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 科技园区应具有良好的交通区位条件、雄厚的科技研发实力、完善的融资服务功能, 以及优美的人居生态环境。从雄安新区来看, 交通区位条件较好, 但雄安新区及河北省科技研发水平偏低, 高端人才匮乏, 创业投资环境和人居环境有待提高。

　　 近年来, 国内外科技园区、产业新城和科创中心建设积累了部分成功经验, 京津两市科技、教育和金融资源丰富, 为雄安新区提升科技水平、优化人居和创业投资环境奠定了基础。针对雄安新区科技园区开发建设, 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 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Bruno和Tyebjee等学者指出开发区建设的基础条件和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基础设施、科技资源、金融服务和生活环境等, 这为国内外开发区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西方发达国家来看, 知名科技园区大都具备区位交通优势。例如, 硅谷所在的旧金山湾区, 分布着280、101和880公路。布里斯托尔 (Bristol) 等十几个城市分布在M4高速公路 (M4 motorway) 沿线, 形成了著名的M4走廊。瑞典Kista科技园位于欧洲干道E18和E4交汇点, 美国128公路高科技园坐落在波士顿地区一条半圆形公路两侧。

　　 为了促进剑桥科技园发展, 英国政府修建了M11高速公路, 改善了剑桥地区的交通条件。法国索非亚·安蒂波利斯科技城的交通条件也较为优越, 毗邻高速、机场, 周边城市尼斯有TGV高铁可直达巴黎等主要城市。此外, 也有部分科技园区交通条件较差, 阻碍了经济发展。例如, 号称“北硅谷”的加拿大渥太华科技园区, 就遇到了类似难题。

　　 总体来看, 国内外知名科技园区周边科技、教育资源都较为丰富。例如, 世界知名的北卡三角研究园, 罗利 (Raleigh) 、达勒姆 (Durham) 和教堂山 (Chapel Hill) 三座城市, 分别拥有北卡罗来纳大学、杜克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等知名院校。部分科技园区初期科研基础相对薄弱, 经过长期引进培育, 研发能力有所提升。例如, 索菲亚·安蒂波利斯科技城 (Sophia Antipolis) 为弥补科研短板, 陆续引进、组建了一批高校和科研院所。韩国大德科学城设立之初, 政府从首都汉城强制迁入了部分研究机构。

　　 从国内来看, 部分城市和开发区也在积极培育组建高校和科研机构。例如, 深圳设立了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 联合北大、清华及哈工大等知名院校设立了研究生院, 广东东莞松山湖高新区联合北大、华南理工及华中科大等高校设立了科研院所。从京津冀地区来看, 河北高等教育水平偏低, 高端人才不足, 京津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众多。为了更好地建设雄安新区, 实现千年大计, 搭建科研平台, 引进京津科技人才, 势在必行。

　　 通常而言, 国内外开发区、科技园区管理模式可以划分为政府管理型、大学管理型、企业管理型和协调管理型四类。印度班加罗尔、日本筑波、新加坡肯特岗、韩国大德、我国台湾新竹和北京中关村等科技园区 (科学城) , 是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的代表。英国剑桥科技园是典型的大学管理型科技园区, 由剑桥大学圣三一学院负责。2001年以来, 国内认定的10批115家国家大学科技园大多属于大学管理型科技园。

　　 新加坡裕廊集团开发的裕廊工业园、中信集团建设的宁波大榭开发区、招商局投资的蛇口工业区和漳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以及亿达集团开发的大连软件园、武汉软件新城和苏州高新软件园, 都属于企业管理型开发区。北卡三角研究基金会、意大利科技园区联合体和法国索非亚·安蒂波利斯基金会都是园区的日常管理机构, 协调政府、企业和大学的关系, 上述机构所在园区是协调管理型科技园区的代表。

　　 从国内来看, 多数开发区采用的是政府主导模式。根据开发区与所在行政区的关系, 又分为两类, 即政区合一型和政区分离的管委会体制。国内许多开发区都设立了园区开发公司, 提供基础设施服务。部分园区开发投资公司采取市场化经营机制, 也有部分园区开发投资公司市场化程度较低, 公司高管与管委会领导交叉任职。一般而言, 在园区建设初期, 距离主城区较远, 基础设施不完善, 社会管理事务繁杂, 政府主导型管理体制效果较好。园区发展壮大之后, 引进市场化机制, 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 提高管理效率。

　　 科技园区融资活动主要包括开发区建设融资和为驻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两个方面。驻区企业资金来源通常包括财政补贴、银行信贷、政府引导基金、私募股权投资 (PE/VC) 以及上市挂牌融资。科技园区建设主要包括滚动开发、企业投资和PPP模式。其中, 滚动开发模式较为常见, 以浦东新区为代表, 通常设立开发投资公司, 对园区土地滚动开发, 实践效果较好。企业投资通常由外部企业带资整体开发, 通过物业租赁和地产增值获取回报。PPP模式由公共部门和社会资本联合投资, 为园区提供基础设施服务, 公私双方按照协议分享收益。此外, 还可以通过园区开发投资公司上市、设立园区开发基金和债券融资等模式, 筹集园区建设资金。例如, 浦东金桥、陆家嘴、外高桥和张江高科等浦东新区开发投资公司陆续上市, 上海临港集团发起设立了规模高达100亿的园区开发基金。

　　 科技园区发展、创新创业离不开有效的金融支持。例如, 巴克莱银行入驻剑桥科技园, 瑞士信贷集团和富达投资进驻北卡三角研究园, 有效带动了园区发展。相反, 有许多创业项目缺乏金融支持, 遭受挫折。例如, 谷歌光纤在堪萨斯城谋划的创业小镇, 尽管拥有超快网速和扶持政策, 由于缺乏风投支持和创新人才而面临失败。RRE和Battery等风投机构拒绝投资, 扎克伯格不得不把Facebook公司总部从哈佛大学迁往硅谷。新英格兰地区观念保守, 投资人年龄偏大, 对新生事物不敏感, 制约了创新创业项目发展。

　　 总体来看, 发达国家园区建设市场化程度较高, 由企业开发运作的科技园区和产业新城等案例较多。例如, 由私人公司尔湾公司开发建设的产业新城加州尔湾, 由盖尔国际及韩国浦项制铁公司规划设计和投资建设的智慧城市松岛新城, 新加坡裕廊集团投资开发的裕廊工业园, 伦敦港区开发公司 (LDDC) 和CWG公司承建的伦敦道克兰城市开发区 (UDA) , 以及中信建设投资开发的伦敦皇家阿尔伯特码头项目。上述项目采用市场化方式, 由企业投资运营基础设施项目和园区开发, 节约了财政资金, 分散了部分市场风险。

　　 良好的人居环境, 可以吸引大量投资和优秀企业入驻, 加州尔湾的崛起就是例证。为了克服大城市病, 优化城市布局, 英美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着力改善大都市人居环境。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 英国政府逐步建立了30多个田园城市, 主要分布在伦敦、格拉斯哥、伯明翰等大城市周边。其中, 后期规划的米尔顿·凯恩斯功能逐渐完善, 成为新城建设的典范。此外, 以里斯顿新城为代表的美国边缘新城模式、以多摩新城为代表的日本TOD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 TOD) 新城模式, 以及以巴黎拉德芳斯为代表的副中心模式, 对于优化城市布局, 改善人居环境, 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近年来, 在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周边, 出现了高科技产业向城市中心转移的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年轻一代科技和管理人才对生活质量要求较高, 纽约、伦敦等大城市基础设施完善, 社会资源丰富, 创新创业和享受生活可以兼顾。反观硅谷, 生活成本逐渐上升, 性别比例失调, 工作压力较大, 便利程度有所下降, 导致科技人才和项目向生活成本较低、服务业发达、年轻女性较多、生活节奏舒缓的南加州洛杉矶硅滩等地流动。除了生活环境以外, 土地资源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成为影响科技园区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例如, 斯坦福大学创始人Leland Stanford禁止校方出售土地, 迫使该校筹建了斯坦福工业园区, 对外出租土地。从旧金山湾区来看, 土地资源日趋紧张。Facebook和苹果公司为了获取土地, 不得不一再增加税收、捐赠和社区公益支出, 谷歌公司向山景城提出的征地要求, 也只被满足了一小部分。从国内来看, 也存在类似情况。例如, 深圳也面临工业用地不足的困境, 华为和LED产业生产基地向周边东莞等地大规模迁移, 引发各界广泛关注。

　　 雄安新区所属雄县、安新、容城三县, 自身经济基础薄弱, 科技研发和相关服务水平偏低, 但土地资源充足, 历史遗留问题较少, 再加上先行先试政策优势, 发展前景看好。在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过程中, 借鉴国内外科技园区、产业新城和科创中心开发建设经验, 试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设立应用研究所联合体和谋划金融小镇, 对于解决稳定房价、应用成果转化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难题, 带动国内科技园区转型升级, 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建议借鉴Fraunhofer联合体的成功经验, 在雄安新区设立应用研究所联合体。部分资金来源于政府拨款和财政补助, 其余部分通过市场化的竞争性项目获取。联合体内部实行企业化管理, 对外市场化运作。联合体管理架构由会员大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等机构组成, 在编制、薪酬、试验、技术转让和企业孵化等方面拥有较大自主权。科研人员职称评聘, 与科研成果的实用性和在业界的反响挂钩, 学术论文等作为参考条件。

　　 借鉴以色列的首席科学家制度, 设立若干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对应相关的应用研究所, 代表政府管理部分研发资金, 遴选资助项目, 推动成果转化。应用研究所联合体结合产业周期和行业发展规律, 对前瞻性、共性技术进行长期研究, 取得技术优势并长期保持, 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对于长期依赖进口的发动机、工作母机、大功率LED芯片和MOCVD外延设备等领域的关键技术, 放在突出位置, 集中科研力量重点攻关研发。

　　 借鉴卡诺研究所网络的成功经验, 鼓励公立研究机构加盟应用研究所联合体, 参与相关研究计划, 获得政府经费支持。同时制定管理办法, 以一定年限 (如5年) 为建设期, 对加盟研究机构进行考核筛选, 建立淘汰机制, 并定期补充新的研究机构。针对基础较好、实力较强的研究领域和方向, 优先考虑吸引知名研究机构加盟联合体, 逐步向应用方向转型, 避免重复建设。加盟研究所、新建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等, 逐步向雄安新区集中。

　　 应用研究所联合体以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突破和前瞻性产品开发为重点, 向企业提供技术转移和工业技术服务。应用研究所联合体根据企业需求, 以合同研发和技术服务等形式, 以市场化手段获取科研经费。同时, 把新技术迅速推向市场, 加快成果转化。制定相关政策, 鼓励掌握先进技术的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参照台湾地区做法, 鼓励技术整体转移。鼓励重点高校和知名科研院所技术转化中心在雄安新区设立办事处, 促进科技成果转让交易。

　　 借鉴奥地利Kplus中心、芬兰SHOK中心和澳大利亚CRC中心等研发平台的成功经验, 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共性技术研发, 探索公私合营PPP模式,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对于离岗创业的优秀科研人员, 应用研究所联合体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提供资金支持。此外, 还应建立宽容失败、鼓励创新的环境和政策, 如借鉴以色列和上海的做法, 由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回收失败项目股权, 或对风投给予一定补贴。

　　 借鉴新加坡和香港等地经验, 根据规划和发展需要逐步建设足够数量的公房, 新区常住居民可以申请租住公房。对于居住年限、社保缴纳年限、投资总额或税收贡献达到一定条件的居民, 或新区急需的高端人才, 可以申请购买公房。公房以显著低于市价的价格出租或出售, 同时制定严格的申请和转让条件。居民购买的公房, 5年内不得出售, 出售时可由政府以适当价格回购。居民购买商品房之后, 应将租赁或购买的公房退出。

　　 借鉴美国低收入家庭住房建设税收抵免计划的做法, 鼓励建筑公司参与公房建设。对于符合标准的公房, 政府在10年内给予适当的税收返还, 补贴总额不低于公房建造成本的70%。借鉴香港领展房托经验, 将公房与商业地产、工业地产等高回报物业打包, 通过REITs发行上市, 提高资产流动性。允许公房建设公司收购雄安新区之外的商业地产发行REITs上市, 享受雄安新区税收优惠政策。

　　 建议由河北省建投、交投等平台公司, 联合省内外知名企业, 设立3~5家公司型REITs。由上述公司型REITs收购雄安新区大型购物广场、写字楼、酒店、公寓、工业设施、医院和仓库等物业, 在沪深两市公开上市。公司型REITs没有期限, 可以收购物业扩大规模, 实现资产增长。为了雄安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 应允许公司型REITs收购雄安新区之外的优质物业, 培育西蒙、EQR、普洛斯、HCP、KIMCO和波士顿地产级别的专业化REITs。

　　 借鉴德国经验, 对公房建设机构提供无息贷款, 鼓励其低价出租房屋, 鼓励单位和个人签订长租合同。发挥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 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 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鼓励REITs每年将90%以上的收益派发给股东, 提高REITs产品回报率。对于进驻雄安新区的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创业人才, 在签订房屋、物业租赁合同的同时, 可配售REITs产品。通过房租返还、REITs产品投资获益等政策, 激发驻区机构和个人的投资创业热情。

　　 根据目前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办法, 公募基金持股比例存在两个10%限制。鹏华前海万科REITs产品得到中国证监会特批, 突破了持股10%的比例限制, 但仍然设置了上限。建议遴选部分国家级新区 (包括雄安新区) , 针对REITs试点, 试行雄安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 在上述区域放松公募基金投资物业股权比例限制, 参照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相关做法, 发行契约型REITs产品, 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交易。

　　 与发达省份相比, 河北省属金融机构实力较弱, 证券、期货、信托等法人机构偏少, 原有的“四平台一中心”等省属投资机构特色鲜明, 但综合性不够, 缺乏广东粤财控股、天津泰达国际和上海国际集团之类的资本运作平台。建议组建河北省金融控股公司, 总部设在雄安新区, 作为重要的省属资本运作平台, 支持新区建设和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 以河北省金融控股公司为平台, 发起设立PE/VC、天使基金、风险缓释基金和大型园区开发基金等系列股权投资基金, 为新区创业新创业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当前, 国内多个省份发展基金小镇, 社会各界较为关注, 也不乏质疑的声音。主要原因在于产业定位不准确, 渗入了过多的旅游和地产元素, 给人以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印象。从美国来看, 风险投资机构总部有门罗帕克 (Menlo Park) 、帕洛阿尔托 (Palo Alto) 和坎布里奇 (Cambridge) 等多个聚集地, 同时在知名科技园区设立办事处。建议雄安新区明确产业金融定位, 谋划金融小镇 (片区) , 引导金融机构设立总部或办事处, 有效集聚金融资源, 带动周边河北·京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发展。

　　 从发达国家来看, 拥有大量专注于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机构, 如英国风投科勒资本 (Coller Capit al) 、美国风险资本基金 (VCFA) 、列克星顿投资 (Lexington Partners) 和Landmark Partnership等。从国内来看, 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仍处于起步阶段, 不能满足私募股权流通需要。建议雄安新区立足先行先试政策优势, 争取中共中央、国务院及证监会支持, 由中央财政和金融机构出资在雄安新区设立私募股权基金二级市场引导基金及子基金, 拓宽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渠道, 提升雄安新区创业投资服务功能。

　　 从欧美发达国家来看, 除了专注于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机构, Portal、Nyppex、Opus和GSTrue等私募股权二级交易平台以外, 还出现了非上市股票在线交易平台, 主要包括Second Market、Shares Post和Nasdaq Private Market。Facebook、特斯拉和Linked In等知名创新型企业都曾经在此类平台在线出售股权。建议河北遴选有实力的机构投资者, 在雄安新区设立未上市股权在线交易平台, 为非上市公司、持股员工和早期投资者提供企业估值、融资及股权变现等相关服务, 加快科技成果资本化和财富化进程。

　　 从国内已有的金融小镇来看, 大多涉及金融教育、交流和培训等功能定位。例如, 山东潍坊金融小镇, 设置了基金运作、金融研究培训等六大功能区。2017年4月, 东莞龙湾梧桐资本小镇成功引进美国风险投资学院, 设立了亚太区总部, 建设风险投资学院和风投孵化器。建议在雄安新区规划中预留金融培训用地, 建设金融研究培训功能区, 为各级政府、开发区培育金融干部、金融人才、合格投资人和创新型企业家, 为省内高新区和经开区培养输送人才, 缓解金融人才不足、融资理念滞后和人脉关系不足等问题。

　　 设立雄安新区是为了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发展新型产业和项目, 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客观上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优美的生态环境和相对稳定的房价。发达国家在大都市周边建设的系列卫星城、集聚科技资源建设的科技园区、引进社会资本开发的产业新城以及谋划中的科创中心, 都为雄安新区建设积累了必要经验。

　　 设立应用研究所联合体, 通过市场化途径促进应用成果研发转化, 比强制搬迁科研机构或新建大学, 在某种程度上更具可行性。利用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 在雄安新区试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有利于房价稳定和去杠杆、去库存。建设金融小镇, 集聚金融资源, 有利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优化创业投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