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加快沿线地区的互联互通建设,其中设施联通是建设的优先领域。我国建筑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不仅要建设品牌项目,还要推动我国工程建设标准走向国际化。由于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法规和历史文化背景存在较大差异,我国标准的推广遇到了一定困难。为了探究我国工程建设标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用的影响因素,本文建立在调查大量参与沿线国家建设项目企业的基础上,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SEM模型明确各个指标间的相互关系,确定关键影响因素,以期为我国推进工程建设标准国际化提供帮助。

近年来,国内学者积极探讨我国工程标准在国际化进程中的影响因素,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归纳,提出相应假设并进行后续的分析。

胡健等(2018)对“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发现东南亚、南亚国家大部分评价值较低,经济发展状况较落后,工程标准体系并不完善。许劲等(2018)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技术人才缺乏,需要我国在项目建设过程中通过合作帮助其进行复合型管理人才本土化培养。而新加坡等传统经济社会发达国家,工程标准体系和法律体系已趋于完善,项目建设采用的标准也多为本国标准,可看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采用外国标准的概率就越低,由此可提出如下假设:

H₁:东道国的经济水平对我国标准的竞争力和标准的应用具有负向影响。

“一带一路”沿线涉及65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地域差异大,宗教信仰和习俗惯例也各不相同。其中李铮(2018)认为非洲多国在语言和标准体系等方面受殖民地宗主国影响较大,对美标、欧标等更熟悉,使其形成了自然垄断地位。刘喆(2019)提出部分法律法规健全的国家或地区,存在对工程标准选择的限制,不利于我国标准的应用。蔡成军等(2019)认为我国缺少一套完善的工程建设标准翻译机制,导致外文版本翻译质量参差不齐,应尽快出台统一翻译并颁布的权威的国家标准外文译本。由此,可提出如下假设:

H₂:东道国的历史文化和法律法规背景差异对我国标准的应用具有负向影响。

目前,我国的标准体系虽能较好地满足国内工程建设的需要,但要推动我国标准“走出去”,还需要提高我国标准的水平和国际竞争力。郝江婷(2019)提出我国标准与外国标准在建筑材料、施工工艺、试验方法方面仍存在一定差异,刘怡林等(2015)也表示我国标准的编制、审查周期长且标准修订对于新技术、新领域的反应较慢。此外,闵柯等(2019)提出工程建设标准与运营阶段的衔接不力对我国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应加快推进建设和运营的一体化服务。由此,可提出如下假设:

H₃:标准的竞争力对我国标准的应用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李爱仙(2019)表示在我国政府或企业投资的经济援助类项目中,可在合同谈判阶段就约定采用中国标准,如老挝铁路、埃塞俄比亚阿达玛风电场等项目。秦颖等(2019)也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迫切,但部分国家普遍财政实力较弱,属于重债国,可借助我国政府或企业投资建设项目,有利于我国标准在东道国国家的应用。由此,可提出如下假设:

H₄:项目层面标准的谈判力对我国标准的应用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孙利国等(2011)认为欧标、英标等标准的普及应用特别是欧盟长期把持国际标准化组织领导权对我国标准走出去起到了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王振宇等(2018)表示在EPC总承包模式下,国际工程市场普遍采用国外技术标准,这已成为制约我国对外承包企业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的瓶颈。由此,可提出如下假设:

H₅:东道国对发达国家标准产生的路径依赖对我国标准的应用具有抑制作用。

通过文献整理,初步确定影响我国工程建设标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用的5大关键因素,每个一级指标下面设置若干二级题项,分别进行五点或两点程度测量。因变量为中国标准应用情况,采用两点程度测量。

本研究对象为我国工程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马来西亚、越南、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和斯里兰卡等参与建设的工程项目,共收集到样本130个,大部分数据来源为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提供的问卷反馈及项目案例报告,其余补充数据由万德数据平台“一带一路专题库”和百度平台查阅获得。由于部分数据存在缺失值,本研究利用贝式估计法插补出10个样本结果,从中选择最优的插补结果用于分析。将得到的原始数据和插补数据进行整理汇总,利用R语言、SPSS和AMOS软件进行后续处理。

利用R语言程序设定左右区间0.01和0.08,取显著性水平Alpha为0.1,运行程序后,取样本数较大者作为最小样本数。如表2所示,计算得出的最小样本数为126个,本研究有130个样本,符合数量要求。

主要利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首先要建立测量模型进行验证式因子分析来反映一级指标与二级题项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否与本研究的预测保持一致;其次,通过验证式因子分析的各一级指标及其二级指标形成各个构面,对构面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证明构面内部收敛、构面之间存在区别。最后建立结构模型,计算配适度指标来判断模型的拟合优度,并对各个路径系数进行检验以验证是否符合先前的假设。

共确定一级指标5项和二级指标17项,在进行验证式因子分析时,当显著性检验结果的Z值大于2或P值显著时表示一级和二级指标有相关关系。标准化因素负荷量指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的相关程度,负荷量越高说明该二级指标越能代表该因子,一般建议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大于0.6。题目信度为标准化因素负荷量的平方,一般题目信度大于0.36视为可接受。利用AMOS软件建立测量模型进行计算,如果某个二级指标的负荷量小于0.6或显著性检验不通过,则将该题项从测量模型中移除后重新运算,直至所有指标值符合要求。

如表3所示,“东道国的经济状况(ES)”、“东道国历史文化与法律法规背景(CR)”和“我国标准的国际竞争力(IC)”三个一级指标各有3个二级题项的参数检验P值显著、标准化因素负荷量大于0.6且题目信度大于0.36,通过验证式因子分析。

一级指标“项目层面标准的谈判力(NP)”未通过验证式因子分析,从结构模型中剔除。但结合实际经验可知项目层面的标准谈判力尤其是工程投资方对标准选择的谈判力是影响我国标准能否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应用的重要因素。因此,将其下的3个二级题项直接作为自变量纳入结构方程。此外,发达国家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对我国标准的竞争力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为了研究其影响力,将变量“技术合作路径依赖(PD1)”和“工程监理路径依赖(PD2)”也作为自变量直接纳入结构模型。

信度指题目的可靠性,一般组成信度CR大于0.7认为具有足够的内部一致性。效度分为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收敛效度指各题目分值间的相关度,用平均方差萃取量(AVE)衡量,一般认为AVE大于0.36时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区别效度指两组题目间的相关度,一般认为平均方差萃取量的平方根大于各构面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绝对值时表示组间的相关度低即具有良好的区别效度。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东道国的经济状况(ES)”“东道国历史文化与法律法规背景(CR)”和“我国标准的国际竞争力(IC)”三个构面的组成信度CR均大于0.7,代表各构面题目具有足够的内部一致性;每个构面的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均大于0.36表示各构面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各平均方差萃取量的平方根0.792、0.762、0.754也均大于构面间皮尔森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可认为构面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区别效度。

模型配适度指模型与资料共变异数矩阵的吻合程度,一般认为X²值越小越好、df越大越好且利用最大似然法估计出的X²/df宜在3以内,RSMEA宜在0.1以内,CFI宜在0.8以上。如表5所示,模型的配适度指标除CFI外基本上达到建议值。

CFI指标拟合不佳的主要原因是根据相关文献的建议,样本数量与观察变量个数之比一般在10左右,本研究样本为130个,略少于建议值,且部分数据存在缺失值,使得样本数对模型拟合优度产生了一定影响。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显示假设模型的整体配适度基本符合要求,可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分析,并对假设H₁～H₅进行检验。

如表6所示,东道国经济水平(ES)对我国标准竞争力(IC)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loading=-0.247),而对我国标准的应用情况(AS)的影响不显著,因此H₁部分获得支持;而东道国文化和法规背景差异(CR)对我国标准的应用(AS)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loading=-0.345),表明多样化的语言、宗教信仰会因为沟通不畅和习惯不同而影响项目标准的选用,因此H₂获得支持。此外,我国标准的国际竞争力(IC)对我国标准的应用(AS)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loading=0.283),因此H3获得支持,说明切实提高我国标准水平是中国标准走向国际市场的根本推力;而项目投资方(NP₁)与项目承包方(NP₂)对于项目选用何种标准(AS)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因此H₄部分获得支持;最后,由于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和工程认证证书认可度高等原因,东道国对发达国家标准产生的路径依赖(PD)对我国标准的竞争力(IC)具有负向影响,因此H5获得支持。本研究模型结构路径如图1所示。

本研究从5个方面对影响我国工程建标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用的因素进行分析,根据得出的结论,现提出以下建议。

(1)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应采取不同的策略推广我国的工程建设标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多数尚未建立起本国的标准体系,我国要积极向东道国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并形成协议通过人才输出和政策扶持等帮助其完善标准体系,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多聘用本土员工,由我国有经验的工程师为其进行培训以提高工作技能和项目管理能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需要承包企业与业主进行协调,在不降低业主要求的前提下通过工程结算款折扣、自行组织专家论证我国标准的可用性使其同意渐进式采用我国的工程建设标准。

(2)尊重东道国的文化和法规背景差异。我国工程企业应事先主动与业主、设计工程师和咨询工程师进行充分的交流,了解主要文化背景习俗惯例对于建设项目的特殊诉求,如信奉基督教地区的项目涉及教堂建设的,一般罗马式教堂是大教堂普遍采用的建筑式样。其次,政府部门可派代表出席已建成项目的剪彩仪式,以此为契机沟通设立工程建设标准和文化交流日,邀请两国工程标准的修订人员和工程企业共同参与探讨。最后,标准修订部门应尽快出版权威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通用语种如英语、阿拉伯语和俄语等版本以及小语种如西班牙语和德语版本,对于海外国家不容易理解的我国标准中的一些用语习惯进行规范化编写,同时保证勘察、设计和施工标准规范中专业词汇的翻译要一致。

(3)提高我国标准的国际竞争力是走向国际化的先决条件。首先通过调研我国涉外企业参与建设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工程项目中我国标准的应用现状,总结成熟的经验,形成案例集。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标准在特定国家推广受阻的原因,为制定标准推广策略提供参考。其次,对因地域和气候差异导致的我国标准未涉及的情况进行编写与补充,以满足项目建设的需要。如南非标准SATCC针对道路结构主要基于不同的道路服务目标等级、类型、使用年限、路基强度、工艺要求等因素设计,而我国路面设计则从交通分析、环境参数、路面材料特性与参数、土基回弹模量等方面出发考虑,因此应对两国标准实质相同的内容进行对接与互认,对缺少的方面应进行补充,在我国强制性和推荐性标准的框架内,另外形成专门应用于非洲国家的标准。

(4)开展我国标准与发达国家(英、美、欧盟、德、法、日)标准从工程建设全过程即“项目立项—项目招采—材料设备供应—施工建设—运营管理”各个关键点的系统对比工作,包括内容结构、相关术语、技术水平、设计理念、表达方式、广泛适用性、国际认知度等,发现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或国外标准不兼容的情况,形成对比清单,为我国标准的修订提供参考。

此外,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入推进,国际上采用我国金融机构优惠贷款、优惠出口买方信贷和合作专项基金等形式融资的项目越来越多,应充分利用资金优势加强我国标准采用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