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发展, 非农产业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向城镇迁移和集聚, 传统劳动密集型建筑产业赖以生存的低要素成本驱动模式已难以应对建筑工业化和现代的需求。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也在倒逼传统建筑业向工业化、标准化的现代化转型。在这一背景之下, 传统建筑业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的转型, 便成为优化建筑业劳动力结构以及促进建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客观要求。而传统建筑业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型中所可能遭遇问题的妥善处理, 相应成为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统筹协调发展以及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选择, 也构成推进我国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良性发展的战略任务。

通过相关数据库和书籍的检索与查阅, 目前鲜有著述专门研讨建筑业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的议题。在为数不多的论述中, 马洪君提出, 农民工具有流动性和稳定性两面, 在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过程中, 我们需要关注他们的稳定性;李里丁认为, 建筑业工人队伍的稳定及其产业化既是建筑企业实现其自身发展的迫切需要, 也是反映了政府社会管理的职责要求;姜继兴则是从劳务分包视角探讨建筑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困局及其应对的策略;阎西康通过建筑业农民工和产业化工人的比较, 从用工体系、培训体制、实名制管理及劳务分包企业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建筑业劳务工人化途径;任宏在第九届中国工程管理论坛上就建筑业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问题作了专题学术报告, 提出回归到“农民工”语义的本体来研究建筑业劳动力才是解决目前我国建筑业农民工因其“亦工亦农”的双重身份而引发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在国外, 虽然有不少著述和研究是围绕建筑工人相关主题而展开的, 主要涉及建筑业的人力资本、融入、尊重、权益、公平等, 但是, 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存在且无法回避的特有社会现象, “农民工问题”的域外研究成果存在缺乏中国问题意识的固有缺陷,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 对中国建筑业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问题的解释力较弱。基于此, 本文尝试提出一种利用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对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演化发展过程进行研究的思路, 即在论证复杂适应系统与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兼容性的基础上, 提出复杂适应系统框架下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主体关系建模思路和方法, 以期对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有所裨益。

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理论体系, 复杂适应系统 (Complex Adaptive System简称CAS) 是由霍兰 (Holland) 教授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 此后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以“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为核心, 并将复杂系统建立在具有适应能力的活动主体 (active agent) 的基础之上。随着时间变化, 这些主体将根据自身的目的性与能动性, 不断地与环境和其他主体相互作用。主体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不断地“学习”或“体验”, 并根据经验教训改变其结构和行为, 自动调整其状态参数, 从而适应环境。复杂适应系统理论强调主体的能动性, 主要体现在主体的“学习”与“成长”的能力。主体所具有的能动性及其与环境因素或变量之间互相影响、相互作用, 构成了该系统不断演化及发展的根本动力。复杂适应系统具有广泛的适应范围, 能够检视某一社会科学系统的可行的分析架构, 无疑可以作为从整体 (holistic) 的视角理解和阐释建筑业农民工向建筑业产业工人的演化及其过程透视的一种有益的工具。

在CAS的框架之下, 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系统是由建筑业农民工、政府机构、行业协会、建筑业企业等主体构成的有机集合体, 在工业化推进的过程中, 各个主体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 整个系统呈现出主动适应性、多层次性、非线性、共同演化性等特征。

复杂适应系统是由适应性主体, 亦即具有适应能力的活动主体 (active agent) 构成的体系。适应性主体主要是通过有目的性和有方向性的方式来修正自身的行为模式, 进而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其与其他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在这个演化过程中, 主体的性能参数处于变动之中, 功能、属性随之变动, 整个系统的功能、结构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建筑业农民工向产业工人演化的过程中, 系统主体 (如企业、政府等) 具有主动适应性, 其会根据环境变化和自身意愿进行管理与策略上的调整, 并根据以往的经验及其产业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出一组策略。策略进而影响或改变环境, 而系统中的主体基于生存的需要则势必会通过不断努力来提升其自身适应系统的能力, 同时借助有利的资源、途径和机会, 规避环境因素的不利影响。譬如, 在不同的建筑农民工主体之间, 以及建筑农民工与环境因素之间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的过程, 复杂适应系统中的转化系统会逐渐生成新的规则或惯例, 同时依据系统所获取的知识经验来修正建筑业农民工主体相关规则, 在此基础上改变原先建筑业农民工内部组织结构及其行为模式, 从而演化出更高层次的系统。基本上, 建筑业农民工向建筑业产业工人转型是一个具有目标取向、且与外部环境交互合作的过程, 并在与环境交互合作过程中实现“成长”或“进化”的目标追求。

复杂适应系统的组织结构是多层次的, 每个层次具有明晰的边界, 且层与层之间相互独立。在任何复杂的适应性系统中, 最基本的机制之一就是能够从经验中学习, 改进和重构自己的“积木”, 从而实现低层次的积木组合规律向更高层次转化。在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系统中, 各系统组分 (农民工、企业、政府等) 具有多层次性。这些“主动”的主体有着自己的目的和主动性, 他们通过不断的学习或积累经验, 根据自己的经验改变自己的素质和行为。基于这样主体性质及构成, 建筑业农民工之间以及建筑业农民工与环境因素在相互作用中实现建筑业农民工主体的分化、涌现等演变过程。

CA S理论认为正是由于系统主体具有主动适应性, 当环境发生变化时, 系统主体及其属性会根据以往的“历史”留下的“经验”, 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作出反馈。这种反馈是难以预测的, 并非遵守简单的线性关系。基本上, 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是以人为本的系统, 是一个根本上难以预测的、互动的、活的系统, 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化是系统内部各种动力因子综合作用的结果, 是农民工主体内部驱动、企业驱动、行业驱动的综合结果, 难以用简单的线性模型表述。

CAS理论认为, 复杂适应系统系统由许多不同有机体构成, 这些有机体彼此间交互作用构成动态的网络关系。与此同时, 主体的行为发生在某一确定的时间维度中, 行为产生的结果是不断变化的且不可逆的。因此, 复杂适应系统运用过程中会产生“共同演化”现象, 一方面单一主体的演化会影响其他主体的演化, 进而影响其他主体的策略和行为, 最终改变彼此的行为;另一方面, 系统主体针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作出相应的适应性行为, 反过来也会促成外部环境的变化, 进而促使系统主体及外部环境产生“共同演化”的结果。在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系统中, 存在各种异质性主体 (农民工、企业、政府机构、行业协会) , 而且这些主体均具有发现和收集信息及适应与学习的能力, 能够彼此互动且互相学习, 并形成错综复杂的动态网络关系。同时, 由于不同主体在不断地实现变化和进步、不断重组和创新, 其行为势必会对市场环境产生不可逆转的影响, 从而促使整个系统“共同演化”。

涌现具有普遍性、系统性和恒新性的特征。那么, 涌现到底是什么?涌现一般是指宏观系统的性能及其结构在微观主体进化的基础上发生突变或质变。涌现实际上是现实场域中复杂适应系统经久不息地把自身组成各种形态的趋向的一种反映。基本上, 涌现是为了表达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概念。也就是说, 某个组织是由不同的组成部分组成的, 但在聚集后, 整个组织具有个体所没有的特征。这一新特征表现为突变。从层次结构的角度看, 涌现性是指那些高层次所具有的一旦还原至低层次便不复存在的性质、特征、行为和功能, 涌现是系统主体之间因其非线性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系统所具有的复杂特征的反映。

在建筑业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型过程中, 驱动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各种环境因素实际上构成了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密不可分的系统, 而非仅仅是某一单一的个体存在。正是基于以上复杂的、动态的、非线性的作用与联系, 涌现现象才得以出现。根据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T·H·马歇尔所提出的公民身份理论, 人的社会身份属性明显具有分层的特性。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用以印证和说明建筑业农民工向产业工人的转化在内容上符合量变到质变的原理, 在身份状态的外在特征上具有明显的突变性。当然, 这一突变的发生需要一定的外界因素的激发。而借助激发功能, 则可促进建筑业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的动力系统有效地运转, 从而实现其身份状态由农民工向高素质产业工人的转变。

霍兰教授围绕着系统中主体的交互作用及其相互“适应”特质, 归纳出复杂适应系统中隐含着七个基本属性, 即聚集 (aggregation) 、标识 (tagging) 、非线性 (non-linearity) 、流 (flows) 、内部模型 (internal models) 、多样性 (diversity) 、积木 (building block) 。其中, 聚集、非线性、流、多样性主要作用于系统的适应和演化过程, 而标识、内部模型、积木则构成了主体与环境交互作用的机制。显然, 建筑业农民工向建筑业产业工人转化的系统, 基本上具备了复杂适应系统所具有的七个基本属性。其兼容性如表1所示。

复杂适应系统主体具有其基本的行为模型结构, 而这一行为模型结构的确立, 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不同个体自身的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及其学习过程的考察, 基本上是立足于以下三个基本步骤:

执行系统 (performance system) 的运行, 主要用于表示系统主体在某一个具体的时空节点上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执行系统包含探测器、效应器和IF/THEN规则三大要素。其中, 探测器反映的是系统主体从外部环境中抓取信息的能力。IF/THEN规则反映的是系统主体综合处理所获信息的能力。而效应器则揭示系统主体反作用于或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在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系统中, 不同的主体接受到的信息和影响是多方面的。同时, 作为准则制定者, 各主体会创造一套规则来适应不断变化的准则环境, 对环境作出反馈。譬如在建筑工业化的背景下, 各层级政府机构会制定相关政策, 刺激市场环境改变, 企业、行业协会、农民工主体则会启动“刺激-反馈”这个内部模型, 作出适应环境变化的调整。以农民工主体为例, 其主体行为策略可以用以下映射表达:

式中, X代表适应性主体;S_t (X) 表示对农民工主体的信息输入集;S表示农民工主体接受到各类信息刺激子集, 如用工制度、培训制度、薪酬制度等;A_ction (X) 表示农民工主体接受到信息输入后作出的输出策略集。

随着系统演化的不断深入, 系统将依据自身经验相应地修正规则适应度, 这一过程也被称作信用分派。信用分派实质上是向系统提供预设未知的某种假设, 即通过规则强化以备后期运用, 这也是系统自身进行规则评价与比较的机制。简言之, 信用分派机制通过对规则进行评价, 强化成功的规则, 弱化甚至淘汰不成功的规则, 充分体现了“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在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系统中, 各主体不仅具有合理选择规则的能力, 而且有能力根据规则进行合理的修改, 这实际就是“学习”和“积累经验”及“规则筛选”的能力。建筑业农民工主体转化为产业工人是具有概率性的。目前, 我国建筑业农民工超过5800万, 这个庞大群体并非普遍具备身份转化的能力。由于农民工综合素质参差不齐, 个体实现向产业工人转化的目标具有概率性。政府机构及行业协会制定的政策, 同样也需要市场的“学习”、“适应”、“积累经验”, 从而实现“规则筛选”。在CAS系统中, 以农民工主体为例, 在系统主体收到信息后, 将接受到的信息“输入”与“输出策略集”中可能的输出相匹配, 计算出各匹配情景下主体的适应度F_it (X) , 基本的适应度函数可表示为:

式中, F_it (x) 表示主体X在周期t内的适应度, 是主体在该周期内的市民化成本C_t、职业化成本P_t等要素的函数;这些要素进一步由主体的行为Action决定。主体将在输出策略集中的所有可选策略的充分比照, 选取其中适应度最高的策略作为输出对象。

在CAS框架下, 主体不仅可以按照规则行动, 还具有创造新规则的能力。在信用分派之后, 主体筛选所有可选的输出策略集, 最终选择具有最高适应度的策略作为新的输出。先前的“经验”得以直接呈现, “创新”获得更广阔的天地。分派中见于强规则的标识, 会育出新的标识, 带动新的耦合、新的集合并相互作用。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过程亦是如此, 适应大生产环境、产业环境变化的规则会被保留下来, 否则即会被淘汰。在各种信息 (如培训政策) 的刺激下, 农民工主体中具备产业工人转化能力的工人, 会主动学习、适应产业环境的变化, 提高自身综合素养, 带动建筑企业劳动生产效率提高, 进而推动建筑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工、企业、行业、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 不断适应, 会涌现出新的适应性规则 (如图1所示) 。任何一个系统, 都是通过反馈对系统组织性、复杂性进行重新规制, 调节系统的结构功能和行为, 从而保证系统主体能够合理选择并依据适应性最佳的策略和规则来运行。

本文引入复杂适应系统的概念, 指出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作为一个复杂系统, 其本身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和涌现性, 系统中的主体具有适应性主体的特征;诠释了复杂适应系统下建筑业农民工产业工人化的七个特征, 并从微观层面对适应性主体进行建模提出分析框架。在推行建筑工业化背景下, 建筑行业生产环境和产业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经由行业通道传递至建筑企业。建筑企业接收到信息“刺激”, 会作出相应的“响应”以应对外界环境中有利的、不利的变化。同时建筑企业也将这生产方式变革的信息传递至每个建筑业农民工, 并通过建造方式的改变倒逼建筑业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化。在这变化的过程中, 适应大生产环境、产业环境变化的规则会被保留下来并强化, 不适合的规则会被淘汰。被保留下来的规则, 会通过复制传递下去, 在演化过程中会因层次、性质的不同结合资源进行重组, 最终形成新的适应性规则, 推动建筑业农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型, 以期实现建筑工业化及现代化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