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根据母亲张玉泉（中国第一代女建筑师——编者）的建议，我于1948年夏天从南光中小学转学到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这个学校创建于1901年，前身是南洋公学（后为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小学，1927年改为私立南洋模范中小学（以下简称“南模”）。南模的校训是“勤、朴、敬、信”，校旗的正中是一头雄狮屹立在地球上，意味着“中华醒狮”。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高一班的几个同学突发奇想，寄给毛主席一封信，请他为学生壁报题字。一星期后，收到毛主席一封亲笔回信，提了“青锋”两个字。这个新闻立即轰动全校和上海。至此，这个壁报就采用了这个名称。

南模中学的师资力量雄厚，不少都是上海教育界的知名学者，也有从上海交通大学用高薪聘来的老师；南模课外活动也很活跃，组织了交响乐队，邀请当时上海的知名音乐指挥家作为指导教师，能够达到出国演出的水准。南模的男子篮球代表队也邀请知名教练指导，经常在上海举行的中学男篮锦标赛中夺得冠军。我在高一时就参加了男篮校队，与同学一起夺得了1951年锦标赛冠军。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打篮球，这也是受到母亲影响，她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女篮校队队员，而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她一直鼓励我打篮球，锻炼身体。现在看，打篮球的好处很多，不仅可以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而且可以培养集体合作精神，培养战略战术的思维，可以培养“胜不骄、败不馁”的精神。这些对于我后来从事建筑师工作非常有益。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了。1949年9月在华东工业部（部长是汪道涵，后来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筹备、改编了原中华联合工程公司，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华东建筑工程公司，下设营造组和设计组，其中设计组中的建筑组由母亲张玉泉的中央大学同班同学朱栋担任。母亲响应政府关于公司合营的号召，立即关停了大地建筑师事务所，并受聘于华东建筑工程公司任建筑工程师。1952年母亲参加了北京新侨饭店的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工作，经常出差，来往于京沪之间。根据当时的《建筑设计规范》，技术设计图纸的深度可以作为招投标文件，因此项目在北京已经开始做基础工程。由于北京城市规划委员会的苏联专家认为这个新侨饭店缺少民族形式风貌，于是邀请北京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张镈对立面方案进行修改。张镈是张玉泉重庆大学建筑系的同班同学，他立即征求了张玉泉的意见，考虑基础已经动工，只是在原来平面的基础上修改为民族形式的立面方案，一切都顺利进行。

1953年夏天我考取了清华大学土建系，通过绘画考试，被建筑系录取了。当时土建系包括土木和建筑两个系，土木系主任是陶葆锴，建筑系主任是梁思成。建筑系里许多老师都是母亲在中大建筑系的同学，有戴志昂、周卜颐、汪坦、吴良镛、张昌龄、胡允儆、张守仪等。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成为理工科大学，开始全面学苏，培养“红色工程师”。建筑系改为六年制。除了基础课和专业课之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有许多实习，低班有参观实习、测量实习、测绘实习（在故宫乾隆花园）、工人实习（在首都剧场学木工），然后有水彩实习（在颐和园和苏联展览馆）、工长实习（在朝阳医院学钢筋工）、工段长实习（取消）和设计院实习（在一机部一院和清华设计院）。政治课除了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外增加了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课。一、二年级考试采取口试制度，进入考试房间后，面对两位老师现场抓阄选题，准备5分钟后立即面试。口试完，老师当场在记分册上记分，采用5min。

学苏期间，除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内容之外，提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要求。我们在一年级刚进校时，就喜欢听蒋南翔校长的讲话。他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比较了解学生的特点，讲话时从不念稿，生动活泼、简洁明了。他认为做政治思想工作要区别对待，不能一刀切，应该分清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主义三个不同的思想层次；认为学校教育应该“因材施教”。

1954年12月7日赫鲁晓夫在全苏联建筑工作者、建筑师以及建筑材料工业、建筑机械和筑路机械制造工业、设计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工作人员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题目是《论在建筑中推广工业化方法，改进质量降低造价》。他指出：“许多年轻的建筑师，刚刚跨出学校的大门，还没有站稳脚跟，就想学建筑大师那样只愿意设计单独性质的建筑物，想马上为自己树立纪念碑。如果说普希金为自己建立了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纪念碑，那么许多建筑师却是想用他单独设计的房屋给自己建立人工的纪念碑。”在谈到建筑工程计划时，他说“最主要的是必须严格遵守制度：没有设计，没有预算，没有施工图，就不能开工。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刚进行建造的决议，开工报告就已经飞过来了，而实际上文件都没有呢。”上述情况当时苏联有，至今我国仍旧大量存在。

1957年大学四年级暑假前建筑系组织一次参观实习，我因为是南方人就报名参加了北方参观路线，先后去了哈尔滨、长春、大连、旅顺等地，重点参观了苏联援助中国156项的几个重点工业建筑项目，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长春652汽车厂，总体规划是由苏联建筑师负责的。汽车厂的工业建筑厂区布置在城市支路的南边（下风地带），职工生活区布置在北边（上风地带）。进入北大门是厂前区，布置了行政与技术办公室和快速化验室、急救医务室、职工教学楼等。然后进入厂区中央大道，道东是热加工车间区，道西是冷加工车间区，大道的对景是全厂动力站（热力、蒸气、煤气、热电）的四大烟囱。在中央大道的上空有两个天桥，是联系东西两边冷热车间管道和交通运输的桥梁。整个厂区都是红砖清水勾缝，在窗上有一条米黄色的醒目窗楣，没有过多的装饰，却有一定的中国味道，很简洁。苏联建筑师在考虑职工生活间的设计时很周到，男女生活间的设置功能、面积和家具都按规范标准指标设计，特别考虑设置女方专用的喂奶室、例假用室。在厂前区设有职工学校，为每一位新来的员工进行培训。苏联在进行城市规划布局时，会考虑在机械厂附近布置一个女工多的纺织厂，以方便周末时两个厂联合举办舞会，让男女职工有更多机会交往。1954年苏联部长会议的正式文件明确规定：在工业建筑工程中必须让总建筑师参加规划设计工作。然而，中国在学苏过程中却忽略了苏联建筑师在工业建筑规划设计上的重要作用，同时也缺少苏联建筑设计中的“人文关怀”。

1956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会上决定在北京兴建一批公共建筑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我们清华土建系59届的同学很幸运，毕业前有机会参加部分国庆工程设计。原来计划中的国庆十大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美术馆、国家大剧院、中国科技馆、北京火车站、华侨大厦，要求一年内完成设计和施工。当时调动了全国各大设计院和建筑院校的工程设计力量，仅北京就有34个设计单位参加，此外还邀请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30多位建筑专家，进京共同进行方案创作。对各项工程先后提出了400个方案，其中仅人民大会堂就提出了84个平面方案和189个立面方案，并结合工程对天安门广场提出了多种规划意见。最终经周恩来总理组织审查，毛泽东主席亲自审定。

清华大学土建系分成几个设计组，由老师带领高班同学进行设计。最早清华建筑系师生也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的立面方案设计，梁思成系主任和关兆邺老师亲自进行辅导，那次我也有幸参加了。有一天梁思成系主任来看图辅导，正好就在我的绘图桌附近停下来，他说人民大会堂的建筑设计形式可以有“西而古、西而新、中而古、中而新”四种，他主张“中而新”，在处理中西不同立面屋檐檐口时有两种不同方式，西式的是“托坊”（柱子顶托横樑），中式的是“插枋”（樑枋横插入柱子）。他又用彩色铅笔示范说，中式屋檐下的用色规律是：阳处用冷色（蓝、绿），阴处用暖色（红）。他的一席话使大家茅塞顿开。

我们建9班（六年级毕业班）部分同学在李道增、黄报青等老师带领下成立了国家大剧院设计组，开始搜集国内外剧院资料、向梅兰芳大师等演员征求意见。确定了总体建筑方案后，分成剧院的前厅组、观众厅组、舞台组、声学组等建筑设计组。声学组成立后，购买了声学测量仪器，到北京市已建成的大型剧院里进行现场声学测量（包括主观评定和客观评定）。与此同时，由土木系配上结构、水暖电的师生专业设计力量，加班加点一起完成出图任务。保证大剧院现场能够及时开工，实行“平行流水作业法”，边设计、边施工。

当时建0班（五年级）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配合张开济总建筑师率领的设计团队，参加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部分设计，还承担了立面彩色渲染图的绘制工作。另外有一大批建0班同学参加了蔡君馥、徐伯安等老师牵头的中国科技馆设计，进行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我也参加了这个团队。科技馆的平面布局有一点像苏联展览馆，在中间展览厅的尽端是一个高大的双层圆厅，取名“共产主义大厅”。

为了抢进度，大方案一定，先出了地下室的基础图，很快就放线、动土开工了。1958年深秋让我担任驻工地的设计代表，常驻北京火车站对面的“方巾巷”工地上。在这个阶段，我经历了地下室施工的全过程，印象很深。到工地当设计代表后，有关建筑、结构、水暖电的事都要关心，及时关心设计与现场的事，往往要来回于清华和工地之间进行沟通。从场地定桩、放线、打钎、挖土、打垫层、支模、绑钢筋、浇灌混凝土、拆模等过程都经历过。当时箱型基础的地下室防水油毡采取“外防内贴”方法，同时结构防水采用“松香树脂防水混凝土”。建筑科学研究院老总顾鹏程带了助手亲自到现场调制“松香树脂添加剂”，按一定比例容量加入正在搅拌的级配砂石防水混凝土中。而这一切都是只有在工地现场才能学习到的工程实践知识。

当时由于十大工程的任务太重，资金和建筑材料供应不上，为了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于1959年春国务院叫停国家大剧院和科技馆，美术馆也因为项目周期延后（一年后建成）未列入名单，与此同时把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合并成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并将工人体育场、钓鱼台国宾馆、民族饭店计入十大国庆工程。最终于一年内完成全部国庆十大工程。

在人民大会堂设计过程中，中央领导历次进行审查。周恩来总理在审查人民大会堂东立面时就提出，大立柱不能按西方的等间距来设计；应该按中国营造法式设计，中间跨“明间”应最宽，两边“次间”应次之，再两边“梢间”应再次之。在审查人民大会堂室内天花吊顶和墙面的室内装修时，他建议应该让天棚与侧墙浑然一体。随后他引用了唐朝王勃在《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当时负责组织国庆工程的主要领导周总理比较实事求是，知道快速设计与施工定有很大后遗症，他曾交代过，应有“一年建成，三年维修”的思想准备。

我有幸适逢1959年国庆工程的机遇，特别是参加了中国科技馆工程的工程设计和现场配合工作，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建筑师负责制的实践课，对于以后的建筑设计工作很有帮助。

当时的十大建筑即使放在现在来看仍非常经典，既有“大屋顶模式”（全国农业展览馆），也有西洋古典形式（人民大会堂），还有类似“苏联模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同时包含着对新结构和新形式下的中国建筑的探讨（民族文化宫），充分显示了我国广大工程技术人员的聪明才智和非凡的创造力。

1958年为了适应国庆工程的需要，正式成立了清华大学土建综合设计院，汪坦任院长（中央大学建筑系1941届毕业）兼总建筑师，施士昇任总结构师，殷一和任主任建筑师，郑金床任主任结构师。所有国庆工程的图纸都是用设计院的图签。我从科技馆工地回来后，马上参加了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二通）煤气站的建筑设计工作，工业教研组陶德坚讲师带队，房9班同学钱素英、王季蝉、李桐等参加结构设计。当时正逢大跃进时代，经过厂方同意，设计院提出了可以节约投资、保证安全、缩短工期的“开敞式煤气站”方案。作为建筑师的我，为了抢进度，也只能按此建筑方案做设计，给结构、水暖电工种通宵开夜车提供设计资料，边设计边施工。建成后因为北京冬天温度太低，工人必须穿棉袄在煤气炉旁露天操作，仪表室和生活室仍旧必须采暖。最后经过二通厂与设计方慎重商量后，决定拆除并且重新设计有外墙的封闭煤气站房。这个工程给我很大教训：在基本建设中不能主观主义，必须实事求是，全面处理好“多、快、好、省”的关系，不能片面节约、求新求快。事实上，开敞式煤气站只适合南方地区，不能到处盲目照搬。

当年4月下旬的一天，陶德坚老师突然通知我留校当助教，同时留校的还有建9班的詹庆旋、徐莹光，母亲听说后很为我高兴。一上班我便被派去清华建校组设计室，参加学校基本建设工作。建校组有徐伯安、叶茂煦两位老师负责，还有建0班的丁鄂怀、徐棠仙、彭济伯、梁文若等同学。由于我参加过科技馆和二通煤气站的设计，因此能够比较快地适应工作。一面帮助老师审查学生宿舍、食堂、浴室等图纸，一面参加主楼前东西大道的施工图设计和锅炉房、洋电站（拆了土电站）、职工食堂以及校医院前期设计等。

1959年9月，北京市委向清华大学下达一项任务，要建精密仪器大楼，其中设置大量精密仪器制造与测量的恒温室。大楼最精密的工艺部分是光栅刻线机室，要求恒温精度达到20±（0.1～2）°C，防振振幅≯1µm、防尘颗粒≯1µm。这个工程设计任务由建筑系（负责土建设计）和机械制造系（负责工艺设计）以及电机系（负责强弱电和自动控制设计）共同合作完成。这时我突然被调到清华大学土木建筑设计院参加以上工程设计，并且担任“工程负责人”。

由于这个任务是清华全校1959年第三个保密工程，故取名9003工程。工业建筑教研组主任张昌龄教授、副主任刘鸿滨教授直接领导该项目，李承祚讲师任建筑专业负责人，陶德坚讲师负责建筑技术工作并负责成立防微振研究小组。建0班部分同学参加工程设计组和防微振小组。设计院的结构组由郑金床讲师以及房0班同学负责设计，结构教研组的留美教授施士昇先生把关。暖通组由教研组主任留美教授吴增菲（冯玉祥将军的女婿）亲自指导高精度恒温、恒湿的设计组工作，给排水组由留苏的刘存礼讲师负责，电机系派了朱亚尔、宝志雯、张瑞武等老师参加设计工作。许多59届和60届的建筑、结构、暖通、给排水专业的部分学生也一起参加，作为毕业设计的实践工程。总之，这样强大的阵容让我这挑重担的新兵也松了一口气。边学边干，关键要当好工程负责人的技术设计和协调、综合工作。

9003工程首先碰到的是总体规划问题。按校园规划，这幢系馆楼应放在中央主楼广场的南面，沿着南北中央大道的两旁布置。考虑到东边有铁路，只能放在中央大道西边，离铁路500m。从防微振角度看，火车的低频振动对楼还是有影响的。为此，陶德坚老师带领建0同学专门调查研究并做实测试验工作，以确定刻线机基础的防振方案。经过多次通宵实测，收集了24h内东边铁路线火车的振动频率、振幅等基础资料，整理出分析报告。9003工程的恒温要求很高，经过调查、计算，高精度恒温恒湿的外墙传热系数K值定为0.245。由于建筑比较重要，结构设计考虑了8度抗震设防，采用4层现浇钢筋混凝土剪力墙结构。在第一层现浇钢筋混凝土施工完成后，由于缺乏木材模板，从第二层开始一律改为整体装配式结构。设计借鉴了在建的民族饭店经验，柱子钢筋接头用“熔杯”焊接，大梁用“熔槽”焊接。考虑到精密仪器上楼，楼板荷载采用400kg/m²。在部分区域考虑中型机械上楼，楼板荷载采用1 000kg/m²。为了保证设计质量，1960年1月24～26日连续三天邀请校外院校专家，分专业审查建筑、结构、暖通、电气、给排水等设计方案、原始资料和施工条件。项目开工之后，我每天必去工地，和工地主任、工长和老师傅都很熟悉。我特别佩服工地上8级木工放样的老师傅，他在屋顶防水、楼梯间、门窗、室内装修等的构造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经常指出我们施工图上脱离实际的地方，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这些建筑构造做法在书本上是学不到的。

经过5年多的努力，9003工程终于在1966年初竣工验收。在这段时间内，除了工程设计工作之外，我还兼任教学工作，除了讲“工业建筑设计构造原理课”之外，还为建筑系四年级新增加了“精密仪器厂”课程设计。1963年工业建筑设计教研组出版了《机密仪器厂》建筑设计参考图集，我提供了有关光学仪器的工艺流程、工艺设备以及机密仪器厂设计课程部分学生作业的图文资料。40年后的2007年，北京市规委公布了《北京市优秀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第一批）名单，清华大学的校园建筑群规划、中央主楼、学生宿舍1～4号楼、闻亭与自清亭以及9003大楼被收录名单中。2017年清华大学建筑历史研究所李路珂教授突然找我了解9003大楼的情况，原来是基建处委托建筑历史研究所落实9003大楼装修改造事宜。她从清华基建处档案室保存的9003大楼的图纸图签上看到我是工程负责人，就找到我，希望我能够提供设计咨询意见。于是我约了9003工程的结构设计负责人郑金床教授等人以及精密仪器院的领导一同参观现场，在现场看到“干粘石”的外立面保存得很好，当场决定不作修改。院里最终委托清华建筑设计院的六所进行内装修改造。之后，我多次提供了有关工程内部装修设计改造的书面咨询意见。现在看9003大楼的质量还是不错的，由于结构设计已按8度地震烈度设防；外墙热工保温系数满足规范要求；内隔断是非承重墙，可以灵活布置；加室外消防梯后，消防分区和疏散口基本满足要求。由此看来，在大跃进时代设计建造的9003大楼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大跃进时代解放思想，有不少成绩，但是也有许多惨痛的教训。比如当时杭州半山钢铁厂发生了钢筋混凝土拱形屋架倒塌的恶性事故，造成18人死、19人伤。主要原因不是风雨气候外因，而是设计错误和施工质量低劣所致。这件事惊动了中央，1958年12月26日中央和建工部在杭州半山钢铁厂召开建筑工程质量问题现场会，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陈云在会上说：“目前全国建筑工程的主要倾向已经不是保守和浪费，而是在各种类型的厂房建筑降低结构质量。……当前的主要倾向是注意多、快、省，而注意好不够。”建工部部长刘秀峰说，规章制度破得多、立得少。这次会议指出，关于厂房建筑结构问题方面存在用木材、竹材代替钢筋，用砖木结构甚至砖拱结构代替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现象，这是一种不适当的节约、不适当的因陋就简；关于设计工作问题方面，会议强调没有勘察不能设计，没有设计不能施工；关于施工问题方面，会议认为不能搞“人海战术”，不能急于“放卫星”。这次会议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仍不能阻止1959年后的大跃进热潮。追昔抚今，杭州半山会议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其会议精神并没有因时光的流失而黯淡褪色。当我国基本建设屡屡出现忽左忽右的摇摆现象时，反思历史教训是一种明智的科学态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9年7月10日我随着清华设计院大部分老师来到距离南昌城区40min车程的鲤鱼洲清华大学实验农场，开始了学农学工阶段，从事插秧、收割、挑担、打场、挑砖供料、砌房盖瓦等各种农活。1970年开始和吴良镛、汪坦教授一起调入木工组，跟着老师傅学习木工活。直到1970年6月借助一个互换调动的机会，才重返设计工作，来到一机部一院在京办事处，分到“援外组”，参加（援）巴基斯坦重机厂（简称巴重厂）设计工作。

一机部一院的“援外组”是一个综合联队，包括工艺、总图、建筑、结构、水暖电、经济各工种。当时巴重厂已经在建，我正赶上它的姐妹厂——巴基斯坦铸锻件厂的设计阶段，出差到太原重机厂（援外包建厂）进行现场设计。许多巴重厂的建筑标准大样图都可重复套用，设计与绘图标准都已统一。图纸上要用中英文，用绘图套板写英文字母。整个建筑立面形式已经打破惯用的苏式清水红砖墙和竖窗，采用乳白色抹灰外墙和横向带形窗，车间两端为外挑的风火山墙，面目焕然一新。这两个援外姐妹厂的建筑设计由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的汤应鸿、毕业于杭州芝江大学建筑系的高锡钧以及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的许思明三位经验丰富的老建筑师把关，在他们的指导下我顺利出图。在这个项目设计完后，我参加了邯郸市石化机械厂铸造中心的初步设计。在设计中要做工程概算，概预算组的经济师很有经验，在上报概算时有意放宽些，“头戴三尺帽，准备砍三刀”（准备让上级的科、处、司三级各砍一刀）。这在设计院里已成为公开的秘密，也就是经济概预算不能满打满算而应留有余地。

1978年“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78年6月13日到8月2日应法国顾主协会邀请，我随着“一机部赴法工程设计考察团”出国，由总院张蓬时院长、郭琨总工程师带队，包括一院赵永年和我在内共11人考察了40多天，一共考察了8个工程公司、9个科研和计算中心、49个机械工厂等共73个单位，还参观了法国很多著名的建筑。让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法国现代工业建筑设计和关于人类工程学在工业建筑中的应用。法国的现代工业建筑一般都是多跨单层封闭式联合大车间，该屋顶上有联系各分车间的消防通道和综合管廊。在多跨密闭空调车间中经常留出一个绿化休闲小天井，为职工们提供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喝咖啡、聊天的放松活动场所。车间里采用“色彩管理”方法，用不同色彩区分不同管道和在地面标明指路符号，便于劳动者辨认。

我们访问了雷诺汽车集团下的舍埃工程设计公司，他们在工厂设计中就应用了“人类工程学”（Ergonomie（法文），Human Engineering（英文）），就是为工艺制造、生产管理和车间环境创造良好的劳动环境，正确处理好“人—机—环境”三个方面的相互协调关系，这也类似于苏联在工厂设计中提出的“对人关怀”的原则。“人类工程学”是该设计公司每年在工厂管理培训班的必修课。另外，我们参观了很有特色的法美原子能公司夏龙厂（Chalon Framatome）。

从远处看到的全景，让我们眼前一亮：在索纳河岸旁，一个单层大厂房的米黄色外墙上有三个咖啡色的包孕式通风侧天窗（用于重型机械加工车间屋顶侧通风但不采光的天窗），在四步台阶式的山墙上开有硕大的悬挂式和推拉式组合大门，有两根鲜红色的吊车梁从车间内一直延伸到索纳河旁，用600t和450t两台吊车合抬，将加工好的1 000t原子能发电装置从车间内运送到岸边，安放在工业运输轮船上运走。

回国后考察组及时整理出《考察报告》，分为七卷：工程公司及协会、汽车、重机和电站、农业机械、工程机械、资料篇，其中第六卷第二分册的“建筑、建材、人类工程学”由我负责编写。此外，由于我在考察团中年龄最小，还临时抱佛脚学习摄影技术负责随团拍摄纪录片。因此考察结束后除参与撰写考察报告外，我还要完成记录短片。我边学边做，写脚本（包括解说词）、冲洗和剪裁原始胶片、配词、配音、配背景音乐，等等。历时两个半月，经过多次审查与修改后，最终完成《一机部赴法考察工厂设计见闻》的30min彩色记录短片，后续分别在考察组在各地的巡回（北京、西安、安徽各有关设计院）报告座谈活动中播放。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院先后派出了考察学习组去美国学习计算机，到比利时学习医院建筑设计，到欧洲学习机械工艺等，并且机械部外事局指派总院的工艺主任工程师肖洪芳到联合国教科文担任技术秘书。1980年根据中外合作有关协议，美国、英国与西德先后来华讲课，介绍有关工程咨询的经验，并邀请有关专家到本国接受工程咨询培训。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兼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方毅接到邀请信后，立即批文转至建委主任韩光落实培训机会。1981年初建委设计局副局长周祥生派出了三个工程咨询培训小组：设计局经济处派三人去英国RICS测量协会培训6个月，铁三院、铁四院与公路规划院派五人去美国路易斯博格公司有关工程咨询单位培训6个月，机械部总院派我（建筑师）与陈明辉（结构师）两人去西德斯图加特市魏特勒工程咨询公司培训7个月。我和陈明辉于1981年2月底到达斯图加特市，总体来说，我们的工程咨询培训计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3月1日～17日），主要是了解公司基本情况。陈明辉被安排到结构室工作，我在建筑室某印尼造纸厂设计组内，由建筑师槐孟先生介绍我熟悉全套的建筑设计施工图和相关的公司统一标准图，图纸一般都用英文版本。那时还没有计算机绘图工具，绘图桌可以根据需要上下自动升降，全部采用德国“红环牌”针管笔绘制，有各种绘图套版。设计师绘出草图，由经验丰富的制图师（不设描图员）完成正式图纸。公司每位职工都有一张工作计时卡片，进出都必须打卡。一周5天工作日，每位设计师只要满足每周40小时，工作进度可以自行调整。

第二阶段（3月18日～5月17日）：参加具体工程项目的设计。魏特勒先生邀请了刚退休的老工程师亚历山大先生全程安排我们的工作学习计划。他先给我们单独授课，涉及到德国的工程设计程序、公司的组织机构和有关规章制度。同时安排我们参加伊拉克巴格达理工学院（实际上是军事工程学院）部分设计工作。在这个阶段，我明确了工程咨询的概念。在国际上，医师、律师和建筑师三大职业就是咨询业，在医院里大夫门诊室上的英文挂牌就是“Consulting Room”。在德国，工程咨询分前期（可行性研究、策划、任务书）、中期（方案设计、初步设计、作为招标文件的最后设计）和后期（施工图设计、现场管理、监理、验收签字、维修等）。魏特勒工程咨询公司往往会请另外一个公司承担施工图设计工作。

当然，根据业主的委托，公司可以全面工程咨询，也可部分工程咨询，这些都是一种综合性的技术服务工作，涉及到工程科学、管理、经济、法律、政治等领域。该公司过去采用传统式的严格等级制组织形式，即由上级领导贯通式管理每一个设计项目，但这会使高级领导经常忙于事务性工作，对项目进展不利。后来改为纵横职责管理系统，即每一个项目由负责人管理，他直接向公司主管该项目的领导负责。

公司有一位总建筑师莫泽（Moser）先生是巴格达理工学院工程设计项目的总负责人，他执笔画的校园总图就挂在我的绘图桌左边的墙上，总体模型和单项模型放在一张大桌子上，有利于大家相互切磋。该项目正处于初步设计深化阶段，为最终设计作准备。组内许多建筑师分工负责教学楼、教学实验楼、图书馆、剧场、住宅、餐厅以及绿化景观等设计工作，我负责理工学院大门和传达室组合建筑以及学院装配式围墙的统一详图工作，同时参加一些设计方案调整的研讨会。整个设计工作有条不紊，和国内建筑设计大同小异。该项目总造价为2.7亿西德马克，总建筑面积17万m²，参加设计的有15位建筑师、6位结构师、6位电气工程师和6位公用设计师，其中一位建筑师负责统一节点大样图，整个学院立面由莫泽总把控为有阿拉伯传统风格的现代建筑。另外有一位建筑组长盖斯特（Reinhold Gaist）专门邀请我们参观他主持设计的派拉特林造纸厂，在施工现场我们见到了公司现场管理部驻工地的监理工程师，管理部要负责该工程的质量、进度和造价的监督工作。

公司还有一个前期方案设计组，其中有一位专门负责参加设计竞赛的建筑师，非常有经验，积累了许多资料。魏特勒先生说近年来公司通过设计竞赛赢得了巴格达理工学院、希腊雅典奥运会体育城、西班牙巴塞罗那办公楼等不少大型工程项目。在他看来，在方案上花一些时间和费用是一种经济而有远见的办法，这些代价将来在其他项目的设计、监理中都能得到补偿。有一次他们公司参加了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工业区工程项目的设计竞赛，结果第一名被美国拿去了，白白花费五万马克。但通过这次国际设计竞赛，沙特阿拉伯了解到魏特勒工程咨询的实力，不久，将一个体育城的设计项目委托给他们设计。他说他在银行界结交了不少朋友，可以帮助投资方准备资金，推荐可靠的银行进行融资。

从5月18日到9月16日是培训的第三阶段，主要参观德国各类建筑，了解德国在战争恢复创伤方面的成就和经验，包括德国工程咨询公司在这方面的重要经验。总建筑师莫泽亲自陪同我们访问了北方杜塞尔多夫和北莱茵很有特点的鲁尔大学，该大学由EMW建筑师事务所（Eller-Moser-Walter Partner Architekten）设计，莫泽总建筑师是该事务所的合伙人之一。大学园区建在一个架空平台上，平台下是开敞式停车场和设备管道层，内部车道和城市道路衔接。建筑面积38 3710m²，学生1 611人，教室和研究室布置在三跨框架结构的7层建筑中，全部是7.5m×7.5m肋形或格子式楼板。结构标准化、模数化、构件化，设备和装修灵活可变。校园大平台上有一根南北中轴线，北中轴是大礼堂、图书馆、艺术中心、行政办公楼、学生会、食堂。东西两翼分建6栋高层教学研究楼，每栋楼前都有一个下沉式花园。中轴北端有一个跨越城市道路的天桥，一直通往北区的校园生活区。总之，鲁尔大学规划是集中式的，巴格达理工学院是分散式的，代表了现代高等学院两种典型的总体规划布局手法。

回斯图加特后又去南面参观了乌尔姆大学、雷根斯堡大学和与瑞士交界处的康斯坦茨大学，还参观了慕尼黑体育场，拜访了设计这个薄膜帐篷式体育建筑的建筑师奥托（Frei Ota）先生。到西柏林中心广场，参观了密斯设计的现代工艺美术展览馆、夏隆（Scharoun）设计的爱乐音乐厅和国家图书馆。7月27日至8月7日经公司联系安排后，我们还单独访问了瑞士巴登市摩托-哥伦布工程咨询公司（Motor-Columbus Consulting Engineer Inc.），参观了他们做的隧道工程和原子能发电站、原子能反应堆核心地区以及几个水坝工程。这是一个有700名职工的国际综合咨询公司，以土木交通和能源工程咨询为主，有较强大的工艺、土建结构、公用电器设计力量，主要承担水利工程和水电站、火力发电站、原子能发电站等工程以及电讯、交通、建筑、经济、规划等工程咨询设计任务。

从瑞士参观访问回来后，我们的培训工作进入了尾声。有一位德国建筑师，特意送给我一首自己编的《设计之歌》，全文大意：“今日改，明天改，有时气愤，有时高兴，一周七天，天天改。有时有信心，有时纯粹出于兴趣，有时改得好，有时也有限，因为要修改，总会有麻烦。拼命地改，悄悄地改，按照每个人心意改，老人改，少年改，改过的，还要改。我们尽能力改，要改得像样子，设计成功了，一定会与修改相一致，因此我们迟早得改，要改的地方统统改，今天改，随时改。思考的时间不多了，准备改吧！”他说，建筑师的苦恼是不分国籍的。

最后两个星期我们开始整理资料，魏特勒先生帮助我们挑选了许多该院的建筑设计图集、巴登苻登堡洲的部分建筑标准图和英文版的部分德国技术、消防规范，装满了8个标准图纸尺寸的硬纸箱，通过德国汉沙航空公司挂号直接空运到了我们在北京的单位。

1980年我国开始准备申请加入FIDIC国际工程咨询联合会。1981年我到西德魏特勒工程咨询公司培训前，在机械部外事局借到一本关于FIDIC白皮书的中文译本，第一次知道工程咨询这个概念。从德国回来后，从宋知诚副院长处知道，我们机械部总院正在筹建“兴华工程咨询公司”，与“机械部总院”是一个单位两块牌子，便于中外合作设计。那时宋院长根据对外经济贸易部陈光健、石启荣等领导的建议，组织核工业工程勘察院、交通部公路规划设计院、兴华工程咨询公司、煤炭工业技术咨询委员会、中国电力建设工程咨询公司、中国民航工程咨询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咨询公司、中国五洲工程咨询公司、中国轻鑫工程咨询公司和机械电子工业部规划研究院等十家设计院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协会，并申请加入国际工程咨询协会FIDIC,1992年组建了“中国工程咨询协会”，1996年批准申请，成为FIDIC正式会员单位。1993年《中国主要工程咨询机构目录》中英文版正式出版，一共收录了63个成员单位（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编辑顾问：陈光健，主编：石启荣）。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79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会员国的地位，1996年批准申请，成为FIDIC正式会员单位，2001年相继加入了WTO世界贸易组织，为跨境服务、中外合作打开了新的篇章。各大中型设计院结合中国实际与国际接轨，先后建立ISO-9000全面质量管理制度，明确建筑师和工程师在工程设计中的岗位责任制。根据住建部要求，各大型工程设计院要做大做强，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向工程咨询公司或工程总承包公司方向迈进，并按照FIDIC国际规则，结合中国实际，“走出去，请进来”。在房屋建筑工程领域，建筑师要在建筑工程设计咨询中发挥主导作用。

1978年后机械部总院根据机械部“为振兴机械工业、为国民经济服务”的精神，及时提出工业、民用、能源“三大支柱”的业务调整方向（也与1983年国务院总理提出的“设计院要面向社会、面向市场”的指示精神不谋而合）。1981年10月初我从德国回来后不久，被任命为北京翠微园居住区的总设计师。该项目用地25.7ha，是18 000人的居住区，高低层结合，分成5个小片区（包括西区的部长级高档住宅单位），还有一个商业中心、电影院、门诊部。在东南角布置了4个20t的热水锅炉房和有屋盖的煤库。我参加了全过程设计，设计出图后组织设计服务小组配合工地施工。项目1990年基本建成，获得“北京市80年代住区规划设计优秀作品二等奖”（无一等奖）。

无论是工业建筑还是民用建筑设计，设计院的工程项目团队基本上都必须参加全过程工程咨询，从前期工程咨询的可行性研究、概念性方案、经济估算、策划和任务书，到中期的初步设计、经济概算、工程量清单、施工图技术设计、招标图纸与文件，再到后期的施工图节点大样、现场服务、试运转、验收签字、回访、维修改造等。为了保证设计质量，全院执行国际通行的全面质量管理制度ISO-9001，强调岗位责任制，质量把关重在过程而不是最后；强调根据上阶段的“输入”资料，再“输出”给下阶段。为了适应市场需要，将院里原来的专业设计室改为综合设计室（建筑、结构、设备、总图场地等专业配套，可以自行联系设计任务），充分发挥各设计室的积极性。同时对奖金分配办法做了改进，将按“虚产值”考核改为按“净产值”考核，鼓励各部门精打细算、节约成本。

1984年机械部所属的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学院准备把研究生部搬到秦皇岛市，在该处拟新建一个近期3 000学生、远期5 000学生的新校园，取名燕山大学。经层层筛选，新加坡A+DP公司中标燕山大学校园规划设计，机械部总院以兴华工程咨询公司名义参与合作设计。签订合同后，燕山大学基建组和机械部总院组成一个28人的团队（包括管理和各种专业），于1985年1月初开始分两批赴新加坡A+DP公司进行初步设计合作。当时图纸上的联合设计图签用中英文标注，附有燕山大学总平面图的缩小标志图案。回京后，按计划出施工图，保证在春天土地化冻后立即开工。甲方要求1985年9月基本建成，保证当年开学上课。在三方的紧密配合下，圆满完成了本次“三边工程”。这也是我院以兴华工程咨询公司的身份进行中外合作设计的第一次成功探索，也是总院在民用建筑中的第一次“吃螃蟹”。

1988年夏初北京市住宅总公司和法国波来日投资集团（Group Pelege）、艾培尔建筑师事务所（Michel Herbert Architect）合作设计北京国际金融大厦BIFB(1989年冬天后改为中粮广场，由北京住宅集团总公司独资、机械部设计总院独家设计，任务书也相应调整），这是当时的北京市市长陈希同直接和法国波来日投资集团商定的合作项目，市领导对于法国建筑师的BIFB方案不太满意，认为原来蓝玻璃、白粉墙相间的方案太像伊斯兰风格，后来入口处加了红色双柱，成为蓝、白、红三色，又是法国国旗的颜色，于是决定进行一次设计优选，除了法国艾培尔建筑师事务所外，再邀请包括机械部总院在内的五个知名设计院参加立面方案竞赛。当时正值北京市提出“夺回古都风貌”，改变“排子房、一般高、一堵墙；豆腐块、麻将牌、等距离”的现状，于是到处都是新建筑加上中式或西式的“大帽子”。

本项目经过多次评选，最后决定采用法国建筑师和机械部总院的设计方案，不做大变动，只是微调，然后由这两家再做加大屋顶的新方案，做成建筑模型进行比较。这时我和法国建筑师Herbert商定，各做单檐、重檐、三重檐三个模型方案（法国做的帽子像回教徒阿訇的白帽子），让市领导挑选。我们单位的模型组师傅立即做了6个装配式“屋顶方案”供领导选用，最后，市长拍板采用总院设计的中式三重檐方案。事后Herbert先生无奈地对我表示，这是他最不喜欢的屋顶方案之一。

1993年开始了新东安市场（办公与商场综合楼）的设计，项目由北京东安市场集团公司和香港新鸿基地产公司合资，我院和美国RTKL建筑设计公司、香港王董国际有限公司合作设计，并请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做顾问。我是中方总设计师，参加了全过程的设计服务工作，建成后的几次内外装修改造，我院也都参与了设计服务工作。

2001年总院再次和香港王董国际有限公司合作，承担北京财富中心一期、二期的设计（包括六星级千禧酒店），开发商是香港香江集团。我担任总设计师，另外任命了建筑、结构、设备（水暖电）三位副总设计师。这个项目的建设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就是在西南角挖土方时发现有一块乾隆皇帝御笔写的“金台夕照”御碑，原来这里是“燕京八景”（居庸叠翠、蓟门烟树、金台夕照、琼岛春荫、太液秋风、卢沟晓月、玉泉趵突和西山晴雪）之一的原址（过去一直误传“金台夕照”在北京东面小庄团结湖小区附近）。北京市于是将该地块改为公共绿地，对开发商进行了相应的补偿，后来地铁10号线在财富中心大楼前的站名也取为“金台夕照站”。

2008年北京要举办奥运会，2004年外交部决定在华盛顿新建中国驻美大使馆，专门邀请美国贝聿铭建筑事务所完成大使馆建筑前期方案设计，同时需要有中国的建筑设计单位配合初步设计和施工图，包括地下室（有很多保密项目）及所有的总图、建筑、结构、设备、消防、人防、安防的设计以及项目管理工作。于是外交部邀请了包括总院在内的几家大型设计院参加该工程的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和项目管理一系列竞标工作。总院因已改制为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下设工程设计院、工程监理公司（项目管理公司）、工程咨询与经济咨询公司，资格完备、经验丰富，顺利中标大使馆全过程工程咨询。

我有幸以顾问总建筑师身份和公司设计团队一起赴美，与贝聿铭建筑事务所合作进行大使馆初步设计。经过这几次中外合作设计，中国中元公司逐步积累了经验，培养了设计队伍，与国（境）外设计公司成为朋友，为以后在城区规划、工业与民用建筑的工程咨询设计的中外合作（包括援外工程）创造了条件。

除了中外合作项目，中国中元也积极参与国内的大科学项目全过程项目管理工作。譬如在国际天文台500m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项目实施过程中，中国中元承担了六大系统的初步设计、4450块反射面单元吊装方案及设计和全过程项目管理等多项工作。与此同时，又配套设计建造了科研办公楼、接待客房和员工宿舍，后来还在办公楼前专门树立了“天眼之父”的铜像，纪念南仁东先生光辉的一生。

我国筹备成立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工作从1987年开始，着重调查了解美国、英国、东南亚等国家的注册体制。1991年拟定了我国注册建筑师体制的总体思路，召开了注册建筑师工作筹备会议，成立了建设部注册建筑师、注册工程师工作领导小组，由建设部叶如棠副部长任组长，总工程师许溶烈、设计司司长吴奕良任副组长，有关司局的领导任领导小组成员。1991年5月召开部委级研讨会，建设部、人事部、外经贸部、国务院法制局、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办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基本议定了中国实行注册建筑师制度的原则，如注册制度既要考虑与国际接轨，又要符合中国国情，即采取两级注册；随后拟定了注册建筑师考试大纲、高等院校教育评估标准和组织评估等。1994年1月20日成立了第一届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当年在辽宁省进行了一级注册建筑师的试点考试，1995年举行了一、二级注册建筑师正式考试。随后正式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大纲》，成立了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聘请了考题设计专家组和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考题设计与评分专家组组长（孙国城任组长，谷葆初、费麟、黄星元为副组长）。我国实行第一次建筑系教育评估和第一次注册建筑师考试时，邀请了美国、新加坡等国的有关建筑专家进行现场考查，得到较高的国际评价，从此，全国注册建筑师开始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及美国开展互认准备工作。2001年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注建秘[2001]3号发布了“关于第一批列入中美注册建筑师《认同书》名册人员的通知”，2001年11月2日《建筑时报》刊登了《中美建筑师资格互认迈出第一步——各10位建筑师列入对方<认同书>名册》，中方10位建筑师是：张钦楠、袁培煌、孙国城、费麟、崔愷、马国馨、张锦秋、胡绍学、陈世民、郭明卓。

在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的创始阶段，张钦楠（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结构专业，曾任建设部设计司司长、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负责联系美国相关单位，收集了许多美国注册建筑师考试的管理办法和考试题，于1989年6月编译出版了《美国注册建筑师考试试题汇编》（译自NCARB——1988ARE HANDBOOK），并在1995年3月牵头编写出版了《一九九五年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手册》。这些对于推动我国实行注册建筑师考试制度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考试手册》的附件三“国外建筑设计业务管理参考资料”提供了六份参考资料：1）常规的建设程序；2）施工文件的内容与要求；3）设计与施工合同文件；4）招标、投标程序及文件；5）施工管理服务；6）建筑师职业道德准则。可见国际上对于建筑师负责制有严格的规定，规定了注册建筑师在建筑工程项目中全过程工程咨询的前、中、后期的服务内容，不同的工程项目可以根据注册建筑师与甲方订立的合同来确定服务范围是全过程、部分过程还是单项工程。

2001年12月28日公布了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组成新名单，有关领导包括：李竹成（主任）、王素卿（建设部设计司副司长）、赵春山（副主任）、沃瑞芳、张文斗，委员包括：张钦楠、石学海、董孝伦、袁培煌、孙国成、傅仪通、黄星元、费麟、李拱辰、张国才、谷葆初、张光壁。

1995年中国开始实行注册建筑师考试制度迄今已有24年（2003年由于要修改考试大纲停考一年，2014年因故停考2次，2017年恢复考试），在建筑学院教育评估、全国注册建筑师考试和继续教育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实行建筑师负责制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得到了国际建筑界的广泛认可。

2019年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换届，崔愷院士担任主任。为了适应当前改革开放需要，进一步落实国务院2017年19号文件精神，近期将修改考试大纲和考试细目。根据“走出去，请进来”的要求，和国（境）外建筑师互认的工作也将提到新的日程。

2017年2月国务院发布19号文件《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同年3月发改委和住建部联合发文《关于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实施领域应该推进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展。

以我所在的中国中元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为例，其前身是机械部设计总院，后转型为具有工程设计咨询、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总承包、装备制造等综合能力的大型国际工程公司。2015年商务部公布了《对外援助成套项目管理办法（试行）》（2015年第3号令），正式推行中国对外援助成套项目采取“项目管理+工程总承包”的实施模式和承包责任制。中国中元率先前行，凭借医疗建筑优势和综合技术能力，在包括援外的蒙古残疾儿童发展中心和刚果加丹加省综合医院在内的数十个海外工程项目中，提供了项目咨询、勘察、设计、协助招标、施工详图审查和项目管理（监理）等全过程咨询服务。公司实行ISO-9001全面质量管理，注册建筑师可以担任工程项目主设计师，在工业建筑中担任副主设计师以及建筑专业组长。在工程咨询设计中，建筑师根据岗位责任制分工合作，各尽其能，对于建筑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发挥了主导作用。

(1）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000年前罗马初期维特鲁尔撰写的《建筑十书》提出“建筑师要具备多学科的知识和种种技艺”和“坚固、适用、愉悦”的原则。当时法律规定，竣工前建筑师要用个人财产作为抵押：如果造价与提出的相符时，应授予建筑师名誉；如果预算超出但不超过1/4时，由国库弥补，建筑师不用缴纳罚款；超过1/4以上的部分，将在建筑师的个人财产中扣除。FIDIC白皮书条款中明确了建筑师在工程咨询前、中、后期的责任，UIA-PPC（国际建筑师协会职业实践委员会）发布的《国际建协建筑师职业实践政策推荐导则》对建筑师的基本要求、建筑教育、职业道德标准都有明确规定。上述国际规则提供了建筑师负责制的基本专业依据。再如，为建筑业广为接受的美国建筑师学会（AIA）拟定的建设过程标准程序分为八个阶段：1）设计前期工作：包括拟定空间及流通规划，进行市场可行性研究、工程估算及编制建设进度表，提出任务书或建设纲领；2）建设场地分析、评价以及场址选择；3）方案设计：由建筑师提出总体、外观、构造、施工、概算等全面设计，各咨询工程师提出本专业的初步设计；4）设计发展：由建筑师组织各专业咨询师对全部设计及预算做出最后决定；5）施工文件；6）招标或谈判；7）施工合同管理；8）工程后期工作：包括编制维修、操作计划、工程启用、各种担保以及工程后评估等。

(2）温故知新，以史为鉴

民国时期：1931年吕彦直学成归来，在上海成立彦记建筑事务所，并与出国归来的庄俊、巫振英等人成立第一个中国建筑学术团体，于1927年成立“中国建筑师公会”，1931年改名为中国建筑学会。后来又出版了《中国建筑》《建筑月刊》，内容包括建筑设计、建筑历史、建筑教育、室内装修、材料构造、经济估算、营造施工等。在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区先后设计建造了现代建筑的实践范例，也包括许多中西合璧的新建筑。在国外的留学生也纷纷回国，先后在苏工专、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创立了建筑系（营造系），同时成立了建筑事务所、营造厂和建筑材料公司，为民国时期的建筑行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建筑事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学苏时期：1949年后苏联根据“中苏友好条约”援助中国建设156项建筑工程，各大学建筑系也先后派出留苏学生，学成回国后在建筑教育、建筑工程设计、建筑管理领域里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建筑有一些特点，譬如，在建筑方针中提出“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明确要求在工业建筑中必须设立总建筑师，在工业建筑设计中应体现“对人的关怀”的原则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在大跃进时期，我国出现了急进思潮，造成很多不良后果，但也用一年时间边立项、边设计、边施工完成了北京十大建筑。事实上对于“三边设计”的确不能一概否定，在苏联有“平行作业法”，各专业工种设计可以同时并进，平行设计，国际上也有“快轨建造法”的程序，当然都需要有一定的保证措施。

改革开放时期：1978年举行了中央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建筑行业迎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先后举行了亚运会、博鳌论坛会、奥运会、世博会、世园会等国际活动，为中外建筑师的工程设计实践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也为进一步“走出去，请进来”，在工程咨询设计任务中，发挥建筑师的主导作用打下了基础。

(3）顶层设计，修订规章

实行建筑师负责制，必须上下结合，除了设计单位和建筑师必须努力跟上改革开放的形势外，顶层设计必须跟上，应该及时修订旧的规章制度，具体包括：修改《建筑法》内容，英文译名应该是Building Law,Construction Law，还是Architecture Law？不能只限于建筑施工法，应该是建筑工程法（设计和营造）；修订《工程项目建设程序》，应该包括常规设计（几个阶段设计？）和快轨设计（Fast Track Method）的基本程序；修订《建筑工程设计文件深度规定》，应该明确可以作为招投标文件深度的图纸是什么阶段的设计（方案设计、初步设计还是扩大初步设计或技术设计、施工图技术设计？）；修订《工程勘察设计收费标准》，应该按全过程工程咨询的程序，确定不同服务阶段的收费标准，并且明确是以工程“总投资费”还是“建安费”来计算百分比收费率，当然还有按工作设计时间（小时）计算费用，以及“一口价”（Lump Sum），这在中外合作设计时可以作为中方估算设计费标准的依据。至于其他有关全过程工程咨询、建筑师负责制和工程总承包的规章制度的制订也有必要提上日程。

(4）各司其职，审查图纸

当前设计单位普遍实行的ISO-9001全面质量管理的原则是：重在过程审查，而不是仅靠最后把关。在建筑行业，对于施工图设计的审查涉及设计方、业主方（投资方）、施工方、政府方，各有各的重点。但审查的共同内容必然包括是否符合规范（包括强制性规范）和甲方的设计任务书，以及是否符合初步设计和市规划委员会下达的规划条件和市政条件。如遇到比较重要的大型公共建筑，甲方对于设计图纸质量不够满意，完全可付费聘请另一家更有水平的设计单位进行施工图审查或优化设计。施工单位和政府同样也可花钱请另外一个设计单位进行施工图审查。WTO协议中的“跨境服务”条文中提出两个要求：1）必须严格遵守境外的“强制性标准”；2）必须和境外的注册建筑师合作设计。

这些有关中外合作设计的强制性规定，都是审查工程项目施工图的必要条件。事实上，设计院出的施工图不可能“一锤定音”，必须和施工单位相结合，根据实际施工经验，修改调整图纸上的构造做法，出设计“洽商单”进行修改。如果产生返工费用，可以和甲方协商解决。因此目前对于设计院出的施工图，由施工图审查单位进行强制性“施工图审查”，完全是“越俎代庖”，多此一举。

当前面临新时代、新任务，在工程咨询设计界的建筑师责无旁贷，需要认真贯彻国务院2017年的19号文件精神，认真总结70年来的经验教训，学习国际规则，根据建筑师负责制的要求正确履行岗位责任，发挥应有的作用。“走出去，请进来”的中外合作也将是大势所趋，是快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