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 城市公共空间在我国城市发展和建设中受到日益广泛和深入的关注, 这固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关, 但在这一动向的背后, 一定还潜藏着更为深层、隐秘的逻辑和动因。

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里, 中国的大中城市大多都走过了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程, 大规模突飞猛进的开发建设为城市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发展。随着人口的快速涌入和集聚, 城市的物质财富迅速积累, 与此同时, 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对于城市公共空间, 人们有了更多的需求和期待, 并越来越认识到以往城市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局限。比起气派的广场、宽阔的道路、林立的摩天楼和闪烁的霓虹灯, 人们越来越在意和关注与其生活日常更直接相关的城市环境和品质, 更加向往住区的归属感, 追求社区生活的丰富与闲适, 希望城市公共空间能够承载人文记忆、方便日常生活、激发地区活力、促进经济繁荣。我以为, 这一趋向更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城市属性的回归”, 更具体地说, 是城市人性、伦理和价值的回归。

城市是为人的生活服务的。因此, 城市的公共空间应该成为一种生机勃勃的社会场所——即“人的场所”, 它同时蕴含着社会经济、历史人文等要素, 而绝非单纯的物理空间概念。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威廉·H·怀特所说, 公共空间是场所, 而不是工程项目, 为了让公共空间真正成为人们聚会和自由活动的场所, 我们必须在设计公共空间时, 把人和人的使用一并考虑进去^[1]。对于山地城市公共空间的营造, 同样也离不开这个基本原则。

山地城市与一般城市的不同, 首先在于地形和空间的差异, 而这种差异又导致城市建造方式、风貌格局以及与之相应的人们生活状态的分异。比如山城重庆, 由于地形地貌的特点, 历史上就是一座依山而建、江水环绕、青山入城、城在山中的“山、水、城”深度融合、个性鲜明的山水城市, 展现出极具特色的城市空间形态 (图1) 。诚如褚冬竹在《无理重庆》一文中所言:“空间的差异首先促成了城市的差异。而隐匿在空间背后, 使一座城市之所以成为‘那座城市’的, 还在于与空间并行的使用状态、性格特点。”^[2]在重庆, 城市的特色既源于显而易见的空间形态, 也源于相对深层隐蔽的人们使用这些空间的方式和状态, 或者说空间中人的生活。所以“在重庆, 城市空间的限制、影响与惊奇远胜于建筑物本身。这使关于建筑的议题大都可以悄然转换为对空间的讨论。重庆, 将自然造化与人为建造结合, 大至山水起落、交通骨架、摩天大楼, 小至台院堤坎、陡坡斜巷、市井民宅, 在崇山峻岭中孕育出这样一个如此不同甚至难以用常规之‘理’判定的‘无理城市’。”^[2]

由于地形和空间条件的限制, 山地城市公共空间的营造往往无法完全遵循如教科书所阐释和强调的那些原则、规律或常理, 而常常会出人意料、出其不意 (图2) 。所以褚冬竹写道, “这类空间的形成、建立、使用, 难以用某些通常的、已完善归纳的普适规律来指导和解释, 也无法简单复制于他处, 甚至必须接受‘下不为例’, 往往具有强烈的在地性、针对性和时间性。”^[2]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出人意料的城市空间视为“无理”之作, 而更应当把它们的“不合常理”甚至令人惊讶, 理解为某种适应山地城市特点和规律的合理建造的逻辑结果。而支撑这种空间逻辑的, 正是这种特别的城市空间所承载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山地城市街道空间可以更好地反映这种逻辑关系 (图3) 。

街道, 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 在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功能的同时, 也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场所。在传统城市中, 街道与其说是因道路和沿街建筑的建设而形成, 毋宁说是在人的参与和互动中不断丰满和成就的。在人们共同的城市意象中, 街道具有一种公认的公共空间属性和形态 (图4) 。“概括而言, 街道是日常生活的必经之路, 尺度宜人, 路边不时有商店分布, 可以在此停留休息片刻, 会偶遇熟人……是鲜活的生活场所。从人们印象中街道的城市意象来看, 街道应具备两个基本属性——既具有城市基础设施属性, 又具有适合日常生活的社会属性, 两者缺一不可。”^[3]

与平原城市的街道相比, 山地城市街道的走向与山体等高线关系密切, 并非形成清晰的东西或南北走向的街道, 而是大体顺沿等高线的横街和垂直于等高线的纵街, 因此其街道的空间形态与非山地城市街道有明显的不同 (图5) 。正像汤桦在一篇论述他在重庆创作实践的文章中所言:“重庆是一座魔幻的城市。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人们, 会发现过去的城市经验失效。平原城市往往在水平方向上展开, 易于感知。而重庆, 沿着山体向上, 不同标高的建筑交错重叠, 其间隐藏着茶馆、酒肆、索道、吊脚楼……而道路随地形蜿蜒穿行于高楼与绿树之间, 行人车辆拥挤而行。不同年代的房子、桥梁, 高高低低、层层叠叠。怀旧与时尚, 人工与自然, 在同一个空间里和谐共存。”^[4]山地城市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正是在与这种城市空间, 特别是街道空间互为因果的参与互动中发生和展开的。

同国内许多大城市一样, 在过去二三十年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 重庆的城市街道格局和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有许多值得我们深思。正如这个时期不少城市都出现过的情形和问题一样——“面对机动交通、基础投资和城市扩张等需求刺激, 许多街道被拓宽, 并新建了大量新区道路, 处于以新增公共产品供给为主的阶段。但随着土地资源受限、生活方式改变和城市治理创新……道路资源逐渐趋于稳定, 新建街道逐步减少。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重新评估城市快速发展时期的道路建设, 便会发现其设计的工程化导向突出、人文关怀不足, 对机动车需求的关注远高于对步行者和骑行者需求的关注, 作为基本公共产品并没有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5]

如前所述, 街道的交通功能和作为日常生活必经之路的属性, 使得它们能够汇集人流, 创造人与人相遇的机会 (图6) 。“街道沿线的步行与活动空间为人们开展公共活动提供了场所;街道两侧的商店、广场和绿地使人们的公共活动有了目的;绿荫、座椅和其他环境设施使人们能够更加舒适地使用街道。显而易见, 街道是城市中数量最多、使用最频繁、最易到达的公共空间。街道的使用者包括步行者、骑行者和驾行者, 其中步行者的活动最为多样, 包括悠闲漫步、跑步、偶遇攀谈、休憩以及购物、餐饮等室内外商业活动。在街道设计中重视其公共空间属性, 对于增加交往、促进消费、提升市民幸福感都具有直接意义。”^[5]

尽管近年来人们对于城市街道的关注越来越多, 许多学者开展了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街道空间研究, 也产生了不少优秀案例, 但总体而言, 当前我们城市街道的现状仍不容乐观。面对城市里大量的机动车干道, 人们似乎越来越怀念传统城市里那种亲切宜人、充满活力的公共空间。所以才不难理解, 为什么回归街道生活、找回久违的日常生活场所, 在今天会成为一个从政府到百姓、从专家到市民共同关心和热议的话题。

实际上, 许多发达国家在其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 刘易斯·芒福德 (Lewis Mumford) 在其重要著作《城市发展史》中, 就对大都市中心区普遍出现的车辆拥挤、步行环境恶化等现象进行了批判, 呼吁在城市发展中打造富有生活气息、适宜步行的街道^[6]。而同一时期简·雅各布斯 (Jane Jacobs)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也指出, 城市步行道路是城市中最重要的“器官”和公共空间, 由此提出活力街道的两个必要条件——安全性和多样性。其小尺度、多样性以及恰当密度和功能混合等理念对新城市主义的城市建设和道路改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

雅各布斯的反思是从对城市的理解开始的, 她通过对一些“普通而平常的事情”的观察和思考, 触及了现代城市规划中的深层次问题, 引发了对社会公正、生活多样性、复杂性、人性化等城市各方面价值的深入思考, 启发了人们对城市和生活的重新认识。她认为城市首先是公众生活的场所, 因此更应当关注的是使城市得以正常运行的机制。人们怎样规划和建设城市, 取决于他们怎样认识和理解城市, 从而怎样设定这种建设的目标。所以, 在雅各布斯的笔下, 城市不再只是水泥丛林, 她更加关心下水道是否堵了, 自来水是否干净, 孩子们是否安全, 公园的路灯是否能照见黑暗角落……她认为规划是城市中复杂关系和不同人群利益的协调过程, 更多地是一个政治过程。

论及城市的特性, 雅各布斯选取了人行道、城市街区和城市公园这些公众日常生活的载体来讨论它们的用途和运行机制。通过对人行道的观察和剖析, 警示人们重新认识城市, 给城市定义并赋予城市意义。她指出, 一个街区有活力和安全舒适的核心正是作为公共空间的人行道及其日常生活。宽敞的人行道为孩子提供了运动、游戏的活动空间, 也让这些孩子处在道路两侧房屋里成人们友善的关注之下。在居民熟悉的家门口, 街道边杂货铺的全天候营业对其所在街区的生活形成了一种天然的维护 (图7) 。因此雅各布斯将人行道之于城市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并从安全和社会交往等角度阐释了城市活力产生的真正原因。

雅各布斯的上述思想和理念与我们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重庆渝中半岛近年来的城市更新, 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历史上的渝中半岛作为重庆的母城, 有着特殊的自然地理特征、丰富的文化地景、个性鲜明的城市形态和历史记忆, 以及独具特色的都市尺度和城市肌理, 其街巷空间与市民日常生活的关联极为密切。

然而在过去的数十年里, 渝中半岛和许多大城市核心区一样, 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城市特色肌理的日渐消逝。具体表现在:失序粗放的城市改造和碎片化的城市开发对城市的自然系统产生了巨大冲击, 原有的城市形态日益失去其特色;迅速扩张的城市建筑使得重庆“山水城市”的生态绿地遭到吞噬, 山脊线和滨水岸线受到严重侵扰;大规模“平丘填壑”和“大拆大建”式的规划与建设方式、旧城改造中出现的过大尺度街区以及对其他城市建设模式的简单效仿, 使这座昔日极具特色的城市日益失去了独特个性;传统街巷、民居、步道等在大规模的城市开发中被迫退让, 大量假古董对传统景观的替代以及后天人为美化对先天自然颜值的改变, 正在模糊城市的辨识性, 破坏城市的特有风貌;一些文化遗产、历史遗迹、标志建筑的拆除或损毁, 减少了城市的岁月典藏, 消散了城市的传统记忆。

近年来, 在对城市发展和建设模式的不断反思中, 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市的发展和演进犹如生命有机体的生长, 是遵循自身内在规律的。而过去很长一段时期, 城市的开发和建设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这种规律, 使我们的城市在日益失去其风貌特色的同时, 更丧失了使城市得以健康运行的机制和动力。为此, 我们针对渝中半岛城市建设的特殊背景和现实条件, 提出了全面实施“城市双修”, 持续性、常态化、小规模、渐进式推进城市精细化有机更新的建设思路。

被誉为重庆“最美街道”的中山四路, 是一条尺度亲切、环境宜人、历史丰厚的街道。这条不足800m, 既不宽也不长的小路及其周边汇集了从开埠到民国早期、从抗战到解放初期、从新中国成立到直辖后各个不同时期融汇东西文化、造型各异的建筑。而经年的繁盛林木又将这些年深日久的建筑掩映遮蔽, 使整条街道显得特别安然静谧, 同时又充满了一种不可言说的厚重与神秘感。在车水马龙的闹市中依然保留着这样一条幽静的街道, 令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都禁不住讶异和赞叹 (图8) 。

而值得称道的远远不止于此。实际上, 这条街道几乎记录下了重庆在近现代历史上全部重要的发展印记。特别是作为重庆城市发展史上最辉煌阶段的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中山四路成为陪都的政治中心, 这里的风云际会影响着中国时局乃至世界格局, 没有哪一条街道能像当时的中山四路一般, 既是政府的核心所在, 又是众多党派与各国使馆、国际盟军指挥中心的汇聚之地。从民国三十年代的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中山四路的名称起, 就注定了它与这个国家密不可分的命运。那些仿佛早已淡出人们视野的名宅依然在老街周围传递着残留的历史信息, 特别是桂园、特园、周公馆、戴公馆、张公馆等民国时期重要的历史遗迹, 时光的残片投影在它们青灰色的砖石之间, 镌刻下这个城市的沧桑往事。它们不仅为中山四路定下了空间尺度和肌理的基调, 更为人们讲述着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故事, 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记忆 (图9) 。

十年前, 因这条街道年久失修、破败凋零, 市区两级政府启动了中山四路的更新改造计划。由于这条街道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 在更新改造中充分尊重街道原有的空间尺度和肌理, 发掘并体现其历史文化积淀就显得尤其重要。为此, 首先遵照其历史脉络进行了改造更新的城市设计, 通过分析街道现状和构成, 对现有建筑进行保护、改造和拆除重建等分类处置 (图10) 。设计以几处重要的历史建筑为蓝本, 在按照历史遗迹的建筑、风貌进行修复整治的同时, 对整个街区的公共空间进行梳理完善、更新改造。

比如在由上清寺转入中山四路的街道第一段落, 因原有两栋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普通多层住宅建筑损毁严重, 需要拆除重建, 设计将新建筑的风貌与紧邻的重要历史建筑桂园相协调, 并处理好新建筑功能与周边公共空间的关系, 同时充分考虑街道与相邻城市节点的空间过渡, 形成了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建筑空间和城市形象 (图11) 。在街道的中段, 原有建筑风格杂乱, 有两个学校入口和两栋危房, 新设计的建筑与整个街道氛围协调一致, 同时优化学校出入口及转入旁边支路的空间关系 (图12) 。在团市委和历史建筑戴笠公馆一段, 原团市委前广场有大门阻隔, 导致空间封闭, 设计将其改建成一个开放广场, 使之成为街道的一部分, 而戴笠公馆一侧则扩建为一个可以俯瞰嘉陵江的“城市阳台” (图13) 。最后一段有部分拆除建筑和周公馆、雾都宾馆等重要建筑, 设计在保留原有铜像广场空间的同时, 又优化了周公馆与雾都宾馆及周边建筑的空间关系 (图14) 。此外, 人民小学对面一片以往被忽视的坡地空间, 被改造成为顺应环境条件的街头绿地, 为市民增加了一处亲切、有趣、方便活动和休憩的场所 (图15) 。

改造后的中山四路既留存了它的历史记忆, 也延续了当下的生活。许多市民表示, 行走在这条经过改造的街道上, 其宜人的尺度、和谐的空间、丰富的形式和优雅的格调, 令他们对这条自己曾经熟悉的街道又平添了几分亲切、几分新奇和几许自豪。所有来到这里的人们, 无论是普通市民、游客, 还是城市和建筑的专家、学者, 都毫不掩饰对这条街道的喜爱之情。

中山四路的改造之所以受到人们青睐, 并非因为它是这座城市的政治和权力中心所在, 而恰恰是因为这条街道并非由于其曾经的辉煌和如今权力中心的所在而丧失了为普通人日常生活服务的功能, 而是像城市里最普通的街道那样, 为人们提供了许多宜人的日常生活空间 (图16) 。许多人在看待和评价此类历史街区更新改造的成败与得失时, 往往较多关注和谈论的是改造更新时所采取或“恢复还原”的某种历史形式或“风貌”,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与这些形式语言相比, 使中山四路改造更新获得成功的更为重要的因素, 是设计者对这个特定街区的空间环境、人文背景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人们的生活状态的深入理解、充分尊重和真诚回应。由此产生的街道空间才是真正贴合这个地方自然条件和文化背景、符合人们生活需求和意愿的日常生活空间 (图17) 。

与中山四路紧邻的嘉陵桥西村, 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典型山地城市社区, 北邻嘉陵江牛角沱大桥, 东接中山四路, 有鲜英、马歇尔等不少中外历史名人的故居分布其中。一路之隔的特园以及相距不远的桂园、周公馆、戴公馆等抗战时期的重要历史文化遗迹, 构成了这个城市社区的独特环境与文脉。这样一个有着丰厚历史底蕴的社区, 自然地潜藏着某种特殊的气质和环境氛围, 只是由于长年建设、维护的缺失和不力, 才导致了社区的衰败和活力的丧失, 与许多城市中心区的老旧社区一样, 曾经一度环境脏乱、建筑破旧, 也缺乏必要的基础设施 (图18) 。而几年前开展的整治, 更多地着眼于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 除了对破旧的建筑进行改造更新外, 对社区环境、交通步道、休憩健身场所以及路灯、垃圾站、卫生间、指示牌等细节也同样重视。前些年有不少世代在此生活的居民带着无限的眷恋搬离了这个社区, 然而经过整治以后, 不少已经搬走的住户又搬了回来, 自豪和喜悦之情都写在他们的脸上 (图19) 。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李子坝, 曾经是嘉陵江畔一个破败不堪的棚户区, 其间夹杂着几间早已停工的小作坊, 同时还有几座建于上世纪早期的办公建筑、银行金库、私人公馆、学校校舍等散布其中 (图20) 。2009年启动危旧房改造工程时, 这里被规划为一座“拆危建绿”的滨江公园。在公园设计的过程中, 一些重要的历史遗迹逐渐被发现, 有关文物和建设部门在对其进行初步考证时发现, 它们都与抗战历史密切相关。于是, 一个新的设想形成了——渝中区政府决定将这里的九座历史建筑保留下来, 并以此为基础, 建设一座抗战建筑遗址公园。公园的设计充分利用了该地块沿江坡地的地形条件, 将几座历史建筑作为公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几座历史建筑涉及抗战时期的军事、工业、教育、金融等多个领域, 是了解重庆抗战历史和文化的不可多得的重要物证。建成后, 这座近2km长的滨江抗战遗址公园, 在寸土寸金的渝中区为老百姓提供了一处休闲健身、亲近自然、感受历史的绝佳去处, 受到了市民群众的交口称赞 (图21) 。

解放碑和朝天门是渝中半岛乃至整个重庆城最重要的两个区域, 虽然因为山城地形条件的限制, 联系两者之间的道路纵横交错、迂回曲折, 但仍然形成了极具魅力、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城市片区。然而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建设中, 由于片面追求城市开发中的土地利用价值以及单纯强调机动车优先, 街道的空间格局与肌理发生了很大改变。大量纵向步行街巷被阻断, 而沿等高线的横向街道也因为机动车优先的目标取向而日益失去了昔日承载日常生活的功能, 成为了单纯服务交通功能的道路 (图22) 。针对这些问题, 结合新建的朝天门来福士广场项目, 渝中区政府启动了新一轮旨在提升解放碑至朝天门城市片区步行空间品质的城市设计。这次城市设计的目标, 是在这个已建成城区内, 充分考虑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特别是步行行为的需要, 优化车辆交通、完善服务设施、突显文化特色、提升公共空间品质, 使重庆这一中心城区真正成为一个宜居宜业、人文荟萃、生活便利、充满活力的地方 (图23) 。

总之, 山地城市中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空间, 是城市中最大量、最普遍和最被人们熟悉的空间。与那些更具仪式感、标志性的非日常生活城市空间相比, 它们平淡无奇, 却承载了人们每日重复的日常活动, 对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品质产生更重要、更直接的影响。日常生活空间铺陈了一个城市的底色, 它们之于城市非日常生活空间, 犹如图底关系中的“底”之于“图”。一个城市只有完整地铺就了它的底色, 才具备完成其根本职能的条件。而那些标志性、戏剧性的个体不过是在为其增色而已。可惜在现代城市急速发展的背景下, 人们却往往忘记了城市为人的生活服务的根本属性, 而本末倒置地过分关注和炫耀那些标志性、戏剧性的个体, 所以作为城市重要基础的底色——为日常生活服务的公共空间——才变得如此模糊不清。如果希望我们的城市重新成为人类生活的场所, 就应当回归城市最基本的目标和属性, 重新铺展城市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