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作为“文化线路”遗产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 (中国部分) ”及具有文化线路遗产特征的“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后, “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申遗引发了广泛关注, 2015年“蜀道”成功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 此外, 地方政府积极响应的还有“茶马古道”“万里茶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将遗产分为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和文化混合遗产及文化景观遗产4类。但为拓展申报思路, 达到精确制导、有效评判的目的, 2005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将文化线路以遗产线路的名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特定遗产类型”中, 文化线路作为某种遗产类型而被确认。2008年加拿大渥太华第16届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上通过的《文化线路宪章》将文化线路作为一种遗产类型, 从内涵到定义与构成、从类别与指标到识别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均有了基本确定的解释和界定, 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

广东地处我国南疆, 是一个相对独立且封闭的地理单元。南粤古驿道是先民翻越南岭, 突破地理限制, 实现区域开发, 沟通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必然结果, 也是中原王朝控扼边陲, 维护国家统一的有力工具。如图1所示, 南粤古驿道是指1913年以前广东境内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人员往来的通路, 包括水路和陆路、官道和民间古道。

如表1所示, 南粤古驿道的遗产要素可分为4类: (1) 古道和交通史迹包括驿道本体及其相关附属设施; (2) 城市与村落史迹指古驿道所串联的聚落及其遗迹; (3) 商品生产与贸易史迹反映古驿道在区域交流中所承担的经济职能; (4) 多元文化史迹反映古驿道在区域交流中所承担的文化职能 (见图2) 。

对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项目来说, 认定并准确阐释其“突出普遍价值”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 是申报工作中最具决定性的部分, 直接影响到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ICO-MOS) 专家对该项目的评审与推荐。

南粤古驿道的开发和拓展极大推动了区域间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交流, 不仅包括岭南地区内部, 还包括岭南地区与长江流域、中原地区乃至海外诸国之间持续近2000年不间断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秦汉以来, 随着南粤古驿道逐步形成和发展, 中央王朝以古驿道为路径, 通过军事征服、政权设置、人口迁徙、赋税征收、科举考试等手段, 将岭南地区纳入中央王朝统治体系。同时, 南粤古驿道也进一步深入山区少数民族地区, 推动民族融合。中央王朝以古驿道为媒介, 通过派遣使臣、朝贡贸易等与海外诸国进行长时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

南粤古驿道也是古代岭南地区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见图3) 。唐宋以来, 随着岭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南粤古驿道逐渐向经济型转化, 不少交通枢纽成为地区的商业中心。明清时期, 一些边远地区普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商品经济发展浪潮, 一些山隘偏道甚至出现了墟市, 如广东吴川县梅菉墟在明后期已十分繁盛。

南粤古驿道是岭南纳入国家大一统、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独特历史见证, 也是岭南地区融中原文化、南越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和海外文化等诸文化于一炉, 最终形成岭南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和历史见证, 更是岭南三大民系 (广府、客家、福佬) 诞生、形成、发展的直接动因。

岭南通过南粤古驿道纳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 也是岭南地区以南越文化为本底, 以中原汉文化为核心, 融合楚、吴越、巴蜀和海外等文化, 最终形成“岭南文化”的过程。在“岭南文化”形成过程中, 人口迁徙特别是汉族到来, 无疑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北宋末和南宋末, 金人和元人相继南侵, 大量灾民流散到相对安定的岭南, 两次移民的人数多、规模大、时间长、素质高、分布广, 对岭南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宋元时期, 基本形成广府、福佬和客家三大民系 (见图4, 5) 。

岭南地处南疆, 长久以来与中央王朝存在较大离心力, 中央王朝也视岭南为蛮夷之地, 但随着南粤古驿道的形成和发展, 岭南最终被纳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内。唐宋以来, 随着南粤古驿道不断完善和发展, 岭南纳入国家大一统的程度越来越深, 广东由羁縻之地最终成为“内地十八省”之一, 且边远山区少数民族不断受国家大一统思想影响,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概念逐渐深入人心。

南粤古驿道是岭南地区乃至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见证, 如历代人口南迁、禅宗南传、朝贡体系、陶瓷外传、西学东渐、开埠通商等。

1) 朝贡体系明代对番邦朝贡的路线有严格的规定, 特别是明嘉靖后, 浙、闽地区的市舶司撤销, 广州成为唯一的朝贡港口, 占城、暹罗、爪哇等东亚国家纷纷由广州港入境, 再从广州出发, 沿北江北上至韶州, 然后溯浈水至南雄, 舍舟陆行过大庾岭, 顺赣江而上南昌, 进而至北京。

2) 瓷器外传从16世纪开始, 广东各地通过驿道、运河输送瓷胚到广州进行再加工, 形成独特的广彩, 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重洋。以广州为中心, 至今在南粤古驿道沿线上分布着许多知名窑址。

3) 西学东渐广州在清代是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 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漂洋过海, 通过南粤古驿道传入我国内地。

4) 开埠通商近代西方列强通过船坚利炮轰开我国国门, 与我国签订不平等条约, 近代珠三角的通商口岸有香港、澳门、广州、江门、惠州等。通商口岸与南粤古驿道衔接, 使整个广东甚至我国华南地区被纳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 (见图6) 。

广东省自2016年起, 在全国率先开展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 确定了“两年试点、五年成行、十年成网”的目标。通过两年的工作, 南粤古驿道已梳理出包括古道、绿道、步道、风景道及水道在内的文化线路路径, 建立起南粤古驿道标识系统, 聚集起体育、农业、文化、旅游、生态等不同产业发展的资源要素, 8条各具特色的古驿道示范段初具规模, 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形成良好的示范引领效应。

坚持“省级指导、地方推进, 住建牵头、部门联动”的原则。省级层面, 成立“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规划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全面统筹南粤古驿道系列工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头, 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和监督本省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工作, 国土资源厅、环境保护厅、文化厅、文物局、旅游局、体育局、发改委等省有关部门整合相关政策和资金并向古驿道重点线路沿线地区倾斜, 各地级市以上政府负责具体推进古驿道重点线路的保护和修复利用工作, 建立了一套多部门、多层级且高效实干、责权明晰、统分结合的协同管理机制。

由广东省住建厅牵头, 编制《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 为各地开展南粤古驿道线路规划建设提供总体框架和重要指引, 同时还颁布了《广东省古驿道保护与修复指引》《广东省古驿道标识系统设计指引》《广东省古驿道综合调查研究》《广东省古驿道示范段建设标准研究》《广东省古驿道管理和维护机制研究》《广东省古驿道房车营地规划建设指引》等指导性文件, 从各个角度规范各地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在各县市层面, 要求编制区域内南粤古驿道专项规划并配套政策指引, 细化实施工作。要求各示范段编制示范段详细规划, 严格开展古建修复, 引导景观设计 (见图7) 。

在推进南粤古驿道保护利用工作过程中, 通过大量品牌活动唤醒公众及社区共同的历史记忆, 广泛调动参与热情, 实现遗产的社会价值, 在省内形成一股强劲的“古驿道热”“传统文化热”“历史文化热”, 使遗产真正“活”起来, 提升文化自觉, 坚定文化自信。

2017年, 广东省在古驿道沿线传统村落共举办18站“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 在社会上尤其是年轻人中掀起一股“南粤古驿道热”, 其他品牌性体育活动还包括南粤第一峰铁人三项, 穿越丹霞、古驿道骑行赛, 古水道划船赛等 (见图8) 。

本文通过挖掘和梳理南粤古驿道遗产要素, 提出构成南粤古驿道的4类遗产要素能真实、完整地反映南粤古驿道的3条突出普遍价值。由广东省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规划建设管理领导小组全面统筹, 省住建厅牵头并积极开展的南粤古驿道保护活化利用工作也为我国区域性、线性等复杂大型遗产的保护与活化利用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方法, 对保护国家文化遗产、实现国家文化复兴有突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