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基建已成为国有企业等各类主体投资布局的热点方向。相较铁路、公路等传统基建而言,新基建呈现先导性较强、技术风险较大、间接效益比例更高等特点,对投资决策精准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数据要素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低等传统投资决策机制弊端制约了国有企业精准布局新基建。新基建可以助力投资决策精准化,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投资决策机制数据转型、智能升级契机,而在项目投资领域,尚未形成针对新基建赋能投资精准决策的系统化理论和可实践的执行方案。本文从新基建的目标新、领域新、需求新、机制新等四方面新特点出发,提出强化数据新基建布局与应用、统筹考虑投资需求能力效益、深化业财融合加强数据共享等新基建投资决策管控的优化思路,以期推动国有企业稳步推进新基建的投资布局。

新基建是兼顾刺激短期有效需求和增加长期有效供给的重要抓手。2020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指出要加快新基建建设进度,各类主体积极布局新基建投资,2020年我国新基建投资规模保守估计有1万亿元以上(如图1),预计未来五年新基建投资规模最高可达11万亿元,新基建成为我国各类企业重要的投资方向之一。

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新基建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以5G和物联网等通信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基础设施、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二是如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深度应用新技术推动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的融合基础设施,三是如科教基础设施等支撑科技研发、产品研制的创新基础设施。

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不同,新基建的“新”体现在新目标、新领域、新需求、新机制。一是新目标。我国先后经历了以工业体系建设为目标的工业基础设施建设阶段、以交通互联和城镇化为目标的“铁公基”基础设施建设阶段,现阶段的新基建主要是提供产业治理、信息治理、生态治理和安全治理服务。二是新领域。新基建是在补足“铁公基”等传统基建短板的基础上,优先向5G、工业物联网等新领域投资布局,如国家电网今年的投资重点已向特高压、充电桩和“数字新基建”等新领域倾斜。新基建具备传统基建的战略型、基础性、先导性等特征,而其投资回报周期更长、间接效益比例更高。三是新需求。新基建“一业带百业”的特点使其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力和长期社会效益,新基建催生出大量新型商业业态,可以满足我国百姓消费升级需求、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以及补短板、稳就业、稳增长的经济发展需求。四是新机制。广义上的新基建既包含硬件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体制机制创新变革。新技术、新产业使新基建的投资风险较高,以政府主导的投融资机制可能难以实现对投资的精准有效管控,这需要有效融合政府、国企和民企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以投融资机制创新保障新基建的稳步实施。

国有企业是落实宏观调控、快速动员经济资源的重要微观主体,其所属产业往往具备较高的国民经济运营数据要素挖掘潜力和利用价值,国有企业精准有序布局新基建是自身高质量发展、破解其他产业发展瓶颈的重要载体。而新基建呈现的先导性较强、技术风险较大、间接效益比例更高等新特点,对基建投资决策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国企投资效率较低、创新投入不足等问题阻碍其发展,相较而言,国有企业更需要借新基建的数据转型、智能升级契机提升其投资效率和合理布局创新资产,实现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

国有企业基建投资决策管理是在深化国企改革攻坚、放管服改革、供给侧改革和产业体制改革等多重改革任务背景下,以投资需求为导向、以投资能力为约束、以投资效益为中心,从多个项目备选方案中选择最佳的投资方案,以发挥国企基建管理的战略协同能力、价值引领能力,最终实现国有资本优化配置。新基建背景下,国企传统投资决策管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

传统投资决策基础信息往往通过职能部门报送,并经决策主体汇总相关调查数据形成投资决策依据,此类信息获取渠道存在报送的信息主观性和专业性偏强、信息标准不统一甚至存在冲突的可能,而且信息处理机制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由此导致投资决策效率不足、准确性不足。一方面,新基建的投资风险相较更高,对投资精准性的要求也更高;另一方面,新基建也为传统投资决策困境提供了精益化思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为投资精准化决策提供了可能。因此,如何利用新技术赋能投资决策继而精益化新基建管控成为国有企业面临的新问题。

国有企业规划部门在进行基建投资决策中存在重规模、轻效率的现象,而新基建较强的技术性特征使国有企业面临较高的转型风险,过度扩张和超前布局均可能制约国有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过度扩张导致部分区域与产业领域存在的产能过剩问题逐渐加剧,而在产业技术不成熟的情况下,超前布局导致国有企业面临高端产业低端发展的问题。传统投资决策缺少有效的投资决策方法,使投资决策的价值创造引领功能难以发挥,面对新基建的投资潮流,亟需明确投资规模的边界,确定合理的投资规模超前水平。

国有企业基建投资决策的管理权限主要集中于发展策划部等业务部门,以财务部门为主的其他部门扮演辅助决策、共同审核等角色,由于各个部门之间往往存在较高的信息壁垒,部门之间的信息资源、数据资源等很难在部门之间有效流通,信息孤岛问题使企业信息数据资源难以充分利用,导致国企投资决策精准度难以实质性提升。这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是缺乏管理信息系统的支撑。管理信息系统是实现业财部门信息数据标准化、部门之间自发有序对接与协调协作的基础,建立统一数据标准、打通信息系统接口,实现管控信息有效共享和部门之间充分协作的关键。二是业财管控目标不统一导致业财融合缺乏凝聚力。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在管理的职能与管理的重心上存在差异,财务部门从价值管理的角度出发,以投资决策的经济性、价值确认的及时性、资金使用的规范性、财务风险的可控性等为其管理目标,而业务部门则以自身业务发展为目标。在管理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业务与财务部门之间就难以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具有主动进行协调协作的意愿,融合的凝聚力的缺乏最终将导致部门之间缺乏信息共享的意愿。

新基建是国有企业融合数字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契机。国有企业应积极引入大数据等新技术,提高精细化运营和精益化管理水平,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相互促进。

以分布式数据中心、云平台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载体,通过引入新一代信息技术加快先进制造、新能源等技术交叉融合,通过新基建助力国有企业自身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为企业内各层级投资决策建立信息资源和数据资源基础,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数据中心等数据新基建可以为国有企业挖掘更加客观、真实、颗粒化和及时性强的数据基础,为投资决策提供精细化的社会需求、精准化的企业资源状况乃至智能化的决策方案。以新基建投资促进投资决策精益化,形成投资决策与投资收益的良性互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高端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一方面,开放共赢的数据中心是投资决策精准化的必要举措,通过加强数据中心与政府部门的联动、与产业上下游的合作,既服务政府政策制定、产业协同治理,同时也扩大了投资决策基础数据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深化数据应用体系开发是投资决策智能化的有效路径,数据应用和数据资源开发均衡发展才能有效促进国有企业数据转型、智能升级,投资智能高效决策需要必要的数据应用开发。此外,保障数据安全运营是决策数据化转型的重要前提,强化数据采集、处理等关键环节的合规管控及用户隐私保护。

首先,综合考虑传统与创新消费,明确新基建投资规模可行集合。基建投资规模需要以形成的资产服务质量为导向,针对产品或服务需求短板、消费升级需求、转型升级需求,精准投资决策,避免投资不足或者过度投资。国有企业投资决策需统筹考虑产品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通过强化投资需求预测,合理确定中长期投资规划、年度投资计划。投资需求预测是以增量有效供给为前提,从传统投资需求缺口和创新投资消费需求着手精准预测投资规模,提升国企投资效率。具体而言,一是统筹考虑宏观经济发展、行业竞争壁垒、产品或服务替代等传统需求的影响,集合本企业产品市场供给现状,精准预测基建投资需求缺口,增加有效投资,弥补基建投资短板;二是统筹考虑外部新业态产生的投资需求,如电网企业应将5G基站用电需求、电动汽车充电需求等消费升级需求纳入基建投资需求管理决策考量因素。三是主动培育新业态、创造新型消费的基建投资需求,融合大智移云等新技术,通过扩大创新资产的基建投资,培育新的价值增长点。

其次,以边界管控明确投资能力,明确新基建投资规模上限。在考虑国有企业财务资源和国资委业绩考核的约束下,通过“四个边界”形成投资能力管理定位。四个边界是指构建投资决策管理的财务风险边界、盈利稳定增长的发展边界、资产价值创造能力的盈利边界和保证备付安全的营运资金持有边界。一是企业杠杆的财务约束。国有企业的基建投资一般需要一定比例的借贷资金,投资规模越大,借贷资金越多,而国有企业的负债影响国资委对其考核财务指标: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必须保持在一定的上限内,因此投资规模受到财务杠杆上限的约束。二是企业利润的考核约束。利润总额是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重要考核参考指标,也是国有企业投资资本的重要来源,投资规模决策需要考虑国资委的考核要求。三是持续经营能力约束。基建是国有资本形成国有资产的过程,国有资产的现金流创造能力将影响国企未来的投资能力,制约促进国有企业的可持续经营。四是营运资本持有约束。国有企业需持有适度水平的资金边界,保持必要的资金安全备付额度保障支付,同时重视资金的不必要的沉淀。

最后,针对新基建间接效益显著的特点,统筹考虑新基建项目的经济效益与间接社会效益,优化投资时序决策。投资时序决策是在可研审查与储备评价中,通过模板化的审核与评价指标体系,对可研估算以及相关经济和社会指标进行深入审查,对储备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行量化排序。项目储备排序的主要依据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双重评价体系。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投资项目时序的确定则主要以“资产全生命周期成本收益”为导向,确定新基建项目为国企自身带来的现金流和长期经济效益,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看投资的项目时序的确定主要以“投入产出”为导向,分析新基建投资对其他产业部门就业、产值等的带动作用。在项目储备排序工作上业务与财务部门应在双方评价机制融合的基础上进行共同决策,财务部门主要以资产标准收益为评价标准对储备项目的进行经济收益维度的排序,进而在业财共同协商的基础上与业务部门的社会效益维度排序进行整合,形成双方均认可的项目储备排序。

业财融合是提升企业内部信息资源、数据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精准投资的重要抓手。业财融合是业务与财务部门为实现统一目标而进行的相互配合与协作,通过工作流程的融合以及信息化平台的集成实现管理信息与数据的共享,形成信息共享、双向互动、优势互补的协作关系,提升投资决策基础信息数量、质量,实现投资的精准有效。业财充分融合依赖于部门管理活动目标统一和高效信息系统的支撑。

将国有资本优化配置作为业财部门进行业务活动与财务活动的基本导向,实现业务与财务部门管理目标的统一性。以国资委对国有企业的国有资本优化配置具体部署作为投资决策依据,使业务与财务具有共同的管理抓手,在共同的管理抓手下形成统一的管理目标,为业财融合管控提供了基础,有效消除业财对接中的冲突与矛盾,能够实现业财融合管控方向的一致性。国企投资决策管理的业财融合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财务审核等以财务部门为主导的管理环节中,通过与业务部门进行协作实现部门间管理资源的优势互补,克服由于财务部门自身在管理能力与经验、管理信息、管理方法与技术存在的不完整性问题;二是在以业务部门为主导的投资决策管理环节中,通过向业务部门提供财务数据信息、财务管控方法、财务参谋建议等管理资源,弥补业务部门在完成投资优化配置这一完整实务管理任务中存在的管理资源不完整。

为充分发挥信息系统在业财融合中的支撑作用,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信息系统进行优化:一是优化信息系统的时序控制功能,支撑业财融合的自发进行。在投资决策管理的关键节点上设置控制程序,形成基于信息流的闭环控制系统,业财部门在系统时序控制的约束下,自发实现部门间的对接与协作。二是打通业财信息平台之间的接口,实现关键管控信息的业财共享,统一业财信息处理口径,为业财融合提供信息基础。通过集成系统中的各单项管理信息模块、打通业财信息沟通屏障,形成基于系统的闭环控制,推动关键财务管理环节上流程的贯通,实现全过程财务管理的自动化;以信息流为主线设置节点的时序控制程序推进业财部门的自发融合。

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加速转型升级背景下,创新新基建投资决策机制对于国有企业新旧动能转换具有较高地现实意义。本文总结分析了国企传统投资决策管理决策信息支撑不足、投资效率缺少管控技术、部门信息壁垒等三方面问题,结合新基建的目标新、领域新、需求新、机制新等四方面新特点,提出了强化数据新基建布局与应用、统筹考虑投资需求能力效益、深化业财融合等新基建投资决策管控优化思路,为国有企业有序开展新基建投资布局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