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宋代陆游的一首教子诗《冬夜读书示子事》：“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外古今的建筑都是一部石头史诗，既有建筑技艺，又有营造实践，两者是一块银币的两面，互相依存。下面结合家庭、个人以及单位的经历，按时代发展阶段分成六卷，回顾中国建筑营建轶事，以史为鉴。

我第一次参观南京中山陵是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那年暑假妈妈（张玉泉——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师，编者注）带我和妹妹从上海坐火车到南京梅园新村与大舅张競成一家团聚，期间参观了明孝陵和中山陵。妈妈告诉我，中山陵的设计者是吕彦直建筑师，让我肃然起敬。后来在上海南洋模范上中学时认识了高班同学黄建武，他父亲黄檀甫是吕彦直的生死之交，一起合作完成了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和监理工作，我从他那里知道了有关吕彦直的片段轶事。

吕彦直于1911年考取了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毕业后公派留学美国康耐尔大学，大学毕业后在纽约墨菲建筑事务所工作，1921年初经过欧洲回国。回国途中去巴黎专程参观了卢浮宫，在参观中巧遇比自己小4岁的同胞黄檀甫，他于1920年毕业于英国利兹大学毛纺系。两人有缘相见，志趣相投，共同心愿就是为国争光，建设中国自己的“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回国后二人先后入职东南建筑公司，一同完成了上海银行工会大楼的设计工作。不久两人合伙创办“真裕公司”，独立承接工程任务。1925年南京公开登报征集中山陵的设计方案，吕彦直对于孙中山崇拜已久，激发了创作激情，报名应征。先在上海收集了基础资料，然后专程到南京，对紫金山墓址进行踏勘，回来后画图、做模型，反复推敲，最后提交了10张设计图和1 200多字的“建筑图案设计说明”。

1925年9月20日中山陵图案评奖结果公布，吕彦直的设计方案一举中标，一时名声大振。他立即以个人名义成立“彦记建筑事务所”，这样一来，以前成立的真裕公司与彦记建筑事务所就成为一套人马、两个招牌的实体，吕彦直负责建筑设计工作，黄檀甫负责对外联络事务和工程管理与监理工作。中山陵选址在紫金山南坡，高差70m，平距700m。墓道共有10个休息平台、392级台阶，把石牌坊、陵门、碑亭、广场、华表、祭堂、陵寝等建筑物有序地串联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从空中航拍鸟瞰，中山陵犹如在紫金山南坡上一口巨大的中华警钟，气度非凡。当时吕彦直受聘为中山陵工程的主持建筑师，建设单位还要求有一位留美的工程师担任监理等其他任务，一时聘不到合适人选，于是把这个繁重任务交给了吕彦直，因此他不仅全面负责建筑师工作，还兼任设计师、绘图员、会计员、审计员、监理师，可谓身兼六职。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才成立，条件非常艰苦，最初由工人们用肩膀将施工材料、设备以及用水扛上山，后来才铺设铁轨、用卷扬机运输。

1926年2月23日《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征求建筑孙中山先生纪念堂及纪念碑图案》的消息，中外设计师纷纷响应，吕彦直带病设计应征图案，并再次获得一等奖。一个建筑事务所同时承担国家的两大纪念性建筑工程的建筑设计和施工监理任务，这在当时是空前的。在中山先生纪念堂设计过程中，吕彦直带领全体建筑师和工程师，经过调查研究和严格计算，力排众议，确定中山先生纪念堂的地基采用美国俄勒岗的红雪松，做成方形木桩，共计2 037根。这种做法在上海很普遍，1932年竣工的24层国际饭店地基就是采用这种美国红松的。吕彦直用中国宝塔的理念设计中山纪念堂，主张以艺术思想设计图案，用科学原理进行构造。譬如，他在设计这个5 000个座位的纪念堂时首先考虑安全性，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观众的安全疏散。他借鉴了古罗马角斗场的模式，用现代体育场理念来设计中山纪念堂观众大厅：采用圆形的阶梯式伞面观众席；每隔一定距离设置一条纵向和横向通道，便于疏散；三层观众席的背面分别设置回廊，在首层就布置了11个出口，保证5 000名观众可以在5分钟内全部疏散出观众大厅。

在设计中山陵时，吕彦直没有聘请到能够配合施工现场的富有经验的工程师，只能亲自带病上山，驻扎在工地。1928年南京市政府组织专家成立“设计委员会”对南京的城市设计进行规划设计，并邀请吕彦直加入市政府组织的专家委员会。当时他就主张南京城市总体规划设计应由中国人担任，外国专家宜限于施行专门技术时聘用。当时吕彦直已被确诊患有肝癌，但他从容不迫，一方面先把噩耗告诉远在北京的未婚妻严璆，请她另做打算；另一面全神贯注投入南京规划设计草案的研究与拟定工作中。他抱病完成了5 000多字的《规划首都都市区图案大纲草案》手稿与大量图纸，托人呈交给“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大纲草案分七个章节：1）引言；2）中央政府区；3）京市区；4）党国公园；5）建筑之格式；6）建设实施之步骤；7）建设经费之大略预算（估算十年工作需要投资共计7 980万银两）。

1929年3月18日凌晨，吕彦直在睡梦中逝去。严璆得知后，悲痛欲绝，断然在北京西郊出家，削发为尼，法名“秋妙”。出家后的严璆不与他人来往，有传说她曾着便装，到中山陵凭吊过吕彦直。解放初她在参观了广州中山堂、越秀山孙中山纪念碑后，经香港去了台湾继续修行，直至去世。

吕彦直用短暂的一生为中国的建筑事业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铭记。以他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留学生也为中国的“建筑师负责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今后的建筑工程事业与建筑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的祖籍是吴县（苏州），出生在广州，在上海长大，自清华大学毕业后定居北京，应该说上海是我的第一故乡。1938～1953年我在上海经历了抗战初期、沦陷时期和抗战胜利后的三个阶段，因此对于上海近现代发生的建筑事件有较多的了解。

过去上海市区内有法租界、英租界、公共租界等，外国洋行、商号入驻后大兴土木，外国建筑师也开始纷纷进入上海的建筑设计市场，其中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最为有名。邬达克1893年出生于今斯洛伐克境内的班斯特·比斯特里察，1910年就读于匈牙利皇家圣约瑟夫理工大学建筑系，大学毕业后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俄军俘虏，送到西伯利亚集中营。1918年，25岁的邬达克从西伯利亚战俘转移的列车上跳车，经哈尔滨一路辗转来到上海。为了谋生，他在美国建筑师克利开设的克利洋行当绘图员，并从事建筑设计。1924年，31岁的邬达克在外滩24号横滨正金银行大楼内拥有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邬达克打样行”。邬达克在其近30年的上海生涯中，不仅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全新的建筑创意设计，而且还将现代装饰艺术风格植入申城。他先后设计了大光明电影院、国际饭店、罗曼蒂公寓（武康大楼）、沙逊大厦（和平饭店）、百乐门舞厅、宏恩医院（华东医院南楼）等。这些现代建筑工程推动了上海建筑与装修设计以及施工、材料、设备、管理水平的进步，同时也培养了一批上海的建筑设计、结构设计、地基处理、水暖电工程设计、营造施工、经济预算、材料设备制造以及项目管理人才，对于20世纪前期上海市建筑业学习国外现代建筑工程设计与营建技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其中上海国际饭店最为有名，于1934年落成。建筑总高83.5m，地上24层，地下2层，建筑面积15 650m²，是当时全国也是当时亚洲最高的建筑，并在上海一直保持最高纪录达半个世纪。采用钢框架结构、钢筋混凝土楼板。每根钢柱下的地基打五根美国红松梅花桩，深达36.6m。该建筑位于上海南京西路，用地局促，平面布置成工字形，立面采用竖线条划分，在十五层以上逐层四面收进成阶梯状，造型高耸挺拔，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摩天楼的翻版。建成后在高楼顶上安放了“礼义廉耻”四字，每到夜晚霓虹灯大放光明，成为上海外滩的独特夜景。历史上的国际饭店是名流汇聚之所，1949年之前宋美龄、陈纳德等都是常客，1949年陈毅市长在国际饭店接见了解放军团以上指挥员。不少名流学者为饭店留下的诗词书画作品，成为饭店的传世之宝。

1918～1937年，大约有25位中国学生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深造，占“海归”建筑师的1/4。他们创办的筑师事务所名声大噪，成为中国近现代建筑工程设计的发源地，尤其以上海建筑市场首开先河。最早的是1915年创办的上海华信建筑事务所（主持人：杨润玉、杨元麟、杨锦麟），然后有1921年的上海东南建筑公司（主持人：过养默、吕彦直、黄锡霖）和1925年的彦记建筑事务所（主持人：吕彦直、黄檀甫），之后陆续有1931年的上海启明建筑事务所（主持人：张远东、曹志骞、唐树屏）、1933年的上海兴业建筑事务所（主持人：徐敬直、杨润钧、李惠伯）和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主持人：赵深、陈植、童隽）、1940年的基泰工程司（主持人：关颂声、杨廷宝、张博等）。华盖建筑师事务所的作品大部分在南方，如上海大戏院、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海大华大戏院、上海辣斐德路梅谷公寓、南京故宫博物保存库、广西纺织厂、昆明南屏大戏院、昆明金碧公园、无锡江南大学和申新纱厂等。基泰工程司则南北方都有作品，如北京清华大学的总体规划、生物馆、气象台、图书馆扩建工程和学生宿舍明斋等，以及北京碧云寺罗汉堂等处古建修缮、天津大陆银行、天津南开大学建筑、沈阳东北大学的总体规划和图书馆与体育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上海大陆银行11层大楼、上海中山医院、上海大新公司改造、成都四川大学规划和图书馆、香港多利公寓和荃湾电影院、九龙美丽华酒店等。以后还有1941年的上海大地建筑师事务所(主持人：费康、张玉泉，分别为笔者的父亲和母亲——编者注)和1947年的凯泰建筑事务所（主持人：黄元吉、杨锡璆、钟铭于）等。

综上所述，从1915年开始到1947年前后，中国已经有了自己创业的建筑事务所和建筑公司，涌现了大批优秀的建筑师（其中大部分是海归派），先后独立承担了全国各地许多城市规划、民用建筑和工业建筑的工程设计与项目管理工作。其中不少富有实践经验的建筑师在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兼任了建筑系的教学与科研任务，为培养我国自己的建筑师立下汗马功劳，为此后我国的建筑教育（大学、学院、高等专科学校）和建筑行业（规划、设计、室内装修、建筑物理、建筑材料、施工、管理）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

“建筑师”一词来源于国外，英文是Architect，源于希腊语Arkhos（首领、统治者、首席）和Tekton（木匠、建造者、承包人）。2000多年前罗马盛期维特鲁维写了一本《建筑十书》，明确了建筑师在工程建设中的职责。中国古代的建筑营造就是在皇家官员领导下由工匠全面负责，如北京颐和园、圆明园、故宫等就是先后由传承八代的雷氏建筑世家负责设计并领导营造的。到民国初期，许多留学归来的有扎实理论基础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建筑专家，先后创建了苏工专、东北大学、中央大学的建筑系，中国的建筑教育逐步与国际接轨。下面就结合我父母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南京中央大学学习建筑专业的经历，分析一下当时的中国建筑教育的特点。

母亲张玉泉是四川荣县人。她的父母过世时母亲只有十三四岁，由三位兄长抚养成人。后来考上了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1930年高中未毕业便只身离家赴南京求学。当时大舅舅张競成毕业后已在南京工务局工作，他对妹妹的突然到来很惊讶，同时也十分欣赏她的倔强、自信，全力支持她报考国立中央大学。由于成绩出众，她同时考上了文学系和建筑系。考虑到将来就业问题，同时也受学建筑学专业的大哥和大嫂的影响，决定去建筑系就读。当时中大建筑系仅有三名男生（朱栋、王虹、张家德）和三名女生（于均祥、吴若瑾、张玉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建筑系同学迁入关内，在清华大学土木系借读，由于清华没有建筑系，于是东北大学的五位男生（唐璞、林宣、费康、曾子泉、张镈）于1932年春转入中大建筑系二年级，这个班的人数也由此增加到11人，后来张镈伯伯对我笑言这是“东北五虎将入关”。

中大的前身与苏州工业专门学校有关。1923年学校创设建筑科，由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士英、刘敦桢、朱士圭等先生筹办。学制为3年，建筑学科的目标是培养能担负起整个工程从设计到施工全部工作的人。当时建筑专业课程设置有建筑意匠（即建筑设计）、建筑史、中西营造法（即建筑构造）、结构、测量、美术课等。不久并入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聘请了刘福泰任系主任和刘敦桢、卢树森、贝季眉、李士毅等五位教授。学制改为四年制，采用学分制。课程设置兼取东西方教育的长处，加重建筑设计课程，增加城市规划、庭院学、水暖电、施工估价以及建筑师职务和法令等。根据母亲张玉泉的回忆，当时1934届的建筑系老师大部分是留学美、英、法、德的教授，其中有刘敦桢（教营造法）、刘既漂（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建筑与图案设计，教室内装修设计）、虞炳烈（教建筑设计）、贝季眉（教建筑初步和建筑画）、谭垣（教建筑设计）、鲍鼎（教营造法和中国建筑史）、李毅士和徐悲鸿（教建筑写生和人体素描）等。不少中大建筑系培养出的毕业生后来充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师资队伍。我于1953年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是梁思成。当时建筑系称老师为先生，对于年长的先生以“公”相称，梁思成是老梁公，莫宗江是莫公，吴良镛是小吴公，王伟钰是女王公，胡允儆是胡公，整个系像一个大家庭。建筑系中许多有经验的老师都来自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南京工学院。有不少老师是母亲在中大的校友，包括戴志昂（1933届）、周卜颐（1940届）、汪坦（1943届）、辜传诲（1944届）、胡允儆（1944届）、吴良镛（1944届）、程应銓、（1944届）、朱畅中（1945届）、张昌龄（1945届）、张守仪、（1945届）、杨秋华（1946届）、吕俊华（1953届）等。

总之，院校建筑系是培养建筑师的园地，早期的建筑海归派和建筑院校老师们一般都有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对于“建筑师负责制”有很大的发言权，在中国的建筑教育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中国建筑事业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37～1945年八年抗战期间，中国大好河山的大部分遭到日本蹂躏，我恰恰经历了这个黑暗时期，也看到父母始终没有放弃建筑师在夹缝中求生的职业追求，尽善尽美地在履行了自己的责任。

经常想起抗战后在上海曾轰动一时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共分上下两集：《八年离乱》《天亮前后》。我们一家在这个八年离乱中，也是经历了无法忘却的一段建筑师创业史。

我的父亲费康和母亲张玉泉于1934年夏天毕业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后在上海举行了婚礼，章士钊任主婚人，父母的中大学长戴志昂任证婚人。父母于婚后应中央大学建筑系刘既漂教授（毕业于巴黎美术大学，是建筑室内装修设计专家）的邀请，到广州刘既漂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参加了广州市许多国防工业以及民用建筑和室内装修设计工作（这些都是当时两广军阀陈济棠为巩固自己地盘建设的各类工程）。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费康以“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情，决心编写《国防工程》图文书稿。费康在国防工程设计实践的基础上，收集整理了英、法、德、日等国家有关炮台、机库、飞机种类型号以及各种炮弹对于不同建筑材料的破坏程度等素材，此外又编写了战时各种军工隐蔽工程、防空设施、医院、住宅的规划和设计资料。当时母亲的大哥张競成在唐山交通大学的同学郭天回正在广西大学土建系当教授，知道费康正在编写《国防工程》，于是诚邀费康到广西大学土建系开讲“国防工程”和其他土建专业课程。这是一次有更多机动时间可以安心从事建筑讲课和完成书稿的机会，同时也考虑到母亲正有身孕，不适合再继续在事务所工作，于是父亲1937年初应聘为广西大学的教授，全家也离开广州搬迁到广西梧州。当时梧州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空袭干扰，我也早已习惯听到警报声后，在邻居的帮助下，立即和怀有身孕的母亲一起躲进防空洞。记得当时我和邻居小朋友最喜欢玩的一个游戏就是在宿舍旁绿地土堆上挖小防空洞，也算是苦中作乐。

1938年夏天，上海祖母家突然来电，告知祖父不幸因病去世，这时候我的妹妹费琪还不满半岁。父母认为很快就可以返回广西，只是简单收拾了夏季行装，通过海路，经过广州湾坐海轮回上海老家。

祖母家住在徐家汇姚主教路（现为天平路）树德坊三弄23号（现在该弄和南邻住宅群一起改造成“衡山坊”，成为上海徐家汇区的一个故居改造利用的“餐饮小天地”）。这个弄堂住宅是一底三层的小洋房，面南有个小花园，每层两间，我们一家四口住在坡屋顶阁楼层（假三层）中。住了不久，父母整理行装准备返回梧州继续上课，仍旧坐海轮返回广西。在途中得知，当时日本人已打到广东，虎门封锁，轮船无法进入广州湾，临时改道只能在香港暂时停留。正巧那时大伯父费穆在香港筹办电影公司，我们一家暂时和大伯父的电影界同事们住在一起。我们在香港等候三个月后才知，广西已沦陷，城破家亡无家可回，只得仍旧坐海轮返回上海在祖母家定居，从长计议。梧州住家财物全部丢失，所幸父母随身携带的大箱中保存了关键的证件、照片、教学讲稿和《国防工程》手稿。

定居上海后，父亲继续完成《国防工程》图文手稿。该正式书稿全部用维纳斯H绘图笔在硬绘图纸上绘制，包括各类隐蔽炮台、飞机库、壕沟、地面障碍物以及各类炮弹、炸弹威力的数字图表。同时他还整理中英文的讲稿（当时大学里教授用英文讲课），其中有建筑设计原理（住宅、学校、影剧院、医院、办公楼、图书馆等）、营造法、建筑经济、钢筋混凝土、屋架设计等。在《建筑营造法》中有一章“建筑师之职权”里特别提到：“建筑师有督查各项工作是否合法之责任，督查工程之进行；有支配工匠、指挥小包及工头之权；有审核工程用材之权；有是否签发领款之权。”可见当时对于“建筑师负责制”是有法律规定的，在学校教育中是必修课，建筑师并不是仅仅关心建筑工程图纸设计，同时负有工程管理的责任。

大伯父费穆在香港期间，准备拍《孔夫子》电影，于是成立“民华电影公司”，回上海后继续拍电影。由于父母在1937年已经取得《实业部技师登记证书》，可以承接部分建筑设计任务，大伯父也帮忙先后介绍了一些建筑装修设计任务。1939年开始，费穆经过紧张筹备，为《孔夫子》写出了剧本，开拍电影。爸爸被聘请为考古顾问，古文与美术功底很好的妈妈作为助手，根据电影剧本不同场景设计了“分镜头”，并且为《孔夫子特刊》绘制了彩色封面。妈妈帮助考古收集有关春秋时代的历史资料，并设计有关图文、布景和道具。1940年8月27日上海《申报》登载了大幅《孔夫子》电影的广告，12月19日金城大戏院首次上映。当时在上海租借地，虽然日本军队没有进来，但是上映的国产电影大多是莫谈国事的文化娱乐片。《孔夫子》电影的上映确实敲响了“警钟”，针对时弊、借古讽今。通过孔夫子周游列国、杏坛讲课、修书立论之躬行和弟子颜回、子路、子贡的事迹告戒世人，不要忘本，要清除内贼、抵御外患，要继承古训、忠孝仁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时蔡楚生在《孔夫子》影片特刊中题词写道：“此时少正卯其人正多于过江之鲫，故需要《孔夫子》”。

《孔夫子》影片里许多场景中的建筑、音乐、文字、图饰、道具、衣冠等都是需要进行历史考证的，东京大学工学部建筑史在读博士赵齐写了一篇文稿《古装电影<孔夫子>：银幕上的建筑文化遗产》（2015年发表在《中国建筑文化遗产》杂志第17期上）。她为了撰写论文专程到北京来采访我，又赴香港采访费穆的长女费明仪和香港电影资料馆。她在《<孔夫子>电影中的古代建筑表现及其设计过程》中指出：孔子起卧的孔宅和讲学的杏坛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场景，父亲充分利用为数不多的建筑史资料，用建筑专业的设计手法完成了这两处的电影场景。文稿从“孔宅布景的斗拱设计”“杏坛布景的建筑群设计”“孔宅布景中方窗设计”（用了《园冶》书中所说的“借景”手法，方窗的比例约是1:1或1:6，类似现代建筑的比例）“电影美术的考证及文饰设计”等方面说明父母作为建筑师，不仅能够设计单体建筑，同时具有建筑群体规划、室内装修设计、园林景观设计以及工艺设计的基本技能，并且有精湛的文史基础。

在上海定居后，为了设计工作方便，我们一家四口告别了祖母和大伯父，离开了“树德坊”搬到霞飞路（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附近的“来德坊”弄堂房。在一底三层联排房的二层租到一间南屋，厕所在南边，厕所北边是间接采光的小厨房和楼梯间。南屋很小，只够放下一张双人床和吃饭方桌、五斗柜。白天父母只能让保姆带我们兄妹俩到附近小公园玩，然后把双人床靠墙立起来，腾出地方放下两张活动绘图桌进行工作。不久，在中大老师刘既漂建筑师的鼓励和支持下，父母于1941年初成立大地建筑师事务所，参加了上海葡石路（现为长乐路570弄）“葡园”（12栋花园洋房）的设计竞赛。中标后马上扩充设计队伍，邀请中大1935届的同学张开济担任主任建筑师，另外聘请了有经验的陈登鳌建筑师（后来是中国建筑设计院的总建筑师）负责设计工作，还聘请了经验丰富的沈祥生建筑师负责施工图设计与现场管理工作，以及胡廉葆经济师（后来他加入上海华东建筑设计公司，之后与张玉泉一起调到北京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工作）负责概预算和施工监理工作。为了开展设计工作，又另外在霞飞路上海新村西邻的南徐公寓二层租到一套三居室和一厨一卫及一个储藏小间。住宅和设计室在一起，是典型的SOHO套房。我也经常有机会看到叔叔们趴在绘图桌上紧张绘图的场景，他们是用H-HB维纳斯Venus牌绘图铅笔在硫酸纸上画图，桌子上布满丁字尺、三角板、曲线板、比例尺、圆规、橡皮和擦线板等绘图工具。由于那时法租界主管审批建筑工程设计图纸的工部局审图专家不少是外国人，因此图上的所有说明文字全部用中英文书写。还记得当时看到父亲为了画葡园12栋西班牙式小洋房鸟瞰图找透视“灭点”，专门请木匠师傅特制了一根2m长的丁字尺，对于远于2m的“灭点”，还需要拉一根细线固定在更远的“灭点”上。这些新鲜事令我印象深刻，耳濡目染，无意中也启蒙了我的建筑设计教育。

1941年12月8日爸爸外出归来，带来了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美国正式向日本宣战。之后，日本在上海沦陷区的军队很快进入租借地，这个孤岛陷落了。当时“葡园”正处于施工阶段，大伯父费穆介绍了一些室内装修任务。首先对于卡尔登大戏院（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1923年2月9日隆重揭幕开业，990个座位，是包括咖啡厅、弹子房、舞厅、剧场等综合性娱乐场所；1951年更名为长江剧场；1993年4月停演，不久被拆除建楼）进行内外装修改造。按费穆的创意，在观众厅的舞台台口前面增加了下沉式乐池，便于音乐伴奏和伴唱。同时也重新设计了观众厅的全部建筑自然声响系统，在每一个座位上都能同时听到舞台表演的声音，成为当时费穆导演话剧的专用剧场。后来费穆又介绍了一个内外装修改造项目：在上海大世界附近新世界繁华商业区，有一个坐北朝南的破旧餐馆，业主请费康改造成“金谷饭店”。改造后的饭店焕然一新，在入口宽宽的双扇大门亮子上方向外挑出一个1/4圆弧状的金色雨棚，雨棚上方又挑出一个竖写的金谷饭店霓虹大字，顶上是由两个“G”字上下错开钩在一起的金谷标志图案。进门后是一个小门厅，右边布置了接待台和客用小沙发椅子，左边上三步后是一个转角台阶，再上两跑楼梯即为二层餐厅的接待大厅。在圆弧转角的休息平台墙上设计了一个壁龛，里面养了一只翡翠羽毛的鹦鹉，取景成趣。进入接待大厅后，左拐就看到餐厅大堂，右边是一长条的酒吧高台柜和高凳，南墙是一排明亮的玻璃落地窗。整个餐厅布置了大中小餐桌。在左角上布置了一个飞机机舱餐厅，上几步进入机舱内，可看到两边的圆形透明机窗，窗外是蓝天白云布景。每个圆窗旁边安放了一张长条桌，可以面对面共坐四位客人。费康还为餐厅的餐布、桌布、玻璃杯、信封、信纸、文件袋、蛋糕盒、包装纸上设计了白底金色的“双G”醒目标志。他还为餐厅设计了“栗子羹蛋糕”“元宝炖鸡”“纸包鸡”等各种中外招牌菜点，提出“中菜西吃”和“西菜中吃”的用餐方式。并且还为餐馆经理策划新建“金谷农园”及自办来亨鸡场，提供新鲜蔬菜、鸡蛋和鸡肉。这些建议全部都被餐馆采纳了。总之我从父亲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建筑师需要担负的责任很多，不仅要做建筑设计，还要帮业主策划经营内容和方式，协助业主实现策划的内容。

1942年下半年，“葡园”12栋花园洋房正式竣工（1999年上海人民政府列入第三批“上海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名录）。刘既漂教授对葡园设计很满意，买了一栋。当年10月初，刘教授在新家设宴，庆祝乔迁之喜，邀请大地建筑师事务所的主要成员和银行界、开发商、承包商、赞助商等名流共进午餐。一进入有大扇落地玻璃窗的敞亮的会客厅，我就看到一架三角钢琴旁边有一圈大小沙发和茶几，在天花板正中有一个漂亮的现代吊灯，它像一本朝上打开的洋装硬皮书，书皮是半透明的仿古黄褐色玻璃，书脊是深褐色的。“书”灯内暗装了照明器，把顶棚照亮，没有炫光。刘教授看到我对这个照明器感兴趣，就笑着说，这是你妈妈精心设计的，并鼓励我好好学习，将来也当一名建筑师。那天午餐后大家在住宅客厅外平台前合影留念，我们一家四口也拍了一张家庭合影，但万万没想到，这张全家福照片竟是父亲和我们的告别照，而中午宴会也成为“最后的午餐”。

1942年24日晚上爸爸费康突然发病，去医院初步诊断是白喉，后送上海宏恩医院（原为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设计，现为上海华东医院）。但因处置不当，手术后爸爸始终昏迷不醒，三日后竟然撤手西归了，一家人悲痛不已。爸爸去世后妈妈也感染上了白喉，在家急救，好在逐渐治愈。当时妈妈很坚强，下决心“为哺双雏且暂留”，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病愈后坚持独自继续经营大地建筑师事务所，为抚养双孤和完成爸爸未竟的事业，仍旧日以继夜地工作。

当时在上海日本占领军晚上实行灯火管制，所有住宅、办公室、公共建筑的外窗要求挂挡光黑窗帘。有一次晚间妈妈正在做设计，听见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两个日本兵，他俩要求马上关灯。这时妈妈镇静地告诉他俩，我是建筑师，正在开夜车赶图。日本兵看到是一位女建筑师在加班工作，也不再纠缠了，摆手而去。每天除了加班赶设计，妈妈白天还有不少管理工作要做，还要去法租界工部局（民国时期叫工务局）送审图纸，见业主订合同，跑工地检查关键部位的质量，挑选合格的材料与设备，到年底用款紧张，她还要去银行找熟人贷款“透支”，保证能够发出工资和奖金。当时公司用款主要用“支票”支付，如果要在银行取现金，还得额外另交“贴现”税金。总之，在我的心目中，妈妈不仅是中大的篮球校队运动员，同时也是建筑师中的全能运动员，肩挑建筑设计和建筑管理两付重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