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世界上隧道工程数量最多、建设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国家。然而, 隧道工程的建设在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很容易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 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的巨大损失。研究者在对地下工程事故直接原因分析中发现, 引发隧道工程项目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一线工人群体的不安全行为, 而不是工作场所不安全的工作条件或技术。此外, 研究指出, 员工群体的安全行为是衡量工作场所安全绩效最为有效的指标, 它是组织获得长期收益的重要保障。因此, 针对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的研究尤为重要, 它对于降低隧道工程事故率, 提高安全绩效具有积极作用。

安全氛围理论为此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安全氛围由Zohar首次提出, 被定义为:组织内员工群体共享的对于具有风险的工作环境的认知, 它提供了一条用以指导工人群体安全行为的途径, 使他们对安全行为的结果产生相应的认知和期望, 进而采取相应的行为表现。然而, 就目前的安全氛围研究来看, 国内外学者往往更侧重于研究安全氛围的构成、影响因素、形成机理以及对个体安全行为的影响等方面, 很少有学者研究安全氛围与员工群体安全行为之间的关系, 在隧道情境下的研究则更少。因此, 本文结合隧道工程项目和隧道工人群体的特点, 剖析安全氛围对工人群体安全行为的影响, 并利用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揭示安全氛围对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的影响机理, 以期为隧道工程项目管理者对于安全氛围建设和工人群体安全行为的改善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群体安全行为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体所进行的安全生产活动。已有研究结果表明, 员工群体对工作环境的安全认知是影响群体安全行为的关键性因素, 当员工群体感到工作环境安全水平较高, 即安全氛围较好时, 就会表现出积极的安全态度以适应这种氛围, 外在表现为员工群体较高的安全意识以及强烈的安全遵守行为。Gillen et al (2002) 在研究中指出, 安全氛围越好, 员工们就会越重视和采取安全行为, 从而产生与安全生产有关的活动也就越多, 事故发生率就越低, 生产效率就越高, 安全绩效也就越好。因此,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安全氛围对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Bandura et al (1995) 将群体效能定义为:群体成员认为该群体能够通过群体努力来成功地完成工作或是完美地处理好群体相关问题的一种信念, 其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1) 社会说服。研究表明, 通过恰当的方式来对群体进行说服性教育更有利于提升群体效能, 在隧道工程项目中, 可以通过安全沟通与安全培训来对工人群体进行说服性的安全教育, 从而提高安全氛围和他们对安全完成工作的信心, 促进群体效能的提升, 进而表现出更多的安全行为; (2) 情境条件。在隧道工程项目中, 工人群体效能一般比较差, 这是因为隧道工程项目相比于其他工程项目而言更易导致事故的发生, 且工作环境安全水平较低, 安全氛围较差, 这些都会给工人群体留下不好的安全认知, 从而使他们觉得自己所在群体安全完成工作是十分困难的, 进而导致群体效能降低, 群体的安全性行为减少。

此外研究指出, 群体效能影响着群体行为, 当群体效能较高时, 他们倾向于表现出积极的工作态度和安全的工作行为, 而当群体效能较低时, 他们往往会表现出消极的工作态度和无规范行为。相关研究成果也验证了这一理论观点, 即群体效能对员工群体规范行为、绩效、合作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 而对于员工群体的不规范行为、群体冲突则具有负向的影响。因此, 综上所述,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群体效能在安全氛围与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群体反思是指群体成员通过思考和交流群体的工作目标、进程和行为等, 从而不断修正工作方式和行为以使得工作高效、安全完成的过程。高水平的群体反思产生高群体效能。在隧道工程项目中一定安全氛围下, 高水平反思群体会主动并持续表达他们对群体、工作环境、行为及相关安全问题的看法, 这不仅促进了群体内部良好的安全沟通、交流, 也有助于安全知识、经验、技能的收集与分享, 从而使群体成员更加清晰地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并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进一步提升群体效能, 促进更多安全行为的产生;相反, 低水平反思群体则不会去进行有效的安全沟通与反馈, 他们倾向于被动接受当前的一切, 工作积极性低, 群体效能差, 安全行为则更少。因此, 基于以上论述, 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群体反思对安全氛围与群体效能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通过以上论述, 可以假定: (1) 群体效能在安全氛围与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2) 群体反思会强化安全氛围对群体效能的正向影响, 但并不会影响群体效能与工人群体安全行为间的正向关系。基于这些假定, 进一步推论, 群体反思程度越高, 群体效能在安全氛围与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就越强。

假设4:群体反思程度越高, 群体效能在安全氛围与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就越强。

综上所述, 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调研项目主要为常州、苏州及石家庄这三处某些在建地铁工程 (非明挖车站) , 且调研对象的选择尽可能兼顾到各种工种、各年龄段、并覆含各种施工工法 (如盾构、明挖、暗挖等) , 力求受访群体特征的分布广泛。问卷发放主要通过现场发放纸质问卷, 工人匿名填写并现场回收或由现场负责人集中给研究者。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381份, 去除填写不完整或数据缺失严重的问卷, 实际回收问卷272份, 有效回收率71.4%。

通过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 四种施工方法项目:盾构、明挖、暗挖和矿山法分别占58.6%, 35.2%, 3.4%, 2.8%。此外, 调查对象中男性占94.9%, 整体年龄偏中年化以36～45岁居多 (38.2%) , 且从事隧道行业时间以1～3年 (40.8%) 和3～8年 (41.9%) 为主, 平均每天工作时长以10～12小时为主 (53.3%) , 工作方式中两班倒占82.9%, 工人的受教育水平偏低以初中及以下 (59.9%) 为主。

为确保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尽量采用现有或已使用过的量表, 结合我国隧道工程项目和工人群体特点, 并根据研究目的加以调整作为收集实证数据的工具。各变量均采用Likert5点评分法施测, 从1代表完全不符合, 到5代表完全符合。变量的测量维度如表1所示。

为了检验关键变量“安全氛围”、“群体反思”、“群体效能”和“群体安全行为”之间的区分效度以及各测量量表的相应测量参数, 本研究采用AMOS 23.0对关键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 四因子模型吻合度较好 (χ²=289.486, p<0.01;RMSEA=0.057, CFI=0.920, TLI=0.902) , 且显著优于其它三因子模型和单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 (见表2) , 因此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可以进行下一步的SEM分析。

表3总结了变量的均值、方差以及相关系数。从表3中可以看到, 安全氛围与群体效能 (r=0.364, p<0.01) 、群体安全行为 (r=0.240, p<0.01) 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群体效能与群体安全行为 (r=0.432, p<0.01) 亦呈现出显著的正相关。这些分析结果为变量间的关系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提供了必须的前提。

使用AMOS 23.0, 建立预测模型, 用于检验安全氛围与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间的主效应。安全氛围对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的影响关系见图2。从模型的拟合指标来看, χ²/Df=2.037, GFI=.955, IFI=.942, CFI=.941, TLI=.920, RMSEA=.062, 表明模型拟合可以接受。从图2的路径图中可以看出, 安全氛围对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 (标准路径系数=0.24, p<0.01)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1得到验证。

使用AMOS 23.0, 建立预测模型, 检验群体效能对安全氛围与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的中介效应。中介模型见图3。统计结果表明, 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比较好, χ²/Df=2.043, GFI=.934, IFI=.927, CFI=.926, TLI=.905, RMSEA=.062, 且从图3所示的结果中可见, 在加入了中介变量群体效能后, 安全氛围对群体安全行为 (标准路径系数=0.12) 的影响变为不显著, 而群体效能对群体安全行为 (标准路径系数=0.53, p<0.001) 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由此得出, 群体效能在安全氛围与群体安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假设2得到验证。

此外, 为了检验其显著性, 本文运用Sobel法来验证中介效应的显著性。结果表明, 群体效能在安全氛围与群体安全行为之间 (Z=3.58, p<0.001) 起着显著的中介作用, 因此, 假设2得到进一步证明。

由于变量安全氛围和群体反思均是由多个指标测量而得的潜变量, 而关于潜变量的调节效应分析则需要用结构方程模型来检验。Marsh et al (2004) 指出, 调节效应和交互效应是等同的。因此, 本研究需构建安全氛围和群体反思的交互项, 来分析变量间的调节效应。Marsh et al (2004) 还指出, 潜变量的交互项需要构建乘积指标, 因而在对变量安全氛围和群体反思进行中心化处理之后, 运用“高配高, 低配低”的配对乘积指标方法来构造出交互项。如果交互项对因变量群体效能有显著影响, 则可说明该模型中调节效应存在, 群体反思为调节变量。

使用AMOS 23.0, 建立预测模型, 安全氛围对隧道工人群体效能受群体反思调节影响关系见图4。统计结果表明, 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比较好, χ²/Df=2.175, GFI=.923, IFI=.921, CFI=.919, TLI=.896, RMSEA=.066, 且从图4所示的结果中可见, 交互项对隧道工人群体效能具有显著正向 (标准路径系数=0.76, p<0.001) 影响, 即群体反思在安全氛围与隧道工人群体效能关系中起调节作用, 假设3得到验证。

假设4提出, 群体反思会增强群体效能在安全氛围与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之间所起的中介效应。为了验证该假设, 本文使用SPSS Process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Model Number=7。分析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到,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存在且显著 (“index of moderated mediation”显示index置信区间不包含0) 。此外, 安全氛围对群体安全行为的间接影响 (通过群体效能) 在群体反思程度低时不显著 (置信区间 (-0.023, 0.107) 包含0) , 而在群体反思程度高时显著 (置信区间 (0.020, 0.184) 不包含0) 。因此, 假设4得到验证。

本文以常州、苏州和石家庄的隧道工程项目中工人群体为研究对象, 探讨了安全氛围对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的影响及其影响作用机制, 得出如下结论: (1) 安全氛围积极地影响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 群体效能在其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2) 安全氛围与群体效能之间的关系会受到群体反思的调节影响。群体反思程度越高, 安全氛围与群体效能之间的正向联系就越强; (3) 群体反思程度越高, 群体效能在安全氛围与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就越强。

基于以上结论, 提出以下建议:首先, 研究发现安全氛围会显著提升群体效能, 进而导致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的增加。因此, 项目管理者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来促进安全氛围的形成。有效的措施主要有: (1) 建立开放、轻松、安全的组织文化, 促进群体成员间的融合, 提高安全氛围; (2) 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较差的安全氛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群体成员的安全信息沟通不到位, 如果群体具有良好的信息沟通渠道, 群体成员遇到安全问题时就可以很好地进行交流并完美地解决, 从而减少不良安全氛围; (3) 建立健全安全行为规范和相关制度政策; (4) 对于隧道工人群体成员自身而言, 一方面应加强安全沟通与协作, 另一方面也应时刻遵守群体安全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 远离“不安全”。

其次, 研究还发现群体效能对隧道工人群体安全行为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因此, 提升工人群体效能是改善工人群体工作行为的一个有效方法。相关研究表明, 成功的工作经验和领导的积极鼓励与交流都有助于提升群体效能。因此, 项目管理者应经常进行成功工作案例的讲解和经验交流, 给予工人更多的积极鼓励, 从而使得工人群体能够维持高水平的群体效能, 进而展现出更多的安全工作行为。

最后, 研究成果显示高反思的群体更易受到安全氛围的影响。因此, 当高反思群体的群体成员处于较差的安全氛围中时, 项目管理者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同时, 项目管理者也应该为工人群体提供更多的安全培训和指导, 使群体成员能够改善对于共享的具有风险的工作环境的认知, 从而更好地适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