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 历史事件众多, 在犹如万花筒式的演变中, 建筑随时代渐变为一条辉煌的主线。用城市眼光回望中国20世纪建筑史, 虽可评判其功过是非, 但历史洪流缝隙中发掘的设计作品与建筑师能为华夏建筑的山河立传。自2016年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联合评出第一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起, 开启了一条中国20世纪经典建筑的发现之路, 奠定了一条成就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优秀设计师的育才之路, 走出了一条文博视野下建筑文化的复兴之路。面对20世纪中国建筑经典留下的丰厚遗产, 需要站在历史的宏观处进行审视, 需从跨文化传播上给予东西方视角的精细解读, 中国确有必要针对自身的经典建筑与设计思想, 绘出20世纪中国建筑“图谱”。如果说,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是属于国家与人民集体记忆的煌煌大作, 代表华夏民族百年现代化的中国建筑最高成就, 那从建筑作品背后的建筑师、工程师身上, 我们可触摸到生生不息的中华文脉与精神, 这里有还原巨匠本色的设计大师, 也有给项目一个真诚交代的中青年贡献者, 书写了中国百年建筑师的集体史乃至民族史。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的推动具有国际基础且合乎世界遗产类型, 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ICOMOS) 、20世纪遗产科学委员会 (ISC20C) 、ICOMOS共享遗产委员会、现代运动记录与保护组织 (DOCOMOMO) 等都有相关法规与标准。我国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均有对20世纪建筑遗产予以保护的规定。2017年9月住建部特别下发《关于加强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工作的通知》建规【2017】212号, 明确要求各地加强历史建筑保护与利用, 从历史建筑确定、挂牌、建档、使用、不拆除、不乱建等方面提出要求;早在2008年国家文物局就已发布《关于加强20世纪建筑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2018年6月27日国家文物局印发《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导则 (试行) 》, 其中第七条和第九条内容本质上适用于20世纪建筑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这些都是改革开放背景下面向国际化的文化遗产保护新类型与新视野, 但国家尚缺少专门针对建筑学的遗产遴选评估机制, 诸多情况下遗产的损失令人扼腕。

1) 从思想价值看, 中外急剧变化的20世纪, 建筑是可定格的沧桑变幻瞬间, 更是城市“纪念碑”, 演绎着一出出不落幕的“戏剧”。但西方权威建筑图书上少有中国当代建筑身影, 因此诠释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理念与内涵时必须向世界申明:中国建筑作品早在1个世纪前就应进入世界建筑史的“大书”平台。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以文化遗产名义直接面向中外业界及公众在我国尚属首次, 它能用20世纪建筑这个载体展示中国智慧及中国精神。

2) 从科学价值看, 20世纪建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依赖科技, 钢筋混凝土、玻璃、电梯乃至智能机电技术的广泛应用, 为建筑从构造到形体、从功能到品质带来革命性变化。因此, 环境设计中体现地域特色、主题建筑与工业遗产项目均体现出“20世纪建筑与科技应用是城市精神再造的推进器”这一理念。保护并发现遗产, 不仅为了继承传统, 还要通过中国建筑的文艺复兴, 在促进东西方建筑文化整合交融时, 确立中国建筑作品与建筑师在世界建筑文化体系中的地位。20世纪建筑遗产的当代价值还在于通过中国近现代建筑的全面发展, 让世界建筑界认同“中国建筑”, 以欧美建筑为镜鉴, 对当代中国建筑创作作出一个科学诠释。中国20世纪建筑的发展不仅说明木结构并非中国建筑“代名词”, 也说明中国不仅有伟大的建筑, 也有大量体现“匠人艺术”的建筑师。李诫在《营造法式》序中说“五材并用, 百堵皆兴”, 奴隶社会末期中国建筑已综合运用土、木、石、陶、铜等材料。西方有“建筑是石头的史书”, 而中国找不到建筑是木头艺术的说辞, 这不可简单推断中国当代建筑就一定沿袭传统。中国建筑文化的当代发展本质是融国际化为一体、东西方建筑文化整合且具全球视野, 为此才有中国建筑文化的自信与自豪之作品。建筑创作的科技表现与需求并非简单地利用人工设备及各种材料建造“绿色建筑”“智慧建筑”等, 而是在生态环境学基础上, 用高信息、低能耗、可持续的设计理念营造一个智能系统, 靠不断提升的技术思维赋予设计观念创造性改变。

3) 从文化艺术价值看, 建筑师的设计精华是艺术家的审美水平与社会可接受度的结合。传承百年建筑, 旨在为新时代创新留住城市人文底色, 建筑设计发展进程中所展现及渴望的艺术形态需进行建筑文化的解读。如1930年代前后国民政府《首都计划》及《上海市中心区域规划》在体现“中国固有之形式”的同时, 形成了中国建筑师与外国建筑师抗衡的力量, 出现了一批体现超常技巧与能力的中国设计作品, 如杨廷宝的北京交通银行 (1931年) 、赵深与童寯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 (1934年) 、开尔斯的武汉大学 (1933年) 等。著名建筑师杨廷宝曾坦言“那个时期, 新结构、新材料、新技术的运用迫使建筑师进行多种探索, 现代建筑与仿古建筑交替进行, 各种建筑思想、造型、形式登台表演……我曾用古典建筑形式、西班牙、殖民地式, 甚至高耸式样探求建筑造型上的方案设计。”墨菲与何塞是持东方主义创作观的西方建筑师代表, 墨菲重视嫁接, 何塞强调保护。墨菲对设计的北京燕京大学很满意, 他认为发现了中国建筑未来的复兴方向;何塞赞美故宫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群”, 在设计协和医学院新楼时, 竟对因此拆毁原有的豫王府深感不快。新中国成立后到1959年, “国庆十大工程”的设计风格有了发展, 一是将西方建筑形制与中国传统装饰完美结合, 如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门廊等;二是中国传统屋顶的使用, 如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北京火车站均采用相对不显沉重的攒尖顶, 而非宫殿式的庑殿顶和歇山顶。

在第一、二批20世纪建筑遗产回望中, 我们找寻到近30位对20世纪中国建筑遗产作出贡献且年龄已过百岁的建筑师、工程师, 他们不仅留下谦谦君子的百年人生, 更是充满责任感的城市活动家。世界级20世纪最重要的主将级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不仅建筑作品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其本身也是兼建筑师与工程师双重身份的全才之人, 在其创作生涯中很难将艺术与技术剥离。受欧洲文艺复兴影响, 各领域的知识与分工越来越明晰, 这种进步的负面性造成专业隔阂, 建筑师对技术问题日益生疏。整个建筑史、建筑艺术与技术进步如影随形, 如勒·柯布西耶在其《走向新建筑》书中倡言, 建筑师要向工程师学习, 尤其要学会那种理性且精确的美。美国工程师法兹鲁尔·汗是高层建筑领域的工程大师, 他的工作动机并不完全在技术上, 他认为“高层建筑的社会影响和外观效果才是我探讨新结构体系的真正动因。”可见20世纪建筑遗产的创造者, 难说谁主谁从, 建筑师与工程师从分离到相互渗透, 包含专业间的微妙平衡, 需互相激发灵感, 缺谁都不可。20世纪30年代, 中国除关颂坚、杨廷宝、朱斌、杨宽麟等创办的天津基泰工程司外, 上海华盖建筑师事务所可谓最著名的设计机构, 赵深、陈植、童寯是华盖“三巨头”。《童寯文集》第二卷有“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作品集锦”, 其作品多以格调严谨、线条挺拔、色彩清淡而取胜, 设计共识是摒弃“大屋顶”。1933年《中国建筑》杂志第一期专门对华盖作品——原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进行了介绍 (该项目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

马国馨院士在对杨宽麟 (1891—1971年) 的评价文章中曾说, 他是20世纪为中国建筑师、工程师在本国大地上取得设计权的典型代表。杨宽麟的学生、已故全国结构设计大师程懋堃评价说, “巨匠杨宽麟先生的工程设计经验之丰富, 在新中国成立前是独一无二的……他一直倡导最节省材料的坚固设计才是最好的设计”理念。2011年9月出版的《中国第一代建筑结构工程设计大师杨宽麟》一书中对其百余项设计进行评述。这些项目中入选第一、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的包括:和平宾馆、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北京工人体育场、民族饭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1950年刚从美留学归国的结构师张国霞回忆说:“和平宾馆是新中国成立初由杨廷宝建筑师与杨宽麟结构师合作设计的7层旅馆建筑, 属1951年北京最大工程, 对于已经开工的地基安全检查, 杨宽麟给出了生动、实际、深刻且富于创造性的办法, 从而使我国千年来用于建筑地基的灰土垫层传统做法创造性地转用于20世纪高层建筑的地基设计处理中。”杨宽麟对20世纪中国建筑的贡献还表现在建筑教育开拓上, 他在1940—1950年出任国内14所教会大学中历史最悠久的圣约翰大学 (1879年) 工学院院长。1942年约大工学院设立建筑系, 专门聘请对包豪斯现代建筑教育有研究的黄作燊 (1915—1975年) 主持建筑系, 1952年院系调整后, 约大和之江大学的建筑系加上同济大学的土木系组成现今的同济大学建筑系, 可见结构大师杨宽麟先生的非凡贡献。

20世纪建筑遗产档案性工作是抢救性工程, 要通过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每年评定的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 挖掘项目背后作出贡献的建筑师、工程师, 在此方面需深入开展大量工作。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正依托建筑大师云集的特点挖掘“设计院文化”;中建西北建筑设计研究院结合20世纪50年代留法建筑师洪青的一批简约唯美主义风格建筑及西安人民大厦入选20世纪建筑遗产, 开启洪青建筑文化寻根之路;河北省建筑设计院结合李拱辰顾问总建筑师30年前唐山大地震纪念碑入选20世纪建筑遗产, 从传承与创新视角展开文化建筑的内涵研究等。一个国家、行业在传播业界大师英名时, 要坚守一个思想:不仅要记住梁思成等建筑宗师, 张镈等第二代设计大师的贡献, 还要展示并总结数以百千计不同专长建筑师、工程师的成果, 是一个庞大体系的“建筑文化工程”。

“以百年中国建筑师为题研究与剖析”具有全面、客观、深入的价值, 它超越个人史的视角, 是业界内外认知文化自信“中国命题”的标志, 不仅为建筑师、工程师梳理创新史, 最大意义是归纳珍贵的“建筑师精神”, 这是重要的当代遗产观。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20世纪建筑遗产对因改革而生的深圳而言, 彰显特殊性表现为:如何不丢失城市治理的文化软实力, 培育城市文化的自觉性, 不可缺乏与城市同成长的标志建筑“阅读”。与绝大多数历史文化名城不同, 40岁的深圳, 其标志建筑就是城市改革的形象表达, 是城市的遗产, 如深圳体育馆 (1985年) 、深圳南海酒店 (1985年) 、深圳大学演艺中心 (1983年) 、深圳贝岭居宾馆 (1987年) 、深圳华夏艺术中心 (1991年) 等。为建筑师传神写照的遗产传播计划与现行城市更新前瞻布局相辅相成。不少城市旧区 (工业、商业乃至住区) 承载着城市历史文脉, 并非城市发展的“包袱”, 而是城市文化发展的新“智创高地”。对中国20世纪建筑师、工程师的遗产传播计划重点是:既要加强对不同历史“节点”上建筑师生平、学术足迹的研究, 也要系统梳理其建筑与设计思想;既结合作品寻求不同时代的设计“亮点”, 也要关注新技术、新材料、新艺术观的展示技艺, 尤其注重各时期弥足珍贵的口述史料、档案史料、实物资料。

1) 影像力无论是胶片时代还是数码时代, 影像载体已成为“事件与人”塑形、创誉的明灯, 影像档案中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与建筑师可通过摄影与影视、图像与口述史等方式将大主题叙事与小设计故事结合展示, 通过图片与纪录片保存并传承瑰宝。有人说, 组成世界与社会的不是分子, 而是故事, 那么, 建筑恰恰是包含大量历史与文化信息的载体, 由此, 影像与建筑历程走到一起。无论建筑遗产教学还是公众的城市记忆普及, 影像作为重要辅助手段可重温消逝的建筑形象, 建筑师背后隐藏的大量历史人文信息栩栩如生地呈现, 给城市留下记忆丰厚的可视纪念碑。

2) 策展力展览可接续一个行业乃至国家的记忆与文脉, 如何用策展力为中国“百年建筑巨匠”搭建文化认知的业界平台, 特别需要展览这一文化策源地, 既要展示区别于其他展览的“风景线”, 展览内容更要具备特有的扩张与延伸内涵;策展人既要有对20世纪建筑巨匠心有所思、情有所感的真挚, 也要有深入研究后对展出建筑大师苍劲阔笔之写意, 为观者营造亦真亦幻的审美文化纵深世界。如图1所示, 选择特殊地点举办“百年建筑巨匠”展是新探索, 更是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人和事的最好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