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地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70%左右, 而在西部地区, 山地面积约占整个西部国土面积的68%, 甚至有5个西部省市的山地面积超过本省土地面积的80%^[1]。我国山地小城市 (镇) 作为区域经济、文化发展的主要载体, 在消除城乡差异、转变单一经济发展模式、继承地域文化传统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近十年来, 在西部大开发、成渝统筹城乡综合改革实验区等国家战略的推动下, 山地城镇建设取得了显著进步, 但山地区域的城镇化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2010年我国山区城镇化率仅为21%, 远低于全国49.5%的平均水平^[2]。作为山地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地小城市 (镇) 由于分布离散、规模小、基础设施落后等, 其在振兴地方经济、吸纳农业人口、改善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支撑与辐射作用非常有限, 并面临着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方面的严峻挑战。

受山地制约条件的影响, 山地城镇体系中往往缺少支撑城镇体系发展的中等城市, 小城市 (镇) 的数量虽多, 但普遍存在人口规模偏小、产业布局同质化较高、基础设施建设缺口较大等发展瓶颈, 并面临土地、生态、旧城更新等一系列相互交错、难以化解的问题, 显现出比较突出的城乡二元化特征。

目前, 我国山地城镇化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呈现出旧城更新与新城拓展同步推进的现象。一方面, 旧城用地条件有限, 需依托新区开发来疏解旧城高密度的居住状态, 为旧城改善环境条件、整合土地资源、完善基础设施提供空间;另一方面, 新城发展只有紧密依托旧城的公共资源与基础设施, 才能在短期内形成发展基础与动力。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使我国山地城镇建设机遇与生态风险共存, 需要慎重处理城市形态拓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在山地小城市 (镇) 旧城区, 由于现状条件复杂、可建设用地碎片化、既存建成区密度过高等原因, 普遍存在新的开发建设活动向城市边缘高坡度、高生态敏感性的复杂区域拓展的现象;而高强度开发、宽马路与大广场等平原城市建设模式所带来的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导致山地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增高和危害程度日益增大, 进一步加剧了山地城镇建设的人地矛盾。另一方面, 在许多山地小城市 (镇) 的新城建设中, 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不足, 导致生活垃圾、污水等污染情况日益严重, 流经城镇的次级河流大部分已被污染, 造成其赖以生存的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状况日益恶化。部分山地小城市 (镇) 为了吸引外来投资以及增加就业机会, 不得不迁入污染企业 (或产业) , 在自身生活、生产性污染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 又形成了新的生态隐患^[3]。

山地小城市 (镇) 多处于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山地生态敏感区域, 与山地区域的“三农问题”紧密联系, 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特征明显、农业人口比重大和产业转换困难。一方面, 城镇布局分散、建成区规模较小、功能单一、基础设施落后、居住适宜性差、文化特色削弱、缺少支柱产业等问题长期困扰当地经济发展;依托过境交通干道的沿路建设模式所形成的城镇形态, 不仅整体风貌凌乱, 而且大量的无序建设又造成珍贵土地资源的巨大浪费, 并进一步导致公共基础设施的低效使用 (图1) ;另一方面, 市场与服务功能不足, 使山地小城市 (镇) 普遍存在劳务单向输出、年青人口向大城市单向流动等现象, 又进一步加剧了山地小城市 (镇) 的产业空心化与人口老龄化, 无法有效接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一些处于城镇体系末端的山地小城市甚至出现了城市衰退和收缩的现象。

受长期形成的移民文化和农耕文化影响, 大量个体性的自建行为与“碎片化”的小规模用地开发模式, 导致山地小城市 (镇) 旧城区普遍存在城市公共空间严重不足、土地利用效率低、城镇公共空间界面混乱、城市滨水空间可达性差、城市主要道路体系连接不畅、城市边缘违章建设向周边乡村无序蔓延等现象 (图2) , 城镇建设区域对山水格局的阻断作用日益突出;而目前普遍采用的“拆旧建新”式的旧城更新开发模式, 不仅会破坏原有城市肌理, 而且常激化社会矛盾, 导致旧城人口大量外迁, 又使旧城原有的社区特色、文化传统与活力在再开发的过程中逐渐丧失。无序发展不仅导致山地城镇土地与空间资源缺乏有效利用, 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山地小城市 (镇) 发展的人地矛盾。

另一方面, 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大部分山地小城市 (镇) 往往依托旧城逐步向外拓展新城, 但由于山地区域用地条件的限制以及规划管理的缺失, 以房地产开发为主导的新城建设往往缺少体系化的城市公共空间、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 封闭小区的管理模式和以机动交通为核心的城市道路系统, 则极大地削弱了城市公共空间的可达性, 破坏了社区氛围。

在发展基础薄弱、外部支撑力量不足的背景下, 山地小城市 (镇) 只有充分发挥自身在自然生态、人文传统等方面的优势, 才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获得新的发展机会。此外, 在当前由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发展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 山地小城市 (镇) 需要及时调整原有的惯性发展思维, 借鉴当前国内外城市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先进理念和手段, 使城市建设实现由单纯增量发展向兼顾存量治理方向转变。

为此, 需要从三个方面对山地小城市 (镇) 的城市形态及其特色存量资源进行针对性的研究与实践探索:一是为了理顺山地城市与其周边乡村环境的关系, 延续城市的地域特色, 需要以生态本底为基础, 构建有效的城市发展边界和连接城乡的整体自然景观格局, 形成城乡互补效应;二是为了防止山地小城市 (镇) 发展过程中整体风貌与空间形态的碎片化趋势, 需要借助相应的城市设计引导机制, 构建有机、节地、高效、地域特色突出的紧凑城市空间格局, 并以此为基础改善城市基础设施, 提升城市经济发展动力与人口吸引能力;三是将山地小城市 (镇) 的振兴过程与城市社会文化资源的延续活化过程相结合, 提高城市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提升历史文化遗产在彰显城市特色、促进城市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自然要素指山地城镇中的自然地理形态, 如山脊、山体、谷地等, 由于山地城镇一般兼具滨水的特征, 因此江河岸线也是许多山地城镇自然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山地环境中山体、水体等重要的自然限定因素具有强烈的地域自然地理属性和生态属性, 对山地城镇空间肌理的发展与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 保持自然地景在山地城镇整体轮廓中的景观框架作用和对城市城镇形态发展的生态限定作用, 是延续山地城镇与自然环境相互依存的城市文脉、提升其自身景观优势的基本前提^[4]。

为了突出山地小城市 (镇) 的城市形态的自然特色与可识别性, 需要通过城市设计过程进行控制, 强调自然环境因素对城市形态的限制作用, 以自然要素为框架构建山地城镇的空间格局和立体生态网络。首先, 运用城市空间三维数字模型和剖面视域控制分析方法, 明确山地城镇景观整体控制的三条线 (山体轮廓线、滨水岸线、城市建筑轮廓线) 、三层次 (将山地城镇滨水景观分为前景台地、中景坡地和背景山体三个层次) 的关系^[5];其次, 在具体设计过程中, 利用山体中水面、冲沟、谷地等自然形态划分山地城镇中的生态敏感区域, 在城镇景观的三个层次之间设置与等高线垂直的连续绿化带, 强化重要滨水景观节点与城镇周边山体景观的相互可视性, 防止高强度开发行为破坏山地城镇的自然山水格局的完整性, 并形成簇群状的山地城市景观格局^[6]。

如在韶山市中心城区城市设计中 (图3～7) , 为了突出城市的自然山水属性, 改变城市中心区绿地的碎片化状态, 在设计中结合场地现存的水体、林地和山体格局, 通过延伸城市南北主轴线、将开发地块间的消极空间改为绿地、突出韶山站铁路两侧林地的景观作用等策略, 将城市内被开发用地分隔的各自孤立的自然要素连接起来, 不仅大幅提升了城市开放空间的质量与特色, 显著改善了城市公共空间体系的不良状态, 而且结合城市慢行系统建设的网络化自然景观体系, 明确了城市的发展边界, 有效减少了城市边缘向乡村的无序蔓延, 消除了城市中心区域的消极空间和遗落空间, 并构建了连接城市及其周边乡村空间的特色景观通廊。

传统山地城镇经过长期演化, 往往形成与复杂地形条件高度匹配的混合街区肌理和立体的公共交通体系。小规模混合街区结合立体步行系统, 是山地小城市 (镇) 适应复杂用地条件、实现有机弹性生长的主要因素, 而目前以小规模、私营投资为主的局部建设开发模式以及大量的居民自建行为, 也需要以小规模街区为单元来构建清晰而持续的城市形态控制体系与实施导则。因此, 探索实践多核心、小街区、灵活边界、以街道为核心的城镇空间体系, 是提升山地小城市 (镇) 土地利用效率、构建新的城市生活空间、衍生新的城市发展需求的关键课题。

沿路建设开发模式是目前最常见的山地小城市 (镇) 发展模式, 也是土地利用效率最低、城镇公共环境最差的一种发展模式。由于城镇的主要公共活动空间与过境交通空间高度重叠, 导致城市日常生活与机动交通长期冲突, 许多沿路建设的山地城镇一旦遇到赶集、节庆等特定时期, 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 而城镇本身也很难形成可停留的公共空间。与此同时, 沿路集聚的建筑布局封闭, 又导致城镇缺少纵向发展的通道, 沿路建筑背后的用地往往由于缺少与城镇干道的直接连接, 而成为违章搭建、垃圾倾倒、生活污水排放的失控区域。因此, 为了改变这种低效率的土地利用模式, 需要结合城市设计的导控机制, 通过重构以步行为核心的城镇公共空间, 为城镇未来的有序、有机发展构建一个适应山地条件的灵活框架。

在具体设计策略上, 一方面, 需要结合小街区模式, 构筑垂直城镇过境道路的密路网体系, 减少沿过境交通的封闭城镇形态, 提升城镇纵深方向的交通可达性;另一方面, 通过增设城镇局部环道, 减少城市内部交通对过境交通的依赖性, 同时通过设置内部的多功能混合步行街区, 使城镇空间由线状发展向面状发展转变, 有利于优化城镇功能, 提升城镇土地利用价值与基础配套设施利用效率。如重庆石柱县冷水镇规划设计中 (图8～10) , 在对场地的自然、交通和既存建筑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在城镇东西两侧增设了与南北向过境干道平行的城镇内部道路, 以减少城镇内部车流对过境交通的干扰;在城镇东侧靠近山体的区域, 通过入口空间改造、设置中心景观步行街等设计手段, 将主要人流活动从过境干道吸引到场地内部, 并配置不同的景观节点和交通节点, 将城市慢行系统与城市公共空间、公共交通紧密结合, 形成以街区为单位的城市配套服务区和多功能复合的核心区;同时, 在城镇西侧依托流经场地的南北向河流, 构建生态化的滨水岸线, 并以此为主轴构建连续的城市景观通廊和城镇慢行游览系统。

从地域文化的生成模式来看, 日常生活以及从中衍生发展而来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公共性活动或行为, 是其主要内容构成之一。人类学和人文地理学的众多研究成果表明, 具有自发性特征的地域性活动, 包括城市日常生活、公共活动及习俗等, 是延续城市地域文化传统的主要载体与表现形式^[7]。与大城市相比, 山地小城市 (镇) 由于规模较小、社会结构较稳定, 往往具有更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也更容易形成城市文化特色。山地小城市 (镇) 中与当地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性活动及其特定的空间节点, 既是展示城镇地域文化的平台, 也是新的城镇文化生成的社会基础。因此, 以日常生活空间为核心, 构建以人为本的山地立体街道空间体系, 通过延续城镇街道肌理, 为当地日常生活、特色民俗与节庆活动提供集聚场所, 突出山地城镇悠久的文化特色与历史传承, 保护长期形成的特色公共场所及城市公共活动。如四川平武南坝镇灾后重建规划 (图11～13) , 在深入分析灾前城镇无序状态形成原因的基础上, 结合抗灾防灾要求对街道肌理进行了重新设计, 并对主要街道的界面尺度和建筑形态构成模式、建筑轮廓线等构建了多层次的形态控制导则, 以确保当地居民在自建过程中仍能保持街道空间轮廓的完整性与连接上的系统性^[8]。

山地小城市 (镇) 是推动山地城镇体系发展的关键, 也是解决山地农村“三农问题”的关键。当前山地农村发展滞后, 核心问题就是山地小城市 (镇) 的市场连接作用较弱, 无法为山地农村的产业附加值提升和产业链延伸提供有效的支撑;另一方面, 基础设施不足、工作岗位欠缺又无法吸引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而较低的人口基数和核心产业的欠缺, 又使山地小城市 (镇) 难以拓展第三产业功能, 发展生产服务业和日常服务业, 提高其宜居水平。因此, 在特定的山地区域, 必须依靠山地小城市 (镇) 自身的自然与人文资源优势, 按照城乡一体化原则进行城乡布局与核心产业布局, 才有可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

当前我国山地小城市 (镇) 建设已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其发展规模与质量将对整个区域的城镇体系发展和产业、经济、生态环境乃至地域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在土地、生态、经济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下, 城市设计作为一种积极的、针对山地城市振兴问题的研究与干预手段, 可为山地小城市 (镇) 的经济产业转型、土地资源整合、公共空间优化、社会文化复兴等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目前, 虽然已在部分小城市 (镇) 的城市规划或城市更新环节中开始推进城市设计工作, 但是既缺少对山地小城市 (镇) 城市形态现实问题的有效分析研究工具, 也缺少具有前瞻视野的长期导控机制。因此, 针对当前山地小城市 (镇) 在经济、生态、城市形态等方面的发展瓶颈和城市振兴的客观需求, 一方面需要结合实践, 探索具有可操作性与现实应用价值的山地小城市 (镇) 城市设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另一方面, 也需要面对山地城乡人居环境发展的复杂性, 重新认识城市设计的内涵与外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