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 2017年1—10月建筑施工行业发生589起事故, 死亡人数达693人, 同比分别上升6.13%和7.78%^[1]。有学者和业内人士指出, 目前我国建筑业安全事故统计存在少报、瞒报的问题, 加之统计口径和统计数据的失真, 实际死亡人数是统计数据的4~5倍。建筑业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 通过大量统计事故致因理论及安全事故原因, 结果可归纳为物和人2类不安全因素, 其中人的因素占70%~90%^[2,3]。建筑工人人员构成复杂, 基本素质相对较低, 个体的不安全行为已成为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4], 而情绪又是引发不安全行为的直接诱因^[5]。已有相关研究^[6,7]表明组织中个体消极情绪得不到及时地缓解和疏导, 就会形成负面的组织氛围, 这种氛围会在每个个体散发出的一种情绪能量中体现, 且对行为产生负面影响。安全绩效是衡量建筑工人安全行为的主要指标, 安全氛围是影响建筑工人安全行为的重要因素, 故从情绪作用机制角度出发, 探究建筑工人的消极情绪与安全绩效的影响关系, 发挥安全氛围的调节作用, 为预防和控制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 为建筑施工企业制定相关安全管理制度提供启发, 对降低建筑工地的安全事故率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情绪是具有组织、内涵并持续变化的心理状态^[8]。Manzoor等^[9]提出的情绪作用机制模型如图1所示。

将个体agent A、环境world与其他个体agent B视为1个完整的系统, 综合分析系统中的个体自身、环境及其他个体元素。个体agent A分别通过传感器sensor (B, b_i) 与sensor (b_i) 感受其他个体与自身状态形成agent A的综合状态prep (b_i) , 并通过传感器sensor (w) 感受环境world (w) 形成的状态srs (w) , 并与自身信念状态bel (c_j) 作用于综合状态与个体行为之间eff (b_i) 。该模型表明在社会背景下, 个体情绪并不是完全独立的, 而且还受其他个体影响。情绪相关理论研究表明, 情绪是具有由外而内的运动模式, 受其他个体及环境因素的影响, 个体通过捕捉他人情绪并下意识模仿他人表情、感知他人情绪回应时, 在他人情绪及环境作用下感受到自己的情绪^[10], 从而形成个体内在情绪, 即个体情绪形成群体情绪, 群体情绪影响个体情绪, 继而个体情绪影响个体行为^[11]。该模型在个体行为、决策等领域取得广泛成功的应用^[12,13]。故将该模型应用于建筑工人消极情绪的研究中, 假设world (w) 表示组织的安全氛围, prep (b_i) 表示建筑工人消极情绪状态, eff (b_i) 表示个体的安全绩效, 探究系统内各元素间的关系影响。

已有研究^[14]表明消极情绪对个体产生生理、心理、认知、行为等反应, 这些反应会影响个体的决策, 还会导致个体行为的偏向性。对于情绪维度的研究, 相关学者^[15,16]将情绪划分为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 并论证了任何情绪体验都可以用这2个维度来标定。消极情绪的特征是不愉快的投入^[2], 且消极情绪的程度会决定其所处事的消极行为, 对个体行为从生理和行为上产生负面作用。

Mathews等^[17]从注意力角度解释消极情绪的损害作用, 认为消极情绪会伴随着一系列感觉 (如对未来的恐惧) , 并无意识地产生一些认知倾向, 会侵占个体的认知功能导致个体的注意力下降, 从而降低个体执行功能运行效率。Lies R等^[18]通过研究发现消极情绪能耗竭个体情绪, 降低工作满意度, 个体浅层反应速度变慢。在个体行为层面, 消极情绪对个体安全标识的辨识^[19]、作业水平的认知能力、不理智决策^[20]及操作效率产生显著负向作用。一些学者还研究了特定的消极情绪如愤怒^[21]、抑郁^[22]等致使个体的事故率增加。

国内定义安全绩效为安全规范遵守和组织事故的发生率^[23], 西方学者Griffin等^[24]定义安全绩效为安全遵守与安全参与。其中安全遵守是指个体根据作业标准约束其行为的程度, 在作业过程中严格遵守组织的安全要求, 个体必须使用安全措施, 以安全的状态从事任务以达到最终目标。安全参与是指个体以一种主动的心态积极参与组织安全文化、安全计划等建设, 组织对个体没有强行要求, 是个体自发的行为。近年来研究表明, 员工的个体因素如工作感受、心理状态及情绪等因素与个体行为具有紧密联系, 本研究为了预防事故的发生, 故采用Griffin等的研究维度。

综上所述, 假设H₁为消极情绪对安全遵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H₂为消极情绪对安全参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安全氛围影响机理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Zohar^[25]将安全氛围定义为组织内员工对具有危险作业环境感知的集合, 并指出安全氛围会影响工人的安全行为。该结论已在安全行为研究领域达成共识。Colley等^[26]认为个体更愿意去遵守组织规定, 从而降低组织的事故率。我国学者^[27,28]认为个体的不安全感对安全遵守与安全参与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提高建筑企业安全文化时, 会提高组织的安全绩效, 建筑工人更愿意遵守企业的安全规定。

综上所述, 假设H₃为安全氛围对安全遵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₄为安全氛围对安全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梅强等^[29]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了安全氛围对安全文化与安全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结果显示组织的安全氛围越高, 其调节作用越强。Lu等^[30]研究表明安全氛围在安全管理与个体安全行为间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

综上所述, 假设H₅为安全氛围在消极情绪与安全遵守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H₆为安全氛围在消极情绪与安全参与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与研究综述, 构建建筑工人的“消极情绪-安全氛围-安全绩效”的关系概念模型, 如图2所示, 并通过实证研究检验他们之间的影响关系。

调查对象为西安市在建工程的一线建筑工人, 通过访谈法了解建筑工人在作业时存在的消极情绪及安全状况, 分别对模型中的3个变量问卷进行编制, 并邀请2位经验丰富的施工企业安全管理人员进行审查, 根据反馈进行了少量的修改并制定。通过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建筑工人数据, 共发放500份问卷调查, 回收452份, 回收率为90.40%, 进行质量分析后的有效问卷为354份, 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8.31%。在有效样本中, 男性285人 (占比80.51%) , 女性69人 (占比19.49%) ;学历分布为小学84人 (占比23.73%) , 初中134人 (占比37.85%) , 高中97人 (占比27.40%) , 大专及以上39人 (占比11.02%) ;参与问卷调查的工人年龄最小的为20岁, 最大的为58岁, 平均年龄为35.6岁, 参与问卷调查的平均工作年限是11.12年, 平均岗龄是5.34年。

1) 消极情绪消极情绪问卷参照Watson等编制的PANANS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测量量表, 提取消极情绪量表, 通过访谈法修正拟定西安市在建工程建筑工人的特点, 共10道测试题, 采用Likert-5点评分法测定建筑工人的消极情绪, 1分表示几乎没有, 5分表示极其多。

2) 安全氛围安全氛围问卷采用胡艳等^[31]研究的SCSS测量量表, 该量表有领导承诺及政策、安全环境、领导监督及安全意识4个维度, 共26道测试题, 采用Likert-5点评分法测定施工现场建筑工人感知的安全氛围, 1分表示几乎没有, 5分表示极其多。

3) 安全绩效安全绩效问卷采用Griffin等编制的安全绩效量表, 该量表从安全遵守与安全参与2个维度出发, 结合实际情况共12道题, 采用Likert-5点评分法测定施工现场建筑工人的安全绩效, 1分表示完全不同意, 5分表示完全同意。

4) 控制变量根据以往研究表明年龄、性别、文化水平、工龄可能会影响建筑工人安全绩效, 故将这4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分别对消极情绪、安全氛围及安全绩效量表进行可信度的考核, 由于量表的中英语义差别会影响问卷的质量, 则问卷的外文版量表依据Brislin的建议, 经过翻译和返译最终修订而成, 并经过较多学者的验证, 消极情绪量表、安全氛围量表、安全绩效量表的克朗巴哈α系数依次为0.796, 0.822, 0.935, 其整体量表的克朗巴哈α系数为0.851 (α>0.8) , 表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可信度。

对于量表效度检验, 通过采用Lisrel8.7软件对量表进行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的验证, 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1, 2所示, 并利用相关公式评价问卷的效度。在表1中, χ²表示拟合优度指标, df表示自由度, χ²/df表示样本协方差矩阵和估计方差矩阵之间的相似度。消极情绪、安全气氛及安全绩效的平均提取方差 (AVE) >0.5, 其复合信度 (CR) >0.7, 表明各量表的测量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较好。表1中的标准负荷都大于2倍标准差, 也说明采用的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应。

在表2中, 就选定的3个相关因素分别构成单因素模型、双因素模型和三因素模型, 其中三因素模型间的拟合分析, 效果优于其他模型, 因此选用该模型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表中, GFI表示拟合优度指数, CFI表示比较拟合指数, RMSEA表示评价模型不拟合指数。

利用SPSS.20软件计算建筑工人的消极情绪、安全氛围与安全绩效各变量的均值M、标准差SD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α, 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 建筑工人的消极情绪与安全遵守间的相关系数为-0.314 (p<0.01) , 2个变量间存在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关系, 即建筑工人情绪越消极, 建筑工人安全遵守程度越低, 故假设H₁得到了初步的验证;建筑工人的消极情绪与安全参与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23 (p<0.01) , 2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负相关关系, 即建筑工人情绪越消极, 建筑工人安全参与的程度越低, 故假设H₂得到了初步的验证;组织的安全氛围与建筑工人安全遵守间的相关系数为0.301 (p<0.01) , 2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即建筑工地组织安全氛围越高, 建筑工人安全遵守的程度越高, 故假设H₃得到了初步的验证;组织的安全氛围与建筑工人安全参与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12 (p<0.01) , 2个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即建筑工地组织安全氛围越高, 建筑工人安全参与的程度越高, 故假设H₄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检验消极情绪、安全氛围对安全遵守和安全参与的影响, 如表4所示, 其中控制变量为年龄、性别、文化水平、岗龄。表中如M₂所示, 建筑工人的消极情绪与安全遵守的关系显著 (β₂=-0.295, p<0.01) , 说明建筑工人的消极情绪负向影响建筑工人的安全遵守, 故H₁通过假设检验;M₅显示, 建筑工人的消极情绪负向影响安全参与 (β₅=-0.211, p<0.01) , 说明建筑工人的消极情绪越高, 建筑工人安全参与的程度越低, 故H₂通过假设检验;M₃显示, 组织的安全氛围正向影响建筑工人的安全遵守 (β₃=0.182, p<0.01) , 说明安全氛围越高, 建筑工人越遵守组织的规定, 故H₃通过假设检验;M₆显示, 组织的安全氛围正向影响建筑工人安全参与 (β₆=0.191, p<0.01) , 说明组织的安全氛围越高, 建筑工人安全参与程度越高, 故H₄通过假设检验。

调节作用的分析通过采用Thomas和Anderson的方法检验安全氛围在建筑工人的消极情绪与安全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 如表5所示。

如M₈显示, 交互作用的结果显示“消极情绪*安全氛围”与安全遵守显著正相关 (β₈=0.012, p<0.01) , 表明组织的安全氛围在消极情绪与安全遵守间起到了调节作用, 故假设H₅通过检验。如M₁₀显示, 交互作用的结果显示“消极情绪*安全氛围”与安全参与显著相关 (β₁₀=0.025, p<0.01) , 表明组织的安全氛围在消极情绪与安全参与间起到了调节作用, 故假设H₆通过检验。

为进一步探究安全氛围在消极情绪与安全绩效间调节作用的大小, 绘制散点图 (见图3) 进一步分析变量间的交互作用。

随着建筑工人消极情绪的水平变得越来越高, 建筑工人的安全绩效越来越低, 当安全氛围作为调节变量时, 消极情绪较高的建筑工人, 其安全绩效显著低于消极情绪较低的安全绩效, 当建筑工人处于消极状态时, 较高安全氛围组织的建筑工人具有较高的安全绩效。

从组织安全氛围角度探索了个体消极情绪因素对安全绩效的影响关系, 并根据情绪作用机制模型和已有研究成果提出了研究假设, 通过问卷调查法对西安市一线建筑工人进行调查并提出研究假设, 结论表明:建筑工人的消极情绪对个体安全遵守与安全参与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组织的安全氛围对安全遵守、安全参与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组织的安全氛围对建筑工人的消极情绪与安全绩效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即安全氛围在不同水平上影响消极情绪与安全绩效间的相关性。

以安全氛围为视角, 探究个体因素与安全氛围间的关系, 进而深层次探究与建筑工人安全绩效的关系, 并构建了“消极情绪-安全氛围-安全绩效”概念模型, 应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探究其影响关系。因此建筑工地可以从2个方面提高建筑工人的安全绩效:重视建筑工人的消极情绪;提高施工现场的安全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