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 第一缕阳光洒落文化公园湖面, 阅读广场传来的阵阵清亮的朗读声唤醒了沉睡中的文化中心;人群聚集, 漫游其中, 长者们在非遗馆回溯祖辈的传统技艺, 少年们在规划馆展望城市发展的未来, 学生们漫游在图书馆的竹径书海中, 学者们沉浸在档案馆的经典典籍中。正午, 人们在文化长廊的长椅上小憩, 在文化内街的大树下屏息凝神。午后, 在科技馆体验一场沉浸式的高科技展览, 在减灾馆学习防灾救援知识和应急措施, 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填满了妇幼馆的每个角落, 酣畅淋漓的汗水恣意挥洒在青少年宫的体育馆上, 少先队员的宣誓声回响在庄严的礼堂里。夕阳西下, 华灯初上, 星宿广场水声四起, 熟悉的乐曲伴随婀娜的舞姿重新定义着文化广场的主旋律;夜幕降临, 大剧院灯火通明, 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戏剧表演。随着时间的推移、空间的转换, 多向度的城市文化生活图景以咸阳文化中心为载体铺陈展开, 它以一种平和的姿态接纳着不同年龄的使用者。

正如我们所希望的:它呈现出一种触手可及的状态, 从使用者日常的舒适尺度构建人们对场所的感知;它传达出一种古意今心的意韵, 以形意相生的方式唤起人们的文化心理与形式的关联;它表达出一种统一的多样性, 以和而不同¹的方式应对人们对功能与使用空间的多样需求;它构建出一种游目观想^[1]的意境, 以弥漫式探索的方式应对人们对路径与线索的感知。

作为华夏民族的滥觞之地和发源之地, 这里层层叠叠的黄土刻下了几个世纪的变迁, 积淀深厚。要在这样一片同时拥有文化密度、文化高度和文化容量的11.9ha的土地上建造一座庞大的九馆合一的文化综合体, 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而建筑面积15万m²的九大文化场馆 (大剧院、图书馆、档案馆、规划馆、群艺非遗馆、妇幼馆、青少年宫、减灾馆及科技馆) 的复杂功能需求又极大增加了项目的复杂程度。

超常的规模、空旷的用地和复杂的功能条件下的布局谋篇, 对于尺度的把控显得尤为重要。若将九大场馆集中布局, 将会形成300m×150m见方的巨型城市广场以及近300m长的连续城市界面, 夸张而失衡的尺度与人们生活的日常感知相背离, 进而带来感官的疏离, 使建筑呈现一种拒人千里的纪念性, 背离了作为文化中心的基本要求。因此, 我们放弃了纪念性的集中布局, 转而将场地分割成西北、中部、东南三个尺度较为合宜的区域, 西北为文化广场, 中部布局主体建筑群组, 东南为文化公园。中部的建筑群组呈散点布局, 九大场馆以九个体量不等的单体 (宽度24m, 长度从36～76m不等) 落于场地, 将除大剧院外的八座场馆分为两个环形组群, 一组占据东北, 布局科技馆、减灾馆、妇幼馆、青少年宫;另一组占据西南, 布局图书馆、档案馆、规划馆及非遗馆, 南北动静分区。通过两组从地面过渡至12.8m标高处的环形坡状台地分别拉结南北各四组单体体量, 两组台地与文化广场及文化公园自然过渡, 使原本松散的群落形成相互聚拢的形态张力, 大剧院则以独立完整的体量落于两环交织之处, 由下部的斗状体量抬升至15m的高度, 成为整个建筑群的视觉中心。

这种布局方式消解了大而无当的巨型尺度, 以更贴近于使用者的舒适尺度入手, 不强调轴线与对称性, 而是从人的体验与感知的角度层层递进, 从沉稳含蓄的文化广场到起承转合的文化内院再延伸至自然舒朗的文化公园, 渐次过渡, 使这片原本宽阔的场地真正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性开放场所。

与此同时, 我们将各馆面积的5%～10%共享出来, 布置在环形台地内部, 在建筑群周边形成二层通高的文化长廊, 串联起各馆的入口空间。这样的做法虽然使各馆的面积相对减少, 但可分时共享文化长廊, 使得各馆之间建立起一种透明的关系, 视觉和行为相互渗透。

这是一个集展览、活动、休憩、交流为一体的共享空间, 是一个不受闭馆时间影响的全天候的共享空间, 也是一个带形的、多入口的过渡和引导空间, 进一步增加了从城市空间和外部场地进入的可能性, 使这座规模宏大的文化中心更加“触手可及”。

咸阳印象离不开古秦文化天下为家的宏伟气度, 高台垒筑, 气势恢弘。相较于楚文化的浪漫奔放与中原文化的中庸谦和, 秦文化更具理性与秩序感。秦筑高台以联系相互疏离的宫室, 使原本松散的建筑群落重新聚合成形态和空间的整体, 而宫阙间合宜的距离和明确的等级关系亦是秩序的外化, 亲疏得宜, 有度有节, “不逾节, 不侵侮, 不好狎”², 看似疏密得当的平稳布局却激荡着秩序的力量。

咸阳市市民文化中心需要将九座体量各异、功能不同的场馆并置于统一的秩序中, 既要满足场馆个体的独立性, 又必须作为一个整体全面呈现。我们引入高台意象连接场馆个体, 高台采用了两环相扣的布局模式, 交织的两环构成文化中心的基座, 在获得足够体量和丰富内部空间的同时, 将原本尺度各异的南北八馆聚合起来。八馆以单纯的几何形体呈现, 依照统一的角度向一侧平行倾斜, 在并置的形体关系之上制造出强大的形态张力, 大剧院在两环交织处由下部斗状结构托举, 凌空升起成为统摄整个场域的视觉中心和高潮。

匀质细腻的陶质表皮温润地演绎着光与影的变化, 最质朴的黑白两色从整体上提示着文化中心的深沉与厚重。各馆内部有针对性地赋予与其主体功能相匹配的色彩, 以提示不同的文化功能特性:竹木色的图书馆、白色的规划馆、灰色的档案馆、赭石色的非遗馆、绿色的科技馆、橙色的青少年活动中心、暗红色的大剧院、木色的妇幼馆, 功能个体的差异性由色彩的多样性得到提示和强化。一如中国的绘画, 不关注具象的形体描绘和技巧, 却擅长通过处理黑白、浓淡、虚实的构图关系去表达抽象的空间和事物, 局部以色彩点睛, 恰到好处。

场地景观延续水墨意韵, 墨线落于白纸, 层层晕染开来, 余韵交叠, 形成介于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 从深灰至浅灰, 提示着场所活动的密度与广度。

在这样一个浑厚内敛的场域中, 没有古代穿越而来的文化符号, 却由于纯粹的几何形体相互制衡形成强大的张力, 从而带来强烈的秩序感和统摄力, 构建出一种非具象的、写意的咸阳印象。

作为一个庞大复杂的九馆合一的城市文化综合体, 我们需要将九个独立管控的文化场馆集中在一个共有的关系中, 这一关系的处理比场馆单体更为重要。于是我们将这九个场馆较为均质地并置在场域中, 着重关注这种并置所产生的交集。如同同时落入水中的九颗石子, 各自激起涟漪, 层层扩散交叠。这些交叠的部分就是我们所关注的并置产生的交集, 即以高台形象呈现的文化长廊 (从地面抬升至14.0m标高处, 与环状的屋顶平台相通) 以及下沉的文化内街 (从地面下沉至-8.0m标高处, 与地下影城和商业设施相连) , 这些交集从水平、纵深及垂直多向度扩散, 激发公共活动。

文化长廊形成了一种平等的均质共享空间, 在各馆之间建立起视觉和行为的联系;它应对了咸阳的四季变化, 形成全天候的使用环境;它通高至屋面, 顶部天光洒落, 引导了行径的方位;它分级管控, 可供各文化场馆使用, 亦可单独使用。场馆各自的公共门厅 (边庭) 串联在长廊的系统之上, 我们打破实体墙的视觉界限, 以全通透的玻璃幕墙进行空间的分隔, 各场馆的中庭又以各自鲜明的主题延展依附于公共门厅 (边庭) , 使人们在文化长廊的行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各馆不同的文化特性。高达10m的悬挂式玻璃幕墙做法是文化长廊特有的, 它分隔了两个不同属性的空间, 柔化边界, 模糊光线, 让界面内外的延伸空间被人们感知。

沿着狭长的文化长廊一路前行, 和而不同的状态开始显现:我们为图书馆构建起通高的竹简书墙, 以通达各层的蜿蜒书径为线索, 营造融会贯通、漫游书海的阅览体验;我们为档案馆塑造了清水混凝土的“宝匣”墙体, 以展现其冷静理性、沉静深远的文化内涵;我们为规划馆筑起“城市瞭望台”, 演绎高台垒筑、拾级而上的复合展陈模式;我们为群艺非遗馆构建“八方连桥”, 以展现地方文化八方汇聚的繁荣盛景和传统技艺生生不息的深厚积淀;我们为大剧院托起“仓中仓”, 将结构外化成统合全局的形态张力;我们为科技馆筑起“通天梯”, 串联互动趣味的科技体验;我们为妇幼馆引入“清流”, 优柔的曲线和木制的界面表达了温和柔软、清新趣味的人文关怀;我们为青少年宫注入橙色的视觉冲击力, 以单元堆叠的”魔术盒子”变幻出明快活泼的共享空间。各个场馆各具特色的内部空间随文化长廊的延伸渐次显现, 如同一系列缓缓揭幕的戏剧篇章, 同时并行于多个时空维度中, 令人目不暇接, 又想一探究竟。

整体趋同的简单形制没有限制各馆的多样性, 而各馆在视觉上的均质性也并未影响总体关系的丰富度, 这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 呈现出一种“统一的多样性”。

“中国人的空间体验观可以形容为一幅展开式的长卷。景象以步移景异的形式呈现出来, 并以一帧帧的画面定格下来。”^[1]这是一种在并置的关系中跳脱出观察点的局限性, 通过线性的线索组织呈现出渐次递进的动态关系, 这种线性线索为多入口、多路径的选择提供了可能, 呈现一种弥漫性探索的状态, 而这些关系和状态经由人的意识自动关联, 形成全局的观想^[2]。

文化长廊及文化内街是我们设置的两条并行的线性线索, 这两个不同标高系统的路径网络与九馆各自的路径相互串联交叠, 从水平、纵深及垂直多向度呈现一种复合的路径系统。

文化长廊由两组交错的环形空间组成, 将大尺度的空旷场地划分为南北广场。南区的环形体量微倾入地, 与西北的文化广场坡地过渡, 将人流自然而然引导至南区文化长廊屋面, 再经由两环交错的高差处理自然上行至北区文化长廊的屋面或下行回到大剧院的入口广场, 整个文化长廊的屋面系统均可自由行走, 是平面广场的立体延伸。文化长廊与各文化场馆的门厅 (边庭) 以全通透的幕墙进行空间的分隔, 形成视觉上的透明性^[3], 边界模糊但视线通达。文化长廊的二层空间权属于物理空间对应的文化场馆, 通过连桥与主体场馆相联系, 连桥穿越文化长廊上空, 使两种不同属性的空间相互交融渗透。

文化内街是与文化长廊并行的另一条线索, 分为地上和地下两个层级:地上部分以大剧院为核心, 延伸出天桥穿过各馆的倾斜缝隙, 与一层文化长廊相连;地下部分为线性下沉内院, 以大台阶联系至南北广场, 内街两侧的开放界面为地下服务空间的扩展提供了可能, 也为地下停车提供了自然采光。

各馆内部的线索组织清晰明确, 以边庭和中庭相结合的模式作为基本路径网络模型:通过边庭与文化长廊路径相连, 边庭与文化长廊平行并置, 长边交叠, 以玻璃幕墙分隔这两个不同属性的空间;通过中庭与各馆内部各层功能空间路径相联系, 路径以中庭为核心弥漫渗透, 通达各层。

穿行于文化长廊, 步移景异, 弥漫探索;穿行于文化内街, 四通八达, 内外相连;穿行于各馆内部, 渐次展开, 层层递进。

我们构建起这一立体交织的复合路径网络, 以实现对如此庞大的文化综合体的弥漫性探索。这种被我们称为“弥漫”的状态, 有效地凸显了空间的穿越性特征, 并使新的空间远离模式的诱导, 适合自发的探索。而日后的使用也充分证实, 最活跃的空间往往存在于这些路径线索间, 亦是局部之间的交叠关系之所在。

咸阳市市民文化中心的设计实践在满足文化中心和文化场馆的功能、规模和体量需求下, 从使用者的角度出发, 通过合宜尺度的布局谋篇、写意的文化呈现、和而不同的空间组合、游目观想的路径线索, 共同交织出一种和谐共生的空间合力, 为人们带来对于建筑全方位、多层次的统一感知。我们在这里舍弃了“一馆一面”的常规布局思路, 将功能和空间特征各不相同的九大场馆聚合在统一的形态逻辑下, 场馆个体的差异性和特征性通过内部各自独特的公共空间系统表达, 而场馆之间以统一的个体形态和丰富的关系建构出强烈的形态张力, 呈现出一种和谐共生的复杂性。同时个体的相似性并不会导致整体的单调无趣, 相反, 由于“关系”处理得当, 个体之间产生的共同形态合力借助文化长廊和文化内街等一系列共享的空间系统渐次扩展开来, 相互因借生长, 在和谐统一的关系之上发展出丰富的空间体验, 呈现出一种自发生长的多样性。

业主:咸阳市统建项目管理办公室

建设地点:陕西省咸阳市

建筑设计: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集团) 有限公司·原作设计工作室

主创建筑师:章明、张姿、丁阔

设计团队:章明、张姿、丁阔、肖镭、李雪峰、丁纯、孙嘉龙、冯珊珊、王绪男、章昊、

王绪峰、林佳一、黄晓倩、席伟东、王瑶、罗锐、秦曙

基地面积:11.9ha

建筑面积:155 000m²

结构形式:混凝土框架结构+剪力墙结构

设计时间:2012～2014

建成时间:2017

摄影: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