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新城新区成为了城市发展空间的新形态和产业集聚发展的新平台,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的过度集聚。然而部分地区的新城建设中忽视了城市产业功能的培育与发展, 导致出现住宅社区入住率低、职住关系不平衡、公共服务配套缺失等诸多问题, “空城”、“睡城”等现象也频频出现。究其根源, 发生这些现象的主要问题在于“产城分离”, 即产业化与城镇化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不协调同步。

面对“产城分离”阻碍新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现状, “产城融合”的发展思路顺势而出。它要求把产业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整体, 以产兴城、以城促产, 从而达到产业和城市协调发展、相互促进的效果。因此在此背景下, 研究新城产城融合问题, 探索影响新城产城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 对新城可持续健康发展以及我国新型城镇化工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 目前针对产城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内涵、发展路径以及指标体系构建等方面, 缺乏对新城产城融合发展因素相互影响关系和结构层次体系的识别和分析。因此本文基于解释结构模型和交叉影响矩阵相乘分类模型, 辨识并深入剖析各影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确定产城融合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 并以此为基础对新城产城融合良好发展提出建议。

新城产城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众多且错综复杂, 因素之间相互制约, 相互联系。有研究者将产城融合影响因素划分成产业因素、资源因素、社会因素及环境因素四个方面, 基于因子分析构建了高新区产城融合度评价体系, 并对56个高新区产城融合度进行实证分析;有研究者则是基于产业生产要素、经济实力、城市化水平及发展环境四个维度, 构建了产城融合作用机制模型, 为探索产城融合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依据。有研究者采用了层次分析法, 以产业、人口、空间融合与城市功能等四个要素为主要评价指标对金桥开发区产业融合度进行评价分析。而部分研究者使用DEMATEL模型从四个维度构建了我国新城产城融合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本文根据以往的参考文献, 基于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可操作性、整体完备性和代表性兼备的原则, 对新城产城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总结, 从中筛选并识别出4个要素:即产业生产要素、经济水平、城市建设及服务水平、发展环境, 并进一步细化, 划分出14个具体影响因素, 如表1所示。

解释结构模型法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Method, 简称ISM) , 由美国华费尔特教授于1973年研制开发, 并广泛应用于现代系统工程中进行定性分析。其基本方法是通过识别系统的构成要素, 利用有向图和矩阵所揭示的各因素之间的关系, 并以此为基础, 经过进一步的运算和推导, 从而揭示系统内各要素之间的层次结构关系。因此, 本文通过构建新城产城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ISM模型来揭示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层级结构, 从而为新城产城融合良好发展提供依据。

为确定14个影响因素之间两两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关系, 基于构建ISM模型的要求, 选用Delphi法, 召集十位从事新城产城融合研究的专家构成专家小组, 专家小组成员背景资料见表2。专家小组经过三次充分讨论, 明确了14个新城产城融合发展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为更直观和清晰地展现14个影响因素之间的二元关系, 本文基于最终的反馈结果构建了新城产城融合发展关键影响因素的结构自交互矩阵 (见表3) 。在矩阵关系图中, V表示行要素直接影响列要素, A表示列要素直接影响行要素, X表示行要素与相应的列要素之间相互影响, O表示行列要素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本文设置阈值为80%以防止专家无法形成统一意见, 即超过80%的专家统一认为两要素之间存在影响关系时, 才确定该影响关系成立。

邻接矩阵主要揭示了各因素之间具有的直接影响关系, 可达矩阵则主要揭示的是影响因素之间具有的间接关系。为进一步确定新城产城融合发展14个影响因素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关系, 基于构建ISM模型的要求, 本文以上述SSIM中影响因素展现的相互关系为依据, 首先构建了新城产城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邻接矩阵A (表4) 。其具体转化规则如下:因素s_i对s_j有直接影响时, 矩阵元素a_ij为1, 因素s_i对s_j无直接影响时, 矩阵元素a_ij为0。

其次以邻接矩阵A为基础, 经由Matlab编程, 计算得到可达矩阵M (表5) 。其具体计算规则为:基于布尔矩阵运算法则, 设矩阵I为单位矩阵

A₁= (A+I) , A₂= (A+I) ², ……, A_i= (A+I) ⁱ, 若 (A+I) ^k-1≠ (A+I) ^k= (A+I) ^k+1=M, 则称M为系统A的可达矩阵。

级间划分是以由邻接矩阵计算得出的可达矩阵为依据, 从而将各影响因素划分成不同层级, 并最终建立结构层次模型。为更清晰直观地了解14个影响因素之间的上下影响关系和最终的结构层次模型, 本文以上述的可达矩阵M为基础, 对各影响因素进行级间划分。为此首先确定了可达集合P (S_i) 和先行集合Q (S_i) 。可达集合是在可达矩阵中, 从因素S_i出发可以到达的全部因素的集合, 具体可表示为P (S_i) ={S_j|m_ij=1}。即P (S_i) 是可达矩阵中S_i行中所有矩阵元素为1的列所对应的因素集合。先行集合是在可达矩阵中, 可以到达因素S_i的全部因素的集合, 具体可表示为Q (S_i) ={S_j|m_ji=1}。即Q (S_i) 是可达矩阵中第S_i列中所有矩阵元素为1的行所对应的因素集合。

可达矩阵因素级别划分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要确立最高层因素集, 计算规则为:L₁={S_i|P (S_i) ∩Q (S_i) =P (S_i) ;i=0, 1, ……, k};其次依次确立其他层因素集, 将可达矩阵内最高层因素集所在的行和列依次划掉, 按照最高层因素集所定义的计算规则, 继续求解余下因素集合中的最高层因素。依次类推, 直至最后一级因素的产生。本文以计算得出的可达矩阵为基础, 对可达矩阵的最高层因素的可达集P (S_i) 、先行集Q (S_i) 、交集C (S_i) 进行归纳 (见表6) 。

由表6可知, 按最高层因素集合的计算规则, 可得最高层因素为S₉、S₁₃, 同理计算得第二层因素集合为S₅、S₁₀、S₁₂, 第三层因素集合为S₂、S₇、S₈、S₁₄, 第四层因素集合为S₄, 第五层因素集合为S₁、S₃、S₆, 第六层因素集合为S₁₁。在此基础上, 可构建ISM模型 (见图1) 。

(1) 直接影响因素层:具体包括城市公共服务 (S₉) 和生态环境 (S₁₃) 两个因素。城市的核心在于人, 一个城市因人的聚集而形成, 因人的努力奋斗而繁荣, 也因人的离散而衰落, 新城产城融合的发展目标也以人作为核心。而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以及生态环境将会对人类生活、城市业态选择造成最直接的影响, 相应这两个因素对于新城产城融合的发展的影响也最为直接, 效果也最为直观。

(2) 核心影响因素层 (2~5层) :具体包括经济产出 (S₅) 、设施配套 (S₁₀) 、文化环境 (S₁₂) 、人力资源 (S₂) 、企业数量 (S₇) 、城市规划 (S₈) 、风险环境 (S₁₄) 、资本 (S₄) 、自然资源 (S₁) 、科技创新 (S₃) 、产业结构 (S₆) 。新城产城融合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的核心层是连接直接层和基础层的中间环节, 在系统中起传递影响的作用。其中自然资源, 科技创新、产业结构位于系统的第5层, 是重要的传递因素。城市拥有的自然资源的丰富性及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发展方向, 是否能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优势或克服自然资源劣势将直接影响新城产城融合发展的进程。同时, 自然资源也会对该城市的生态环境和产业结构产生直接影响。当前, 科技创新为现代化, 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一方面, 城市科技能力的强盛将会对资本具有较强的吸纳作用, 从而促进经济产出的增加。另一方面, 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将会营造一种创新的文化氛围, 从而吸纳更多的创业人才集聚。产业化与城镇化相互协调发展, 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产业结构的种类及部署, 将会直接对一个城市的资本结构、自然以及人力资源、城市规划、经济产出等造成直接影响, 推动传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进一步推进产城一体、产城互动, 促使产业发展和城镇建设协调共进, 是解决新城产城融合的重要途径。

(3) 基础影响因素层:主要包括制度环境 (S₁₁) 。制度环境将直接或间接地对其他上层因素产生影响, 是新城产城融合发展中应当关注的关键因素。一个城市拥有良好的制度环境, 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城市政府清廉、立法透明, 经济技术政策制定适合城市发展, 这将会为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资源优化配置提供良好保障。减少政府对市场的非正常干预, 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新城产城融合的发展。

本文在构建ISM模型结构的基础上, 通过建立交叉影响矩阵相乘分类模型 (MICMAC) 对各因素进行进一步深入剖析, 分析各影响因素所处的地位和作用。MICMAC主要通过识别系统中各元素的驱动力和依赖性, 从而在这些元素中找出新城产城融合的发展策略和着力点。MICMAC主要依据驱动力与依赖性的数值大小, 将影响因素划分成4类:自治簇、依赖簇、联系簇和独立簇。可通过求解可达矩阵的行和和列和分别确定各因素的驱动力和依赖性 (见表7) , 具体可表示为:

一般而言, 具有较强依赖性的因素表示其受大量的其他因素影响, 具有较强驱动力的因素则表示其影响着大量的其他因素。新城产城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MICMAC如图2所示。

新城产城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MICMAC分类分析结果基本与ISM模型结论一致, 位于基础影响因素层的S₁₁驱动力最强, 依赖性最弱, 即影响新城产城融合的最核心要素, 位于直接影响因素层的S₉与S₁₃依赖性最强, 驱动力最弱, 即影响新城产城融合的最直接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1) 自治簇影响因素 (第Ⅰ象限) , 属于这类的影响因素有人力资源 (S₂) 、资本 (S₄) 、企业数量 (S₇) 、城市规划 (S₈) 、设施配套 (S₁₀) 、文化环境 (S₁₂) 、风险环境 (S₁₄) 。位于自然簇的影响因素的依赖性和驱动力都较弱, 这些因素相对独立, 不太易受其他的因素影响, 在新城产城融合的发展过程中要单独考虑。

(2) 依赖簇影响因素 (第Ⅱ象限) , 属于这类的影响因素有:经济产出 (S₅) 、城市公共服务 (S₉) 、生态环境 (S₁₃) 。位于依赖簇的影响因素依赖性较强, 驱动力较弱, 往往处于ISM模型的上层。从MICMAC模型可知, S₉和₁₃依赖性最强, 分别受文化环境、经济产出、设施配套和自然环境、城市规划的影响, 是最直接的影响因素。首先, 城市公共服务配套不足是导致新城住房空置率高, 人口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对新城商业等服务经济发展和职住平衡产生了较大影响。以上海临港新城为例, 其在开发初期忽视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套, 导致新城无法对人口聚集构成足够的吸引力, 老城区的人口无法实现自发疏解。与此相对应的是, 新城城区人口不足将导致服务供给方供给动力不足, 形成恶性循环, 严重阻碍临港新城的经济社会发展。其次, 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产城融合的内在要求, 它将直接影响城市的宜居性、宜业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对新城人口和产业聚集的吸引力都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以扬州生态科技新城为例。其以“生态”作为其发展的核心主题, 在新城发展过程中全面推进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建设, 以实现区域煤炭零消耗、落后产能全淘汰和水环境整治全覆盖为具体目标, 打造美丽的宜居之城, 进一步聚集人气、财气和朝气, 促进新城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3) 联系簇影响因素 (第Ⅲ象限) , 本研究中, 没有这类影响因素。

(4) 独立簇影响因素 (第Ⅳ象限) , 属于这类的影响因素有:自然资源 (S₁) 、科技创新 (S₃) 、产业结构 (S₆) 、制度环境 (S₁₁) 。位于独立簇的影响因素驱动力较强、依赖性较弱。这类因素一般处于ISM模型的下层, 是影响新城产城融合发展的根本因素, 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对于产业结构, 其良好的发展是产城融合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和动力。如果一个新城的发展缺乏有效的产业支撑, 则会出现“有城无产”的现象。例如上海松江新城, 城市建设美观且宜居, 也吸引了大量市中心人口和来沪人员居住, 但由于新城内没有足够的产业集群以及高质量的商务办公、商业商贸、休闲娱乐等服务业作为产业支撑, 中高端就业需求不足, 导致大量新城居民每日往返于中心城区之间, 使松江新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睡城”, 严重阻碍了松江新城的发展。对于制度环境, 从MICMAC模型可知, 制度环境驱动力最强, 可以对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两因素产生直接影响, 同时对其他多个因素产生间接影响。在我国的新城建设和发展过程中, 政府往往充当着主要推动者和主导者的关键角色。目前国内在建的新城大都都是地方政府意志的体现, 在某种意义上政府所主导的制度环境将直接对新城产城融合的效果产生影响, 是新城产城融合发展的最核心要素。

通过建立新城产城融合发展影响因素的ISM、MICMAC模型, 分析影响因素间的层次结构关系以及各因素的依赖性和驱动力分布。研究表明:自然资源、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制度环境都有着较强的驱动力, 是影响新城产城融合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其中制度环境是最核心因素, 因此政府应根据新城区域实际状况, 提供完善配套的经济技术政策, 创造促进产城融合的良好制度环境。城市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是所有影响因素中依赖性最强的因素, 对新城产城融合发展进程有着最直接的影响作用。

本文基于新城产城融合发展影响指标体系, 探讨了新城产城融合发展影响因素间的复杂作用关系, 为寻求正确的新城发展模式以及促进新城健康可持续发展策略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但该模型是以主观分析为基础的定性分析模型, 未来应结合定量的研究方法对研究成果进行补充和修正, 为新城产城融合健康可持续发展策略提供更加准确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