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住宅》：作为建设领域传统模式和生产方式的一场深刻变革，新型建筑工业化可大幅提升建造质量和效率，是实现节能减排、绿色施工、建筑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请您回顾一下70年来我国住宅工业化的发展历程。

杨嗣信：因我国人口众多，故住宅建筑的数量和面积要远远大于公共建筑，住宅建设发展与住房体制有关，大致可分为以下阶段。

从1952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为单位自建住宅阶段。我参与的首个住宅项目就是北京市朝阳门外某学校的职工宿舍建设，该阶段的住宅设计自成体系，无统一标准。住宅建筑主要为钢筋混凝土楼板+砖墙的混合结构，无高层，多以5～6层为主，为节约成本，尽量不设电梯。

住宅发展与整个建筑体系发展息息相关，与建筑材料的生产水平及建筑技艺的发展有密切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期，住宅的层数和结构虽未变化，但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开始发展预制构件。北京采用预制装配法建设了大量工业建筑，住宅建筑开始受影响并沿用此方法，但在当时，民用建筑采用全装配模式并不现实，故应集中解决关键问题，楼板的预制构件生产是发展工业化的第一步。1956年，北京建设东郊预制构件厂，学习苏联模式，标志着住宅即民用建筑开始走上预制装配式道路，故我国的预制装配式建筑其实很早就开始起步了。1958年后，第二预制构件厂引进苏联的自动化联动线生产空心楼板，称为“洋化生产”，但同时，仍有大量工程采用“土化生产”。该时期，尽管建筑材料发展缓慢，但楼板构件生产发展迅猛，80%以上工程均采用预制楼板，现浇楼板被逐渐淘汰。该时期由于建材、水泥、钢材等产量较低，不能从结构上进行改革，只能在原有基础上大量搞混合结构，多为多层建筑。

从1976年开始，北京市住宅建筑发展进入一个特殊时期，以前三门地区的装配式住宅群建设为开端，大量住宅建筑从多层发展为高层，由混合结构发展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在当时，建筑材料发展较快，水泥厂大量建设。北京前三门大街40多万m²高层住宅采用外墙预制板、预制楼板及小型构件，内承重墙采用大模板施工的现浇混凝土剪力墙结构，非承重内墙隔断采用预制加气不抹灰条板，当时轰动全国，打响了中国建筑业改革的第一炮，给建筑业带来了新气象（见图1）。该项目用1年多时间完成，4天1层，是向法国学习借鉴的结果。当时的住宅建筑多为10层以上，最高约20层，楼板、外墙均为预制，内墙为现浇，采用“内浇外挂”做法，大模现浇内墙，预制外墙板，构配件标准化。住宅建筑设计打破了过去使用标准定型图的概念,用统一的建筑参数和构配件来组织多样的平立面。为了批量快速生产建筑构配件，保证其在施工现场顺利安装，提前对各种构配件进行定型化、标准化设计。

1976-1985年，北京市住宅建设一直沿用此体系，该时期是建筑业发展最兴旺的时期，是工业化大踏步前进的阶段，也是预制装配式高速发展的时期。与此同时，住宅工业化方面也有新发展，前三门“内浇外挂”大模板体系虽节约了大量土地，但造价比过去的混合结构高出许多，为解决此问题，我提出了“外砖内模”（或称“外砌内浇”）多层（6层）住宅体系，外墙采用砖砌，内墙采用钢筋混凝土大模板施工，该体系发展迅速，首个试点是北京市朝阳区的劲松小区（见图2），最大优点是降低了造价，加快了工程进度，是一次“土洋结合”的尝试，该结构体系在20世纪80年代被大量推广应用，符合我国当时的国情。

20世纪90年代到2010年，我国建筑工业化发展进入停滞期，同时在住宅工业化发展道路上走了一些弯路。20世纪80年代末，在设计标准提高和商品住宅追求个性化、豪华化的市场需求下，住宅设计形式逐渐多样，特别是随着建材供应和施工技术的进步，以及商品混凝土、钢模、钢支架等以及施工机具的发展，建筑工程越来越多采用现浇钢筋混凝土结构，主要原因是建筑成本低，大量农民工当时工资低，各类预制构件被逐步淘汰。我国住宅工业化进程骤然止步，生产线被悄然拆除,住宅工业化发展进入停滞期。分析其原因,一方面来自于外部因素——制度和需求的转变，另一方面来自于内部因素——技术因素的制约。外部因素从制度上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时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条件更适合发展现浇住宅，市场对套型多样化及大套型的需求日益提高，相比现浇住宅来说装配式住宅平面的自由度还很低。内部因素主要是技术未实现本土化，仅照搬照抄国外技术，但维护、维修技术没跟上，加上运输过程缺乏一定的规章制度和保护措施，导致外立面安装完成后略显陈旧，且高层住宅的抗震性能无明显进步，发展装配式住宅不太适应当时的国情。

2010年后，我国又开始提出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在北京，装配式住宅建筑重归大众视线。发展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厂必不可少，但受发展停滞时期影响，北京的预制构件厂大多已相继倒闭，这严重影响了装配式建筑的发展速度。当时，榆树庄预制构件厂是北京仅存的较大预制构件厂之一（见图3）。建筑装配化首先需要实现建筑标准化，而住宅建筑是最容易实现标准化的，故发展装配式建筑，住宅首当其冲。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展装配式建筑，如何使装配式住宅造价降低，此问题不难解决，标准化设计与标准化施工结合就可显著降低装配式住宅造价。此外，培养工厂制作及现场安装的产业化工人也很重要。目前，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多采用装配式结构。

《城市住宅》：过去几十年，我国住房数量急剧增长，请您列举几个您认为比较好的住宅小区，这些小区在建造过程中采用了哪些新理念、新技术，以及您对建筑工业化的理解。

杨嗣信：我认为好的住宅小区不仅指环境优美、舒适，还应满足建设过程“多、快、好、省”的要求。“很快建起来，建起来使用户满意”是一个重要标准。其中，很快建起来同住宅工业化发展有关，应尝试用住宅工业化来带动建筑工业化，1956年经济困难时期发展装配式建筑，也是从预制住宅建筑楼板开始的。北京市朝阳区的劲松小区是建设得比较好的住宅小区之一，是改革开放后我国首批成建制的楼房住宅区，外砖内模，其造价、建设速度及后期使用状况较好，设计标准化，体系工业化，景观合理化，但当时设计中也有漏洞，对停车问题考虑不周。目前，虽然大量建设高层和超高层住宅，但我仍提倡发展多层住宅，多层住宅的居住舒适度更高，更适宜老人居住。

另外，我认为建筑工业化的目的是提高劳动效率，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多、快、好、省”非常准确地概括了建筑工业化的特点，建筑工业化包含了3项重要内容：(1)机械化机械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自动化，而在施工现场实现自动化是不可能的，所以才要在工厂进行预制；(2)工厂化工厂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工厂自动化程度越高，劳动效率越高，构件的成本越低；(3)装配化仅考虑装配率是不对的，还应考虑构件的造价及成本。

《城市住宅》：请您谈谈您个人的住房变迁历程，以及您认为哪个阶段的居住体验更好。

杨嗣信：我的居住历程很坎坷。我是上海人，1952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工作，1958年在上海结婚，结婚后我与爱人又共同被调回北京工作，爱人住工地的工棚，我住单位10个人一间房的职工宿舍，就这样生活了1年多的时间。1960年，单位分配给我集体宿舍内的一间房，面积为16m²，共用厕所和厨房，自此，我的3个孩子相继在这间房里出生、长大，全家在此共同居住了20年。2004年，我搬入目前居住的120m²单元房里。现在，孩子们都出国了，就剩下我们两个老人独居，房子大了，人气却少了。从我个人角度来看，虽然现在居住条件改善了，但我更怀念当初住集体宿舍的日子，邻里和睦，相亲相爱，氛围温馨。

《城市住宅》：您出生、成长在上海，毕业后来到北京工作，请您谈谈北京、上海两地城市建设的特点与变迁。

杨嗣信：20世纪50年代，北京与上海的住宅建筑发展水平有一定差距，上海的高层建筑林立，1952年，我刚被分配到北京，发现市区仅有2栋所谓的高层建筑，且都为8层。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上海作为租界，较早受西方建筑思想影响，有一定的城市建设积淀，故20世纪50,60年代，上海的城市建设水平要高于北京（见图4～7）。当时，北京很多施工技术水平较高的瓦工、抹灰工等都来自上海，面对这种差距，我刚工作时的愿景就是想使北京城市建设水平能够比肩上海，目前看来，梦想已经照亮现实，北京的城市建设已取得了飞跃式发展。

《城市住宅》：您认为有哪些经验需要与年轻的建设者们分享？

杨嗣信：首先，年轻人一定要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把改造世界观放在第一位，要抛弃个人自私的想法。我本人也一直在践行这一思想，比如，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现在退休，在周末和节假日，我基本上是不休息的；其次，要从基层工作做起，多参与项目实践，我从参加工作伊始就常年在基层、工地学习；最后，一定要坚持学习，广泛学习，不光局限于书本知识，参加会议、听学术报告等都是很好的学习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