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于春秋修建苏州古城时曾“相土尝水，相天法地”^[1]，其重“水土”“天地”之法实为一种基于自然法则与场所环境的科学营造方式，强调城市空间相对于所根植环境的生长和滋养的关系。将建筑视作自城市场域且有序生长的生命个体，是我们在东吴文化中心创作中的初衷。

苏州之于建筑的场所意义层次多元而具文化延度，所涉及的叙事要素既有地域历史的文化价值，也赋予了城市新生的实操意义。这座位于城市新区的文化中心将成为今道友信在论及城市美学时所强调的“古今接点”^[2]，同时成为城市理想中现代性与人本性部分的载体。建筑与城市环境的关系是先于其自身价值存在的，对东吴文化中心生长方式的探索应当回归以城市空间为前提的宏观视角。在以城市为主体的空间结构中，由街道、地块、建筑边界等控制性要素构成了城市肌理的“实”体构架，而构架内由道路、建筑界面等元素所限定出的广场、绿地、庭院等空间则构成与之相对的“虚”体元素。处于苏州古城新区空间结构中，东吴文化中心通过形态拓扑、空间流动、界面分异的方式，构建出呼应城市肌理的城市界面与呼应城市底蕴的开放庭院。从城市空间耦合的角度，是以具有逻辑理性与空间质感的场所之“义”，实现建筑与城市在空间体系上的内外相合、虚实相生。

在关注地域特质的意义层面上，符号学的运用为东吴文化中心的设计提供了一种更具系统性，也更接近建造本质的思路。皮尔斯针对符号体系划分的“图象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在这里与糅合人文自然的社会意识、审美认知、城市精神发生等维度对接，具有表意功能的符号经过抽象、提炼、转译、重构后使东吴文化中心的文化要义得以表达。

我们尝试在浓郁地域性的文化符号与现代性之间建立一种切实和可协调的关联，这种关联有别于单一表层的视觉特征，需寻求二者在深层结构上的相似性。石水相生的自然意象对于苏州无疑是环境基因中最具特性的部分，怎样用这样的特质符号恰当表述建筑系统的各层级而非表层形式，是我们在设计过程中着力探讨的问题。

“石水”符号在这里指代文化中心建筑系统中的物质性，体现于从体量雕琢、表皮刻画乃至空间体验、生成原理的建筑系统各层次中。容纳更多功能空间的建筑主体在整体上呈现出质感挺括的方整形态，青少年活动中心（兼具书场功能）与之从同构形态中剥离出来，形成二元虚实体量在空间上的对立平衡关系，而从方形实体中置取柔性流体的塑形方式又与太湖石水的共生模式具有自然状态下的一致性。体量生成方式奠定了地域文化符号在建筑体系中得以深度表达的基础，建筑表皮的细部构成则进一步强化并延伸了这种表达。围合内广场的建筑立面通过控制表皮铝板的尺度变化形成抽象的图示节奏，以适宜的现代材质对唐寅山水画进行重构式再现。面向城市的实体界面被赋以水流冲刷般的细部肌理, 自然符号在建筑空间中渗透的细微度提升了符号表征体系的完整性。

流转灵动的空间形态借助石水、园林、廛巷等传统要素所对应的图象符号，同时在空间内容的控制中综合运用大量侧重本体形态并与“动力对象”关联的指示符号^[3]。基于对建筑使用者行为活动导引性的思考，指示符号多与路径的方向性与空间的标志性相关：如沿城市道路界面的底层人行空间大量采用玻璃幕墙，以形成连通庭院的流线型边界，强化建筑与城市间互动的高频度；以景观组织的内部庭院与多点位入口联系形成多向景观路径，并以此构成城市与建筑内部、建筑内各场馆之间的联动层级；图书馆内顶部自然采光的公共空间、青少年活动中心通透的开放式中庭等空间形成促进交流行为发生的指示性符号语言。

在传统文化的认知中，“化成天下”当以“观乎人文”为前提，城市文化场所的演化生成同样与其环境相关的人文要素密切对应。与图像符号及指示符号对形式的强调不同，象征符号在项目设计中更注重以建筑空间意境表达人文要素中可以被提取的意识形态部分，这种表达方式与荣格“原型意向”对社会集体记忆的深层触发较为相似^[4]。

山水园林的感知元素在建筑空间中得到适当转译：中心景观广场边界由围合的场馆单元限定，虚实节奏性的对比打造出吴地山水的画面层次与质感；空间的转承节点以非线性代替线性，开合曲直的行走路径呼应园林般俯仰有致的布局法则；GRC外墙、玻璃幕墙与庭院景观均采用相对纯净的色调，质朴的淡彩晕染出江南水乡的景致意趣。

对于隐喻意境的解读可以借鉴胡安·邦塔基于皮亚托符号学所提出的关于建筑符号学应用的“意指的丰富度”^[5]，以此与项目意境营造所涉及因素建立真正全面的表意关联，关注相对的、现代的、实用的价值存在，同时也关乎历史、艺术和永恒的价值。苏州缘水而兴的市镇形态演变与源远流长的吴地文化风貌涵盖内容广博，建筑以竹木景观、动静流线、透叠空间等隐喻性元素组织形成对古城文脉深层传承的空间整体，也希望面向价值的承古方式能使这里成为真正“人文化成”的城市场所。

项目所在的吴中区为位于苏州南部的经济文化发展新区，同时又作为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具有深厚的底蕴。东吴文化中心作为区域内处于优越地理位置的文化建筑综合体，承载着区域乃至城市的会议、展览、文艺等多项重要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姑苏新区文化发展的场所象征。从这个角度讲，以吴中区为主的城市环境成为影响文化中心生长逻辑的最大要素，而建筑本体的生长结果也成为了城市理想的物质载体。

项目的空间建构触及建筑个体与所在城市体系的关系及建筑自身作为系统整体的内部关系两个层面，两个层面的空间操作同时发生并最终形成由外而内的理性逻辑。

文化中心建筑的社会属性决定其外部形态应作为既有城市肌理的合理织补，而其内部的文化综合体功能属性则对应着流动性秩序与非固化形制，“双重界面的差异”使这一建筑以完型对话城市并以弹性组织内部成为最具合理性的空间策略，同时“局部的封闭以总体的开放作为条件，城市人流的引入与公共活动的发生会通过界面和空间的流动性得到实现”^[6]，就建筑整体而言，“双重界面”从根本上是以功能理性和建构逻辑为基点，在三维空间内完成的多向度曲线拟合。

建筑界面双重性的确定也为总体形态的推敲提供了更具适用价值的思路，我们在此基础上将由文化馆、图书馆、档案馆、规划展示馆、会议中心、青少年活动中心组成的“四馆两中心”以使用流线为依据整合成复合空间体系，并将这种功能空间层面上的“以流定形”的空间策略反映到形体把控中，促成外在形态对内在功能的真实性表达。流线影响下的形体生成兼顾环境行为学中的“环境决定”与“相互作用”^[7]，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吴地水体特征所对应的图像符号进行抽象性投射。因此, 复合功能的多场馆文化中心以立体化的庭院、廊道、大堂等介质空间联系各功能性要素单元, 功能单元在流动结构中的交叠互通激发人与环境相互认同与改变的可能性。

建筑形体生成的流线逻辑成为了指导深化设计所遵循的内在精神，因此独立的青少年活动中心作为“以流定形”的重要元素，被环境和流线打造成独特的水滴形。为营造通透而晶莹的水滴意象，面积约2万m²的青少年活动中心，共计有8 000余块不同尺寸和弧度的玻璃板块镶嵌在室内空间桁架上，我们通过数字化三维模拟，对整体参数模型进行迭代计算和微调，最终控制每块玻璃的翘曲尺寸在玻璃板块长度的1%内；同时通过现场钢结构坐标定位，采用现场玻璃冷弯的技术使平板玻璃形成预设的弯曲，实现了平板玻璃拟合三维空间曲面的构想。最终通过精准的深化设计和现场控制，表达出了符合预想的苏州水润气质。

作为“石水相生”的另一个重要元素，建筑外表皮的实体部分意图隐喻太湖石在水流冲刷下形成的自然纹理，为实现有一定随机性且富有联想意义的效果，我们设定了数种纹理模板，采用粗骨料GRC材料，在数控高压水流冲洗下形成了特定的肌理。通过GRC与玻璃的材质结合表现出我们对苏州城市和文化的理解，“石水相生，刚柔并济”，呈现出了地域性和时代性在建筑和空间中的映射。

开敞性质的内院空间试图表达不同于外界面的流动性和丰富度, 我们将唐寅山水手卷进行抽象处理, 利用数字化手段调整水平格栅的高度变化, 模拟变幻而富有联想的山水意象, 结合写意的景观竹林, 营造出隐于城市的世外园林。

古时苏州狮子林美景令巡游至此的乾隆兴叹“端知城市有山林”。如今我们在苏州古城新区为城市打造一处自然并与城市滋养共生的文化场所，既具怀古而开今的心境，亦有存续而启新的匠心。希望姑苏今日的“山林”新境，生长于斯，春风荣物。

业主:苏州国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建筑设计: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集团) 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任力之

设计团队:魏丹、司徒娅、戴鸣、仲维达

总建筑面积:143 519.96m²

设计时间:2012.02～2013.02

建造时间:2013.12～2018.08

摄影:章鱼建筑摄影工作室