的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机制。

　　 1) 建立环境与健康信息发布平台

　　 通过定期向社会公布真实的环境污染信息和潜在的健康损害信息, 接受社会监督, 指导公众规避健康风险。采取有效的环保措施, 设立有效的监测系统和评估系统以定期对邻避设施所造成的影响进行环保检测和评估, 并将检测和评估结果向附近居民公布。

　　 2) 宣传邻避设施的基础知识

　　 如果能宣传邻避设施的基础知识与概念——最好是事先宣传, 例如在中小学校介绍垃圾焚烧的基础知识:例如介绍垃圾焚烧产生有害气体哪些是具有风险的、风险的阙值等, 就能弥补这部分信息不对称, 改变公众对垃圾焚烧负面的、刻板的认识。技术限制也导致了公众的主观判断只能去选取明显的样本, 网络上已有铺天盖地的‘反烧’事件让公众们觉得‘垃圾’焚烧就是危险的存在, 人们普遍不能接受, 于是选择相同的策略去反对垃圾焚烧设施的建造。

　　 (2) 提高政府公信力, 引导正面舆论传播

　　 1) 政府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舆论

　　 遇到重大或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 发言人要及时公布真相, 借助政务微信、政务微博及时跟进, 实时播报, 引导舆论, 让大众传媒与民众客观、理性地看待突发事件, 塑造正确的舆论氛围。这也可以推动政府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 提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一旦发现邻避效应造成民意反对, 在舆情汹涌之前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真相进行公布和解释。强化部门之间信息联通, 打通“信息孤岛”。政府的应急措施如果能够及时, 至少可以扭转一部分的舆论导向。同时也能够表明立场:将加强对项目的监管力度, 将群众意见放在首位。

　　 2) 决策过程中与利益相关的民众积极沟通

　　 协商可以让建设者真正了解居民的需求, 通过议价的方式决定两者需要负担的成本, 互相给彼此带来的收益, 最后达到设施建成的目的。对补偿机制进行说明, 做到补贴合理有效、设施运行公开透明, 老百姓可以清楚地见证、监督、商议补偿事宜和投诉机制。

　　 针对邻避设施类PPP项目被放大的负外部性, 本文通过系统动力学的研究方法, 借鉴传染病模型模拟信息传播的过程和路径, 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来分析邻避效应中舆情传播放大负外部性的因素及路径。通过缩小信息不对称、扼制网络谣言的滋生与传播, 及时发布信息、实现项目全过程信息公开以及提高政府公信力、引导正面舆论传播等策略切断舆情传播路径与消除负外部性被放大风险, 提升PPP项目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