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建筑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行业, 安全事故却频频发生。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披露的数据, 2016年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事故高达626起, 总体安全形势不乐观。

海因里希事故调查指出安全事故的直接原因是人的不安全行为。而人的不安全行为是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 其间复杂的影响关系构成了事故致因理论。建筑业特殊的行业性质及近年来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 使得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均将建筑工人视为一同质个体, 未考虑建筑工人之间的能力差异, 如不同技能水平的建筑工人在安全作业技能、风险认知和学习模仿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鉴于此,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 提炼出安全能力、安全动机、安全教育培训、安全氛围等影响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因素, 并将安全氛围拆分为项目级和班组级安全氛围。为探索因素之间的影响机理关系,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数据, 并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提出的假设模型进行验证。

能力是掌握和运用知识技能所需的个性心理特征, 分为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两类。安全能力是个人能力在安全领域的具体表现, 其形成是安全能力任务与个体内在特质相互匹配的长期过程。一般安全能力是指大多活动共同需要的能力, 包括掌握的知识和操作技能等, 特殊的安全能力指完成某项活动所需的能力, 如风险认知能力、安全识别能力等。有研究指出在心理状态、生理状态等16个影响工人安全能力的因素中, 技能素质起到决定性作用, 施工现场的安全资源配备是效用最大的因素;有研究者从风险认知角度将塔机作业人员的风险认知能力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 并认为风险认知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吊装安全, 对风险认知标准值高于优化值的风险倾向型工人, 应该给予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和培训。

安全动机是指工人为实现作业安全目的而产生的内在驱动力。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人的行为取决于动机。有研究者指出安全动机受到安全领导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对工人不安全行为起到直接影响, 具有较高的直接影响效用和中介效应。根据动机强度理论, 工人的安全动机存在强弱差异, 以及个体安全动机的强度会随时间发生变化。

根据上述分析, 提出假设H1:安全能力对安全动机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假设H2:安全能力对班组安全教育具有显著影响

“安全氛围”衍生于“组织氛围”一词, 定义为“组织成员通过教育培训、交流互动和领导导向等方式形成的对组织安全绩效的共同认知。”本质上, 安全氛围是组织氛围在安全领域的一种特殊氛围。有研究指出安全氛围由于环境变量的干扰通常不会完全转化为安全行为, 其影响过程存在浪费。有研究认为组织安全氛围成熟度越高, 个体安全认知越强, 对安全行为的影响作用也越大。然而, 由于我国建设工程领域的用工模式实行劳务分包模式, 也有研究者将安全氛围分为班组内部氛围和班组外部氛围, 对施工班组间安全氛围的相互影响机理展开研究并构建了相对完善的机理模型, 但缺乏对班组级和项目级安全氛围的探讨。

安全教育培训机制是降低安全事故率的必要措施, 且我国法规规定新进场的工人必须接受公司、项目、班组的三级安全教育培训。相关数据指出随着安全教育培训人数的增加, 建筑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呈下降趋势。交流与沟通是实施安全教育培训的本质要求, 尤其是工人之间关于安全的交流沟通, 对于建筑工人树立正确的安全观和安全态度具有重要作用。

鉴于此, 提出假设H3:班组安全教育对班组级安全氛围具有显著影响;H4:班组安全教育对项目级安全氛围具有显著影响。

根据上述假设的分析, 提出假设模型, 如图1所示。

当前安全能力、安全动机和安全氛围的内涵不统一, 各类观测量表存在很大差异。因此, 设计问卷之初经过与7位学者、安全工程师讨论, 在确定变量的核心内涵后, 结合相关文献研究, 最终确定各影响因素的观测指标。

安全能力 (psc) 是指工人个体基于安全知识、技能和经验之上所形成的识别、评估、应对危险的能力。结合以往研究, 选取安全知识 (psc1) 、安全技能 (psc2) 和安全经验 (psc3) 为安全能力的观测指标。

安全动机 (psm) 是指工人追求安全行为的意愿。参考以往研究, 以从众动机 (psm1) 、投机动机 (psm2) 、习惯动机 (psm3) 和侥幸动机 (psm4) 为观测变量。

安全教育培训 (sgse) 不局限于法律规定的岗前培训, 而是贯穿于整个工作过程的正式、非正式的教育培训活动。以岗前教育培训 (sgse1) 、安全交底 (sgse2) 为观测指标。

安全氛围划分为项目级安全氛围 (spsa) 和班组级安全氛围 (sgsa) 。参考以往研究中对安全氛围的量表设计, 项目级安全氛围以项目管理人员的安全交流沟通 (spsa1) 、项目安全人员配备 (spsa2) 、项目安全设施及制度的完备性 (sgsa3) 为观测指标;班组级安全氛围以班组内安全交流沟通 (sgsa1) 、班组长的安全管理理念 (sgsa2) 为观测指标。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向建筑工人发放问卷, 回收340份, 其中有效问卷267份, 问卷有效率达到78.6%。受访者中, 男性工人占到89%, 女性工人11%;初中文化程度占35.3%, 小学占22.9%, 高中和大专共占29.9%;21到25岁年龄层的工人最少, 占22%, 26到35岁占36.7%;工作经验超过3年的占72.5%, 其余则少于3年。总体上, 调研的建筑工人群体以男性青壮年为主, 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大部分工人具有3年以上施工经验, 对施工安全具有较好的理解;被调研的建筑工人的工种全面, 能有效反映实际情况。

为保证问卷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对问卷进行试测, 选取相关系数和内部一致性值进行判定, 对信度系数在0.3以上且显著性水平在0.01以下的问题给予保留。通过试测, 保留建筑工人安全行为测量量表的所有题项。进一步运用SPSS18.0分析问卷变量数据的有效性和可靠性。各变量的信度系数均大于0.7, 总体量表信度系数大于0.9, 表明问卷的数据可靠性得到保证。

KMO检验统计量是用于比较变量间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指标, 其值越接近1, 表明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 数据效度越高。问卷通过效度检验, 详细的量表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借助AMOS18.0软件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运行结果恰好证实了假设模型。在初始模型基本满足要求的情况下, 为进一步提高模型的拟合度, 模型修正依次选取修正指数MI值最大的残差关系, 在满足条件的残差之间建立共变关系, 从而最大程度上修正模型的拟合度指数。各潜在变量间的验证性因素分析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修正后的模型如图2所示, 安全能力对安全动机具有显著影响, 路径系数为0.88, 表明安全能力对安全动机起到正向作用 (H1) ;安全能力对班组安全教育具有显著影响, 路径系数为0.84, 表明安全能力对班组安全教育起到正向作用 (H2) ;班组安全教育对班组级安全氛围具有显著影响, 路径系数为0.80, 表明班组安全教育对班组安全氛围起到正向作用 (H3) ;班组安全教育对项目级安全氛围具有显著影响, 路径系数为0.79, 表明班组安全教育对项目级安全氛围起到正向作用 (H4) 。总之, 本文提出的四个假设均得到数据的可靠验证。

根据模型的拟合情况, 卡方检验、适配度指数和替代性指数等三方面指标均满足要求。χ²/df为1.436, 位于1~3之间, 表明样本协方差矩阵与估计的协方差矩阵具有较高的相似程度, 整体模型的拟合度较高;样本的简约指标PGFI、PNFI分别为0.566、0.647, 均大于0.5的标准;绝对拟合指标RMSEA为0.045, 小于0.05的标准, GFI指标值为0.943, 大于0.9, 表明数据拟合效果较好;样本数据的相对拟合指标CFI和IFI均为0.983, 远高于0.9的标准, 接近1, 说明拟合效果较好。

(1) 安全能力对安全动机具有显著影响, 对安全教育具有显著作用。提高建筑工人群体的安全能力, 能极大程度激发、强化其安全动机, 以及对安全教育、培训的需求。企业、项目部或班组通过“工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思想引导工人提升自身安全能力, 并在工人们的安全动机和对安全教育、培训的需求被激发的同时, 及时提供相应的学习、培训条件, 最终达到减少不安全行为, 降低安全事故率的目的。

(2) 安全教育、培训对项目级安全氛围和班组级安全氛围均具有显著影响。安全教育或培训的频率和效果直接影响班组级、项目级的安全氛围, 因此可以短期、多次安排教育、培训活动, 并提高安全教育、培训活动的质量。另外, 根据以往研究成果, 交流沟通能极大促进安全氛围的提升, 交流与沟通的频率和质量影响到安全氛围提升效果。因此, 组织安全教育、培训的关键是促进工人之间的交流沟通, 通过创新教育、培训手段促进工人的交流和沟通, 以此提升教育、培训质量, 最终达到增进项目和班组安全氛围的目的。

安全能力对安全动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安全能力对班组安全教育培训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相比较而言, 安全能力或技能等级越高的建筑工人对安全的要求越严格, 对待安全教育、培训的态度端正, 并且更加期望在安全教育、培训中提升安全水平。班组安全教育培训对班组级安全氛围和项目级安全氛围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安全能力和安全氛围之间起到中介影响作用。增加班组安全教育、培训的频率和质量能够促进班组级和项目级安全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