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美国联邦公路局将重大工程项目定义为总投资超过10亿美元, 并对所在区域政治、经济和生态环境有深刻影响并引起公众广泛关注的工程项目。目前, 全球每年重大工程项目投资额为6万亿～9万亿美元, 占全球GDP的8%左右, 重大工程项目不仅在世界经济活动占据重要地位, 而且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但相关调查表明重大工程项目中约有90%存在成本超支、工期滞后、功能发挥不佳等问题。重大工程项目具有结构和功能复杂、技术难度大、涉及交易众多等典型特征, 这加大了项目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此外, 多数重大工程项目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业主通常为政府或社会公共组织, 利益相关者分散性与模糊性使得重大工程项目内部集合了众多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高度不确定性引发的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各种关系的交织与冲突成为传统管理模式在重大工程项目中“失效”的症结所在。对机会主义有效抑制和利益相关者关系协调已不再是项目管理所能解决的问题, 而必须从项目治理层面对重大工程项目利益相关者经济和社会关系进行规制。

项目治理包含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两个基本维度, 契约治理是一种通过制度和契约等结构安排来约束各方行为的正式治理机制, 而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相对应, 是指双方依靠以信任为基础的关系规范以及对关系连续性预期抑制投机行为, 降低交易成本的非正式治理机制。在高度不确定性环境中, 契约治理会因内外部环境不断变化导致谈判及契约修订重复进行, 交易成本会随之增加, 关系治理则在信任基础上以友好方式共同协商, 联合解决问题, 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 进而带来项目绩效提高。虽然关系治理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有改善作用, 但其作用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且关系特征受关系所处情景直接影响。基于此, 本文立足于我国社会背景, 以关系绩效为中介变量, 探究我国重大工程项目中关系治理作用机制。

交易成本经济学视角下, “气氛”是交易成本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 即交易双方关系质量不高, 无法营造一个基于融洽关系的交易环境, 使得交易过程存在困难及交易成本增加。内部交易众多是重大工程项目典型特征之一, 因此, 关系质量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有着重要影响, 而关系治理作为一种非正式治理机制, 通过对各方关系的营造和规制, 将关系纽带嵌入项目交易过程, 对交易达成起到促进作用。

关系治理被定义为协调交易方之间活动的一系列隐性规范以及交易方之间共享的价值观和行为标准, 而对于关系治理的构成维度, 目前并未取得一致的观点。但在众多的研究中, 信任、承诺、沟通和合作作为关系治理的主要构成维度得到了普遍认同。其中, 信任对于建设项目交易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业主对承包方高度信任能够显著降低业主监管成本, 进而提升项目绩效。在中国社会情境下, 情感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契约作用。重大工程项目复杂性决定了契约不完备的必然性, 在此情形下, 情感信任能够显著减小各方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降低各方机会主义倾向。能力信任出于对交易方专业能力的客观预期, 是组织克服重大工程项目复杂性, 实现项目目标的主要心理支撑。关系治理内涵中承诺属于组织间承诺, 包含承诺态度和承诺行为, 承诺态度反映各方对组织间关系投资的意愿, 而承诺行为是传递承诺态度、发展关系意愿的具体行动。重大工程项目各参与方之间的承诺, 反映了一种为获得关系价值, 实现项目目标而主动投入的意愿。沟通作为一种重要的关系规范, 指重大工程项目中各参与方通过各种非正式渠道进行的信息交换。重大工程项目作为一个物质、信息和关系的高度集合, 频繁、有效的沟通不仅能够增进各方彼此间的了解, 消除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 减少机会主义, 而且能够改善各方的协作效率, 提高项目绩效。合作在关系治理视角下体现为联合规划目标和联合解决问题。在重大工程项目中, 合作是应对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主要途径, 各参与方良好的合作对于实现项目目标, 提高项目绩效具有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研究假设1:

H₁:关系治理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具有正向作用

关系治理作为对组织间契约规定之外非正式关系的规制, 关系绩效与之相对应, 是对组织及人际间关系动机和行动意愿的考量。因此, 关系治理对组织间关系绩效提升有着至关重要作用。组织间信任建立能够消除各方猜疑, 增加守约预期, 进而提高组织自身守约意愿。关系营销理论认为, 基于信任和互惠的承诺代表了关系纽带的“最高阶段”, 在重大工程项目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情形下, 承诺实质上是组织自觉承担不确定性风险的表示, 代表了组织自觉奉献的态度, 因而承诺对于组织间关系质量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及时有效的沟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组织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 降低信息势差, 避免组织间的误解, 提升关系绩效。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研究假设2:

H₂:关系治理对组织间关系绩效具有正向作用

关系绩效作为超越契约和职务规范范畴的行为与活动, 有利于保持和提高组织间任务绩效。虽然关系绩效不会被正式报酬系统所承认, 但对于重大工程项目绩效实现而言却是重要的。重大工程项目工作任务复杂性和挑战性更多地需要组织间以一种创新思维方式应对, 而良好关系绩效下乐于帮助他人和积极协作的意愿能够激发组织间成员合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实现项目的高绩效。此外, 机会主义作为重大工程项目绩效提升的重要阻碍因素, 以高度自觉守约意愿为表征的关系绩效则会显著降低组织间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

基于上述分析, 提出研究假设3:

H₃:组织间关系绩效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具有正向作用

关系治理对项目绩效的促进作用源于双方信任、承诺等情感投入带来的组织间关系质量改善, 这种以关系为表征的情感互动提升一方面抑制了双方机会主义倾向, 另一方面激发了组织协作、奉献等亲组织行为, 即组织间关系绩效的提升, 而信任—承诺理论也认为, 信任和承诺等关系指标是区分好的、高效率的和坏的、低效率的关系绩效的标志。James R.则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良好的关系绩效带来良好的任务绩效表现, 以上理论及实证研究从侧面说明了关系绩效在关系治理和项目绩效之间的桥梁作用。由此可以推断, 关系治理通过组织间关系绩效这一变量影响重大工程项目绩效。

基于上述文献与推论, 提出研究假设4:

H₄:关系治理通过组织间关系绩效对大型复杂项目绩效产生正向促进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 构建重大工程项目关系治理机制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为保证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 本文采用现有研究中验证过的成熟量表作为初始量表。在调研之前, 邀请6名有重大工程项目管理经验的人员进行预调研, 对问卷题项设置提出建议, 据此进行修改, 形成最终调查问卷。

工程实际中, 重大工程项目绩效受到诸多因素影响, 除关系指标外, 其他因素诸如社会环境因素等也会对绩效产生影响, 为最大限度排除其他因素对本研究影响, 研究选择山东、安徽、江苏、天津等地相同类型和相似情境中的重大工程项目作为样本。问卷调查对象主要包括业主方管理人员、项目咨询单位管理人员、设计方管理人员、各施工方管理人员及监理工程师。本次调查历时3个月, 共涉及18个重大工程项目。调查通过电子和纸质两种形式, 共发放调查问卷350份, 其中电子问卷200份, 纸质问卷150份。共收回问卷282份, 其中有效问卷239份, 包括电子问卷136份, 纸质问卷103份。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从调查对象的基本资料可以发现: (1) 建设方、项目咨询方、设计方和施工方等主要参与方样本数量基本持平, 占到总样本数量的89.54%, 保证了调查结果中项目核心参与方的“话语权”; (2) 从受教育程度看, 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样本占到总样本的92.05%, 确保了调查问卷题项能够被调查对象准确理解; (3) 从工作经验来看, 工作年限>3年的受访者样本数量占到总样本的81.59%, 表明大部分调查对象具有较为丰富的项目管理经验, 保证了调查数据的可靠性。

研究采用7级Likert量表测量各指标权重, 其中用“1”-“7”分别代表“非常不满意”、“不满意”、“比较不满意”、“一般”、“比较满意”、“满意”、“非常满意”。将Cronbach’sα值作为检验数据信度的指标, 得到整体信度检验指标Cronbach’sα值为0.944, 且删除任何题项指标值不会提升, 说明模型有较高的可信度。所有构念的因子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 各级变量的Cronbach’sα均大于0.7, 表明各级变量均具有良好的信度, KOM值亦均大于0.7, 所有构念最小因子载荷为0.705, 累积方差最小贡献率为56.83%。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信度较高, 比较稳定。

本研究量表题项均来自国内外已验证的成熟量表, 并在设计过程中广泛征求该领域相关专家意见, 经仔细推敲、修正, 形成最终量表, 因此, 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 量表所有构念复合信度均较高, 且所有因子载荷均高于0.7, 具有很较好的聚合效度。研究采用AVE值判别效度检验, 由表3可知, 各因子AVE值均大于0.5且平方根均大于与其同一列内所有其它相关系数, 由此可以认为变量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

基于样本数据的可靠性, 利用AMOS21.0对假设模型进行拟合检验, 得到理论假设模型的各项适配度指标:χ²/df=1.799, GFI=0.849, AGFI=0.820, NFI=0.954, R FI=0.937, I FI=0.929, T LI=0.921, CFI=0.929, RMSEA=0.058, 基本满足1<χ²/df<3, GFI>0.9, AGFI>0.8, NFI>0.9, RFI>0.9, IFI>0.9, TLI>0.9, CFI>0.9, RMSEA<0.08模型适配度标准, 虽然GFI=0.849<0.9, 但仍处于大于0.5的可接受范围内, 因此理论假设模型与样本数据契合, 模型可以被接受。该结构方程模型的检验结果表4所示。

为验证假设H₄组织间关系绩效在关系治理与重大工程项目绩效的中介作用, 应用Bootstrap方法对关系绩效的中介作用进行显著性检验, 其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 总效果、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的置信区间均未包含0, 即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都显著, 因此, 组织间关系绩效在项目治理和重大工程项目绩效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模型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

由表4可知, 关系治理对组织间关系绩效和大型复杂项目绩效的标准化路径影响系数分别为0.820和0.473, 假设1和假设2成立, 即关系治理对组织间关系绩效和重大工程项目绩效都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在项目交易过程中, 合同作为各方行为的事前规制机制, 其完备性与项目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成负相关。在重大工程项目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背景下, 以合同为代表的契约治理并不能对项目利益相关者责权利进行完全合理地配置, 这种不完备性缺口诱发了组织机会主义倾向, 而再谈判则会导致交易成本增加, 契约治理“效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与契约治理相对应, 关系治理基于情感和价值认同, 在合作过程中能够显著拉近组织间心理距离。在情感内核驱使下, 组织间的连结包含着浓厚“义”味, 这种道义与情感的共同作用使组织间具有强烈的“荣辱与共”意识, 基于公平感知的自觉守约和有限自利成为各组织成员共同遵守的心理和行为准则, 而心理与行为的同步带来组织间耦合效应促进了组织各方关系的产生与发展。此时, 项目绩效不仅关乎各方利益, 更是各方维系和增进组织间关系的纽带, 良好的项目绩效也就成为关系治理下组织间关系亲近的必然。

由表4可知, 组织间关系绩效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的标准化路径影响系数为0.465, 假设3成立, 即组织间关系绩效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关系绩效虽然不是具体的生产或服务活动, 但它能够为这些活动提供广泛的心理和环境支持。在中国传统“和为贵”道德实践原则影响下, 和谐的关系已成为组织成员的一种情感需求, 重大工程项目作为各种复杂社会网络关系的集合, 其对组织间关系绩效的依赖也更为显著。此外, 在东方文化背景下, 集体主义作为重要的文化基因, 其在心理层面产生的归属感激发了组织成员奉献的积极性, 这种追求集体利益最大化的意愿对重大工程项目绩效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也与西方契约思维下崇尚独立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对比。

由表5中组织间关系绩效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置信区间可知, 组织间关系绩效在关系治理和重大工程项目绩效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H₄得到部分证明。关系绩效作为组织间关系质量的表征, 在关系治理和重大工程项目绩效之间起着承前启后作用。一方面, 关系治理对组织间关系促进和协调增进了各方的情感认同, 提升了各方关系强度。基于关系改善带来的心理距离拉近, 组织各方将彼此纳入“熟人”泛家族范畴。为维持己方在“熟人”眼中的形象, 组织间协作意愿与自觉奉献精神显著增强, 这种对“面子”的追求与组织间良好的关系绩效导向不谋而合;另一方面, 重大工程项目中, 项目目标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对机会主义的倾向, 而良好关系绩效下自觉守约意愿使得组织在面对机会主义时会“不好意思”, 这种由传统文化基因决定的思维逻辑在重大工程项目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背景下对项目绩效的实现有着深刻意义。

关系治理构成维度分析由图2可知, 在关系治理构成维度中, 情感信任与合作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0.904和0.949, 表明在我国情景下, 情感信任与合作在重大工程项目关系治理机制中起着主导作用。由“关系”衍生的情感信任是一种自愿且稳定的强信任, 且由于中国人对人际关系的心理依赖, 正式契约已不是组织间建立信任的必需, 而成为了保证交易顺利完成的底线。情感信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产物, 在组织交易过程中往往起着“软契约”作用, 它能够有效约束双方交易过程中的投机行为, 维持组织间忠诚。虽然中国式“关系”具有先天性和封闭性特征, 但关系的社会性决定了其类型与强度并非一成不变, 项目绩效导向的“合作”为各方的相互了解提供了机会, 基于对共同文化价值的认同, 组织间“关系”产生成为可能。

本研究基于关系治理视角, 以组织间关系绩效为中介变量构建了重大工程项目关系治理作用机制模型, 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关系治理对组织间关系绩效和重大工程项目绩效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关系治理增进了各方情感认同, 这使得关系互惠性得以显现, 因此, 组织愿意将更多的情感与资源投入到双方关系中, 这种“类专用资产”的投入在改善关系绩效同时, 也使项目绩效得以提升。

(2) 在关系治理对重大工程项目作用机制中, 组织间关系绩效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关系治理构成维度中“合作”、“沟通”等带来的主观能动性和信息共享程度提升有效降低了重大工程项目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对项目绩效产生了直接作用;关系治理对项目绩效的促进作用源于其对各方关系的规制和协调, 优良关系绩效下亲组织行为成为项目成功的重要保证。

(3) 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 情感信任作为“关系”的产物对组织间关系绩效的提升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 “合作”作为“关系”一种触发机制, 催生了组织间的“关系”及情感信任。

从结论中可得到如下管理启示: (1) 面对重大工程项目高度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导致的契约治理不完全性, 组织管理者要充分认识到关系治理的重要作用, 努力加强各方间非正式合法互动, 积极提升关系强度; (2) 组织间关系绩效在关系治理作用机制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重大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 管理者应努力寻求与各方的文化共性, 增进组织间文化认同, 为关系绩效提升创造可能; (3) 中国情境下, “关系”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 组织管理者应充分肯定其在项目绩效提高过程中的作用, 在道德和法律允许范围内, 积极利用“关系”以营造一个和谐的有利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