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产品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载体，作为提供建筑产品的建筑业，其产能供需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决定资源配置效率。中国建筑业长期处于需求牵引供给状态，要素投入过于刚性，其产能调整弹性较小。经过近几年的建筑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产能利用程度究竟如何?解答这个疑问的前提是要采用适应中国建筑业固有特质的方法进行定量测算，惟其如此，才能挖掘建筑产品供需发展规律。

目前，学术界围绕建筑业产能的定量分析多为评价生产效率，直接测度产能利用程度的研究并不多见。建筑产品拥有固定性与高值性，生产过程复杂耗时，致使产能的调整弹性小，速度慢，退出难度大。从现有文献看，学者们衡量产能利用程度普遍采用产能利用率这一核心指标。由于中国的产能利用程度受发展阶段、发展理念和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有研究者认为在估算我国行业产能利用率时，经济学意义上生产能力的企业生产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假设、工程意义上产能利用率的技术有效假设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使用技术意义上生产能力的DEA法可能更符合转型发展现实。基于此，本文进行技术意义上的产能利用率测算。考虑传统静态模型未涉及建筑产品各生产和交易环节间的动态联系及其影响，参考Tone & Tsutsui提出的动态SBM模型，将技术水平作为好的结转变量纳入模型中估算建筑业产能利用率，并进一步分析产能供求水平。

传统的DEA方法在测算产能利用率时，对每个时期分别构造生产前沿面，这种做法的测算结果仅反映企业当期的生产水平，忽略了各生产和交易环节间的动态联系及其影响，不具有跨期可比性，因此无法运用于面板数据的分析。

然而，建筑产品的技术经济特点决定了其不能像其他工业产品(除船舶行业外)一样先生产后交易，而是先交易后生产。无论行业微观层面的产能利用水平如何，建筑企业的生产决策都存在必要的动态跨期行为，其产能利用情况不仅与当期投入产出变量有关，还与期末结转至下一期的延续性变量有关。

鉴于传统模型的缺点及建筑企业生产活动的现实需要，本文将未考虑跨期决策因素的测算结果视为静态产能利用率，将引入延续性活动(即：第T期的延续性活动会持续影响第T+1期)的测算结果视为动态产能利用率。因此，本文参考Tone & Tsutsui提出的DSBM模型，该模型可以通过延续性活动将不同时期的生产活动联系起来，进而构建唯一的生产前沿面，这样就能修正传统模型的结果不具有跨期可比性的缺陷。

由上述分析可知，是否考虑跨期决策是区别静态与动态模型的关键，因此如何量化延续性活动成为测算动态产能利用率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于建筑产品生产而言，在开始交易选择前，无论是业主还是建设单位都会根据产品生产所需条件进行评估以确认是否满足交易确定的条件。建筑企业的技术水平是决定能否完成产品生产的首要条件，考虑到建筑产品先交易后生产的特点，本文将技术装备作为延续性变量。此外，索洛增长模型中指出在人力与资本投入要素既定时，技术进步的水平决定了产出效率的大小。因此，本文根据结转活动的分类(好的、坏的、固定的、自由的)，界定对于未来生产活动而言，建筑业当期技术装备具有好的结转作用。

基于此，假定在不变规模报酬的技术条件下，经济社会有N个决策单元DMU_j(j=1，2，…，N)在T期(t=1，2，…，T)中进行生产，每个决策单元DMU_j在每个时期t中有m种可变投入x_ijt(i=1，2，…，m)，r种不变投入x_ijt^fix(i=1，2，…，r)，n种自由型延续性变量z_ijt^fix(i=1，2，…，n)和s种产出y_ijt(i=1，2，…，s)。在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条件下，定义目标决策单元DMU_o(o=1，2，…，s)，基于产出导向的动态产能利用率为τ_ο^*，可由如下线性规划模型求得：

其中，λ_jt是权重向量，s⁺_iot和s^-_iot分别是产出不足和投入冗余的松弛变量，s_iot^good表示好的延续性变量的松弛情况。

本文以2004-2018年30个省市(不包含西藏及港澳台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构建生产前沿面，并将资本存量作为固定投入变量，将劳动力作为可变投入变量，将技术装备作为结转活动变量，将建筑业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投入产出变量选取如下：

现有研究常用建筑业总产值和建筑业增加值代表建筑业产出。张智慧等通过CCR模型将两者进行分组筛选，认为总产值对建筑业总效率的影响更大。事实上，由于构成复杂、操作困难和概念不清等原因，想要获取省际建筑业增加值数据十分困难。因此本文选择建筑业总产值作为产出变量，并通过平减调整为以2004年为基期。

目前中国建筑业市场还未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工资水平不能完全体现人员的质量差异，且建筑业从业人员的工资收入方式类别较多，因此使用职工工资表达不够全面。从指标获取的难易性和表达的准确性两方面考虑，本文选取分地区从事建筑业活动的平均人数代表劳动力投入。

因建筑业固定资本存量估算较为复杂且相关数据不连续，故参照程俊杰等的做法，以固定资产净值作为替代指标，并采用调整为以2004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价格投资指数进行平减。

建筑产品的固定性使得建筑生产具有流动性，每项工程都会根据其特点对技术装备做不同要求，但技术装备率与建筑业从业人数关联性较强，易产生重叠效应，故选择自有施工机械设备年末总功率作为结转活动的变量更为合适。上述所需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建筑业统计年鉴》。

根据前文介绍的方法，本文使用DEA-Solver Pro13软件分别利用SBM模型和Dynamic SBM估计2004-2018年30个省市建筑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产能利用率的数值在各省市表现出了差异性，以2004年的测算值为例，天津达100%，四川仅为59.21%，且从规模上看，当年天津的建筑业总产值为6537068万元，而四川为13093829万元。因此，如果简单按照算术平均，天津与四川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为79.61%。在这种情况下，简单算术平均法将两者的实际生产能力与最大生产能力做同等处理，结果会被高估。为避免结论有偏，参考黄秀路等的做法，本文计算平均产能利用率时均使用加权平均法。

目前，关于中国产能利用率的评判标准尚无定论，考虑到建筑业区别于其他工业行业，本文借鉴相关研究将72%-80%界定为产能利用率的“适宜”区间。

如表1所示，从整体均值看，动态模型估计的样本期内建筑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83.83%，而静态模型估计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为70.23%，初步判定考虑延续性活动时的估计结果更大。因此，进一步将各省份结果的标准差进行对比，发现动态模型的产能利用率波动相对较小，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与静态模型假定的每期生产独立相比，动态模型考虑了建筑产品生产决策的跨期行为，故未将“窖藏行为”导致的暂时性要素拥挤视为产能过剩。因此，采用动态模型可以更好地估计产能利用率的变化趋势，消除因忽视跨期决策而导致的偏差。

从变化趋势看(见图1)，动态模型在2005年并没有捕捉到产能利用率的下降，与孙延芳、金维兴等对建筑业周期波动的研究结论相契合，在2004-2007年间中国建筑业进入了“增长型”周期。这是因为自加入WTO后，我国建筑业产能扩大是为后续的“走出去”需求做准备，故未将此当作产能过剩。

动态产能利用率分别在2007-2010年与2010-2014年出现了较大波动。对于前者，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需求急速减少，而我国政府在2008年底及时部署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增长的一系列措施也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效益，在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最终资产泡沫破灭的强劲后果压制了政策的实施效应，动态产能利用率出现的“跳崖式”下降，这也与库兹涅茨提出的建筑业供需调节具有一定延迟性观点一致；对于后者，随着金融危机的负向影响开始减弱，救市计划在财政分权背景下逐渐发力，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竞争影响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同时政府也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及国际产能合作计划，拉动了更多固定资产投资，因此动态模型没有将新一轮需求牵引下的供给视为产能过剩。

动态产能利用率自2012年起保持高位平稳浮动与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相吻合，这种现象的背后还隐藏了一个信息，即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微观企业也会及时调整内部的投资生产计划。

事实上，估算产能利用率数值是评价产能过剩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不能仅依靠产能利用率的数值来判断行业内是否存在过剩产能，想要全面判断行业产能利用情况，还需考察其产生的正、负面效应。在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的分析实践中，各级政府除把重复建设当作过剩产能的重要内容之外，还将落后产能纳入过剩产能的内容。前者偏向总量规模的判断，后者侧重对行业产品性能及服务质量的考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强调的去产能就是指落后产能以及重复建设形成的产能。在样本期内，建筑业平均产能利用率为83.83%，即从整体规模角度看，中国建筑业的产能过剩现象并不严重，但无法排除结构性过剩的存在。

张静晓等认为从厂商进入角度来看，建筑业存在厂商盲目进入而非过度进入现象，恰好印证了建筑业内存在结构性过剩的可能，而这种现象往往会出现落后产能相对过剩与先进产能相对不足共存的情况。而落后产能是基于生产技术水平、资源消耗、废气排放、安全要求等方面判断，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在此处不做过多定量分析。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可以侧面证实行业内存在大量落后产能。目前，BIM技术、建筑装配化发展在中国的运用与推广仍存在许多障碍，建筑产品智能化程度不高，生产协作效率低下；胡颖等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建筑业的CO₂排放量先后经历了降低、稳定增长及快速增长三个阶段，当下建筑业仍呈现出以大量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粗放性的行业特征。

为了验证上述观点，本文还绘制了GDP、建筑业总产值和建筑业利税率三个指标的增长率在2004-2018年的变化情况(图2)。建筑业总产值增长随经济波动较为明显，且产值利税率的增长率从2009年开始基本都处在负增长阶段。这足以佐证建筑业内存在不容忽视的落后产能，挤压了先进产能发展空间，致使行业利润长期低下。基于整体规模的测度结果掩盖了这部分落后产能的过剩，结构性产能过剩会导致供需结构不平衡，这也呼吁行业应当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本文采用动态SBM模型测算了2004-2018年间中国30个省市建筑业产能利用率，发现在样本期内，建筑业平均产能利用率达83.83%，不存在整体产能过剩，但存在结构性过剩。

结合本文分析及前期研究，就如何提升建筑业的产能利用程度提出如下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建筑业存在较低的进入壁垒，同时又缺乏有效退出机制，这导致了市场集中度低，专业化分工不明确，建筑市场存在低端产品恶性竞争，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现象。借鉴国际经验，政府应积极引导，支持建筑企业优化重组。建筑企业应找准自身的战略定位，构建以航母级企业为核心，工程总包企业为建设载体，专业承包分工协作的金字塔型协同开发建设模式，使各个细分领域的需求都能得以满足。

过剩产能的概念是相对的，可以随着时间和环境变化演变为适中产能；但落后产能的概念是绝对的，达不到相关的生产及技术要求的产能永远是落后的。这两者并非绝对不可取，从短期看，建筑企业可以关注政府建设热点，寻找消纳过剩产能的途径，如城镇化建设、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同时，由于发达地区倾向高品质的产品，而在农村及欠发达地区反而对低端产品有更大的需求，二元经济结构使得落后产能仍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再者，放眼国际市场，把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巨大市场潜力也能够成为消纳国内建筑业产能的有效途径。

从长期看，落后产能可能会演变成过剩产能，甚至连带部分先进产能也演变成过剩产能，因此定期淘汰落后产能成为建筑业可持续发展的刚性选择。通过技术创新加快落后产能的淘汰步伐，这不仅提升建筑产品供给体系对市场需求的适配性，还有助于加强行业的高效化、智能化、信息化建设。

微观企业盲目进入某一领域很容易出现落后产能，但落后产能并不等于过剩产能，盲目地采用“一刀切”、限产方式过快淘汰落后产能不仅会造成生产性资源的浪费，还很可能损失掉高效能的企业，甚至对整个市场的供需关系产生恶劣影响。因此各级政府要把握好淘汰落后产能的节奏，建立经济激励和补偿机制，循序渐进地引导企业由被动转向主动去淘汰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